论中西人性论的神话渊源

摘要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大区别即在于中国人笃信人性之善，而西方人深知人性之恶。这种分歧是有其神话渊源的。洪水神话中中国“治水”而西方“避水”的细节差异就已经显示了两种文化的不同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Mythological Figure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Human Nature

QI Yun

(Humanity College of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Qinghai 810008）

Abstract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is that Chinese people believe in the good nature of human, but westerners know the evil of human nature. This difference has its origin myth. In Flood Myth, Chinese "control the water" but the West "avoid the water, " the detail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has shown the different values.

Key wordsFlood Myth, human nature, mythological figures

1 避水与性恶论

西方文化一直以来就对人性缺乏信心。人性为什么是恶的，西方人没有作过多的证明，因为这在他们而言，是不言自明，无需求证的。在基督教中，人性问题就是以“原罪”理论作为基础的。对基督教的“原罪”理论进行了最透彻阐释的是著名的拉丁教父奥古斯丁。在奥古斯丁看来，所谓恶就是指：（1）“物理的恶”：“物理的恶”是指由于任何自然事物作为被创造物都缺乏创造者(上帝)本身所具有的完善性，自然万物与上帝相比的都是不完美的；（2）“认识的恶”：“认识的恶”的产生是因为人的理性不可能达到上帝那样的全知，从而难免会在认识过程中缺乏真理和确定性，它是由人的理性有限性所决定的；（3）“伦理的恶”： “伦理的恶”则是由于意志选择了不应该选择的东西，放弃了不应该放弃的目标，主动地背离崇高永恒者而趋向卑下世俗者。在这三种恶中，前两者都可以用事物本身的有限性来解释，属于一种必然性的缺憾。但是“伦理的恶”却与人的自由意志有关，因此它可以恰当地被称为“罪恶”，奥古斯丁“原罪”理论的核心就是关于这一类恶的原因的探讨。在他看来只有善才是本质和实体，它的根源就是上帝，而罪恶只不过是“善的缺乏”或“本体的缺乏”。上帝作为至善，是一切善的根源。人罪恶的产生，是由于自由意志引诱人背离上帝而自甘堕落的结果，因此，人的自由意志是罪恶的原因，它的实质是对上帝或善之本体的背叛。西方由“原罪说”引出的性恶论是对人性的普遍不信任，除了上帝之外没有第二个人能充当善与恶的裁判者，只有上帝才是最完满的最大的善，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有罪之身，任何人都不敢称自己已达到至善。

这种对人性恶的认识，早在洪水神话中就表露无疑，无论是史诗《吉尔伽美什》还是《阿特拉西斯史诗》或《圣经》中，神（上帝）都是洪水的发动者，他之所以要发洪水，目的正在于惩罚人类。在《圣经》中正是因为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辜负上帝的美意，被上帝赶出天堂乐土后，人类依然自甘堕落，罪恶横生。这个罪恶，当然是性混乱的罪恶。①上帝看见人类作恶想要毁灭人类，又教给义人诺亚制造方舟的方法使其避开灾难，最后与人类立约使之不再遭受灭顶之灾。由于来自上帝，旨在惩罚人类的洪水代表着天理，无比正当，故而可避而不可治，被洪水毁灭的人是罪有应得，而受了上帝的青睐避过灾难的义人诺亚则是幸运儿。上帝赐福给诺亚和他的儿子，在洪水之后和幸存的物种立约，上帝对诺亚和他的儿子是这样说的：“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是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圣经 ・创世记》）人类所遵守的人伦道德规范乃是神所制定的戒律。人由于性恶，难以自我救赎，只有上帝才是救赎者。

2 治水与性善论

和西方文化相反，中国文化里性善论一直占据着不可动摇的至尊地位。虽然孔子谈人性只是说：“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未直接言人性之善恶，但他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矣”（《论语・学而》这已经血缘亲情视为人之为人的本质，隐含着对人性善的期许。同时他认为“仁”就是最高尚的道德，最完美的人格，主张“仁者爱人”，这其中不难发现孔子思想中已透露出来“人性本善”的倾向。孟子则对人性是善是恶作出了非常明确的回答，他说：“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并以其著名的“四端说”加以证明：“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此后，这种说法在宋明理学中进一步发展深化，二程、朱熹增加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分说法，但天命之性本善却是根本。所谓天命之性是“理”，“理则无有不善”，而气质之性则“一本而万殊”。以此补充孟子人性本善的不够全面之处，如他所说：“孟子说性善，他只见得大本处，未说得气质之性细碎处”。（《朱子文集卷五十八》）明代心学虽作为理学的对立面出现，但在人性论上，理学心学则相当的一致。王阳明说：（下转第181页）（上接第140页）“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性无不善，则心之本体，本无不正也”。（《传习录》）因为儒者们意识到，性善论乃是儒家学说的根基所在，是必须坚守的理论底线。

性善论其实并非完全由孔孟向壁虚造，它能够淘汰性恶论取得广泛的认同绝非偶然，其实在中国洪水神话中早有认同性善的倾向。前文已证，所谓洪水就是，在《圣经》洪水神话中，人类性混乱被视为是不可饶恕的罪恶，洪水是由上帝发动惩罚人类的，人类是罪有应得，隐含着人性恶的判断。而在中国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神话中，神话只是渲染了女娲、大禹治水之功绩至伟，但“洪水灾难的原因不清楚”。虽然在《淮南子》上刻意将洪水与共工联系了起来：

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本经训》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天文训》

“可是，共工为什么要发动洪水呢？第一段材料没有丝毫交代。第二段材料似乎交代了起因：‘与颛顼争为帝’；但这不是用来解释洪水的直接起因，而是广泛解释中国地形何以西北高、东南低这一特点的形成原因。”②何以在视男女之大妨为洪水猛兽的中国反而不直斥人类性混乱的罪恶呢？孟子的一段话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原来因为极其重视人伦教化的作用，反而使中国人能够原谅未经教化的先民的滥交，照着儒家的观点没有以人伦道德规范其行为的人并不算真正的人，是“近于禽兽”的。由于女娲整治人伦秩序之功，她才被视为造人者。在中国人看来，女娲整治性混乱的洪水之后的以人伦道德规范自己行为的人才算真正的人，女娲造人是可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的。治水之前人间男女混杂，不媒不娉，没有任何道德规范，而这是不能怪罪百姓的，这只是说明“人之道”未能确立。因为“人之道”未能确立，自然界也是天下大雨，江河泛滥，导致“天之道”也未能确立。“人道”即“天道”的逻辑关系于此可见。

“人之道”的确立同时意味着“天之道”的确立。女娲、大禹整治洪水之后，人类发现了自我的本质，所谓人性，在中国人看来，就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孟子・离娄下》）的良知良能。因为人性本善，故而人类不必靠神的救赎，就能够自我救赎。人与天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所谓“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在道德意义上天人是合一的。

3 结语

由此可见，西方传统中的“人性恶”的主张，“主客为二，天人相分”、“法治精神”，“契约精神”都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在中国，尽管“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儒家的关注点在于社会人生，人伦日用，其宗旨在以教化天下为己任，推崇以仁义之道治国的政治理想。在天道与人道之间，思索的出发点与终结点都是人道，天道是为人道服务的。人伦道德从一种普通的社会规范上升到了宇宙间普遍原则的高度。但从其思想渊源来说，亦有其神话原型。我们从中原洪水神话中是不难找寻神话与儒家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的。

注释

①启良.中国文明史[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②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7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