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中非刑罚处理方法的价值解说与体系构建

摘要：非刑罚处理方法在刑事和解中有着重要的工具价值和功能价值。非刑罚处理方法的工具价值体现在承担加害人刑事责任、实现刑事和解功能和保证达成刑事和解三个方面。恢复被害人损害、促进加害人回归社会和修复社区关系是非刑罚处理方法在刑事和解中的功能价值。刑法中现有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不能完全适用于刑事和解，应当以刑事和解中非刑罚处理方法的功能为导向，在现行刑法非刑罚处理方法体系之外构建适用于刑事和解的非刑罚处理方法新体系。

关键词：刑事和解；非刑罚处理方法；价值

中图分类号：D914；D9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2-0056-07

在和谐社会这一宏大时代背景下，刑事和解在我国刑事司法和刑事理论中备受瞩目。作为发端、发达于西方的刑事司法制度，刑事和解在被介绍、引入本土后，本土研究的重点多集中于对其理论基础评述、价值功能解析和制度构建与具体适用等方面，而对与其紧密相关的配套措施的研究鲜有问津。对此，有学者指出：“为了使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行性、合理性得到有效的发挥，也为使刑事和解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实处，还应当建立一些与刑事和解制度相配套的相关措施。”笔者认为，配套措施是刑事和解制度的组成部分，理论研究对此应予以关注。在本文中，笔者将就刑事和解制度中的配套措施——非刑罚处理方法的体系构建展开讨论。

一、刑事和解的理论根基

任何一项制度设计，均应有相关的理论为根基。因此，笔者在对刑事和解制度中非刑罚处理方法的体系构建展开讨论之前，先对刑事和解的理论根基进行介绍，为后文论述作必要的理论铺垫。

刑事和解，是指对于加害人自愿认罪的案件，加害人与被害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协商，通过赔礼道歉、经济赔偿、劳务补偿等方式达成当事人之间的和解，从而化解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办案机关在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基础上，综合案件情况，特别是犯罪的危害性、加害人悔过、赔偿情况及被害人态度等因素，作出相对较为宽缓的处理，包括撤销案件、不、定罪免刑以及从轻量刑等。根据美国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的分析，刑事和解以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为理论基础。平衡理论以“被害人在任何情况下以何为公平、何为正义的合理期待的相对朴素的观念为前提。当先天的平等和公正的游戏规则被加害人破坏时，被害人倾向于选择成本最小的策略技术来恢复过去的平衡”。该理论认为，刑事被害人通常希冀通过采用成本最小的方式恢复自己因犯罪而受到的损害。叙说理论则从心理学的角度说明在刑事和解过程中，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对被害人受到的精神伤害所具有的恢复意义。根据叙说理论，被害人与加害人在刑事和解中的沟通、交流就是对被害人心理进行治疗的过程。在这种模式下，加害人的作用就是通过与被害人一起分析犯罪故事的情节、人物和主题来实现对故事的共同重构。叙说过程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故事内容本身，而在于叙说的过程，在于叙说者与受众之间的共鸣。加害人在此所扮演的也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故事补充者的角色，且还充当了被害人情感的最佳发泄对象。这种角色，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由心理治疗专家真正替代。恢复正义理论建立在平衡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利益的观点之上，认为犯罪打破了上述三种利益之间的平衡；刑事和解的意义在于：“对被害人而言，修复物质的损害、治疗受到创伤的心理，使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恢复旧有的平衡；对加害人而言，向被害人、社会承认过错并承担责任，在确保社会安全价值的前提下交出不当利益从而恢复过去的平衡；对社会而言，受到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了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共同修复，从而恢复了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平衡。”

二、非刑罚处理方法对刑事和解的工具价值

非刑罚处理方法是刑事和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刑事和解有着重要价值。非刑罚处理方法对刑事和解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其对刑事和解的工具价值方面。在刑事和解中，非刑罚处理方法有以下三种工具价值：

1 非刑罚处理方法是刑事和解中加害人承担刑事责任的重要方式。刑事责任是犯罪人因其实施的犯罪行为而必须承担的、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对其行为作出的否定性评价和对其进行谴责的责任。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只要实施了犯罪行为，行为人就必须承担与其犯罪相适应的刑事责任。对刑事和解中的加害人，同样如此。在域外，刑事和解有四种模式，即社区调停模式、转处模式、替代模式与司法模式。对加害人而言，这四种模式具有不同的性质：“（1）在社区调停模式、转处模式、替代模式下，刑事和解使刑罚的判决或执行不再具有实际意义，因而具有刑罚替代措施的性质。（2）在司法模式下，刑事和解是一种附属性的教育惩戒措施。”在本土环境中，刑事和解存在三种模式：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司法调解模式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在这三种模式中，刑事和解的法律后果是司法机关对加害人不予刑罚处罚或者减轻刑罚处罚，因此，刑事和解同样具有刑罚替代措施和教育惩罚措施的属性。当刑事和解作为刑罚替代措施时，对加害人不再处以刑罚；当刑事和解是惩罚教育手段时，对加害人适用较轻刑罚。在刑事和解中，对加害人不予刑罚处罚或者从轻处罚，是否意味着加害人不承担刑事责任或者少承担刑事责任呢？如此，是否违背了有罪必有责和罪责相适应的刑法基本要求了呢？事实显然不是如此。因为在刑事和解中，加害人总是会履行一定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义务，以获取被害人的谅解而接受刑事和解。加害人履行该义务，在刑事和解中就是其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加害人履行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义务，在刑事和解中要么承担了全部刑事责任而使加害人避免了刑罚处罚，要么分担了部分刑事责任而使加害人得到了较轻刑罚处罚。因此，对加害人不处以刑罚或以较轻刑罚处罚并不意味着加害人不承担或少承担刑事责任，而是加害人通过非刑罚处理方法承担了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对此，有论者指出：“刑事和解的意义在于，在传统的刑罚体系之外为加害人的侵害责任提供了一种新的承担方式。”该论者所说的传统刑罚体系之外的责任承担方式，其实就是以非刑罚处理方法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因此，在刑事和解中，非刑罚处理方法是加害人承担刑事责任不可或缺的方式。

2 非刑罚处理方法是实现刑事和解功能的重要手段。我国学者认为，在中国语境下，满足被害人的补偿需要、促成案件的有效解决和促进社会政治稳定是刑事和解的功能。刑事和解这三项功能的实现有赖于非刑罚处理方法的运用。首先，刑事和解补偿功能的实现离不开非刑罚处理方法。在刑事和解中，被害人居于核心地位，主导着刑事和解的进程和决定着刑事和解的结果。加害人要想与被害人实现和解，就必须根据被害人在犯罪中的物质损失和精神伤害的情形，实施一定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以满足被害人的损害补偿需要；只有加害人实施了一定的非刑罚处理方法行为，满足了被害人的补偿需要，被害人才会同意和解，双方的刑事和解才会达成，此时刑事和解才具备满足被害人补偿需要的功能。其次，刑事和解促成案件有效解决功能的实现也离不开非刑罚处理方法。在刑事和解中，以和解方式解决刑事纠纷是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合意选择，是双方意思自治的结果，符合双方的利益需求。根据刑事和解平衡理论，“当先天的平等和公正的游戏规则被加害人破坏时，被害人倾向于选择成本最小的策略技术来恢复过去的平衡”。因此，对于被害人而言，由加害人实施一定非刑罚处理方法行为的和解方式解决刑事纠纷，避免了冗长繁琐、结果不定的刑事诉讼程序，符合其希望采用最小成本的策略技术恢复被犯罪打破的平衡，迅速摆脱刑事纠纷搅扰的心理。可见，非刑罚处理方法易为被害方所采纳。对于加害人而言，履行一定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义务，以刑事和解方式终结案件，能避免因被定罪量刑而招致的牢狱之灾或者因此而被从轻处罚，迎合了加害人在刑事纠纷中趋利避害的心理。因此，非刑罚处理方法也更能为加害方所接受。由此可知，刑事和解中非刑罚处理方法兼顾了被害与加害双方的利益。在利益的引导下，被害方通常会接受刑事和解，化解与加害方的刑事纠纷；加害方也能更积极主动地履行非刑罚处理方法义务而实现刑事和解，从而推动案件的有效解决。再次，根据刑事和解恢复正义理论的要求，在刑事和解的实践中应当恢复因犯罪而打破的加害人与受害人、社区之间的平衡，因而其在客观上具备了促进政治稳定的功能。在刑事和解实践中，被害方与加害方之所以能达成和解，关键就在于加害方实施的一定非刑罚处理方法行为满足了被害方的损害恢复要求，弥补了被害方的物质损失，抚慰了被害方的精神伤害。因此，刑事和解在化解双方矛盾的同时，让社区居民感受到了加害人向善守法的积极态度，融解了对其再犯的警戒心理，有利于恢复因加害人犯罪行为而给社区秩序造成的破坏，在客观上也修复了加害人与社区之间的矛盾。总之，在刑事和解中，加害人通过实施非刑罚处理方法行为，恢复了其与被害人和社区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减少了危及社会稳定的消极因素。

3 非刑罚处理方法是达成刑事和解的重要保证。在刑事和解中，由于被害人在刑事纠纷中处于主导地位，是否以刑事和解解决纠纷，能否实现刑事和解，关键取决于被害人的态度。而要被害人愿意采用刑事和解方式解决刑事纠纷并最终接受刑事和解，其前提是被害人物质恢复和精神恢复的要求得到满足。满足被害人的恢复要求，就要求加害人从物质层面和精神角度在刑罚方法之外实施一定的弥补。可见，只有在加害人针对被害人的损害恢复需要实施了一定的非刑罚处理方法行为时，被害人才可能接受刑事和解。因此，非刑罚处理方法是刑事和解实现的重要保证。

三、非刑罚处理方法对刑事和解的功能价值

非刑罚处理方法之所以为刑事和解制度所不可或缺，还在于其对刑事和解有着重要的功能价值。在刑事和解中非刑罚处理方法有以下三种功能价值：

1 恢复被害损害的功能价值。基于犯罪是“孤立的个人侵害整个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的经典界定，在传统的司法模式下，刑事案件中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矛盾被衍化为国家与加害人之间的对抗，国家包揽了被害人的所有权利。在这种司法模式下，国家利益被推高到了极致，而“‘被害者一加害者’的个人关系被搁置一旁，被害人在诉讼中的作用被弱化……这样做的后果往往使被害人和加害者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被害人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抚慰，甚至可能再次受害。”不同于传统司法模式，刑事和解制度以被害人的利益为中心，尤其强调对被害人损害的恢复。在刑事和解中，为了修复被害人精神伤害或弥补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促使被害人接受刑事和解，以避免刑罚处罚或者得到刑罚从轻处罚，加害人会积极实施一定的非刑罚处理方法行为以满足被害人的恢复要求。因此，非刑罚处理方法具备对被害人精神伤害的修复功能和物质损失的弥补功能。

2 促进加害人回归社会的功能价值。在传统司法模式下，刑罚是促成犯罪人回归社会的主要手段。然而“刑罚的首要特征在于它的惩罚性，不能给罪犯带来一定的痛苦或利益损失就谈不上刑罚的存在。这种惩罚性并非仅仅是为了实现正义报应的需要，它对于帮助罪犯从痛苦中感受正义的力量、犯罪的无价值性和非功利性，从而促使其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从痛苦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和法律观念也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惩罚性和强制性是刑罚的属性。而刑罚的惩罚性和强制性与现代刑罚所追求的罪犯回归是背离的。对此，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就曾指出：“就自由刑的性质论，它是否适合于教育目的还值得怀疑。监禁教育是强制教育，而强制就会产生对抗……现时的监狱建筑，防止越狱的堡垒，对犯人处处设防的囚牢，都构成了教育障碍，而教育只能在信任的气氛中进行。”由此可知，刑罚手段对促进罪犯的社会回归作用是有限的。在刑事和解模式下，非刑罚处理方法则对罪犯的回归有着重要意义。首先，在刑事和解中，当加害人以非刑罚处理方法承担了全部刑事责任时，避免了因对加害人定罪量刑而给加害人贴上罪犯标签，使得加害人能以正常身份回归社会生活。其次，当被害人以非刑罚处理方法承担了部分刑事责任时，通常会减轻对犯罪人的刑罚处罚。这样既弱化了因刑罚的惩罚性而对罪犯回归社会的不利影响，也软化了犯罪人对加害人、社会及司法系统的敌对态度，能更好地接受法律裁决，接受刑罚改造而回归社会。最后，在刑事和解中，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平和沟通、坦诚对话和履行相对宽缓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义务，也有利于促使加害人真正反悔、内疚，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犯罪行为的危害性，更加客观的对自己的主观恶性予以反思和否定，从而为其回归社会奠定思想基础。因此，在刑事和解中，非刑罚处理方法具备促进加害人回归社会的功能。

3 修复社区关系的功能价值。修复因犯罪而受到损害的社区关系也是非刑罚处理方法的功能之一。恢复正义理论是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之一。“恢复正义理论首先强调的是犯罪不仅仅是对法律规范的违反，对政府权威的侵犯；犯罪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对多方面的伤害，包括对被害人、对社会、甚至对犯罪行为人本人的伤害。”因此，在该理论看来，“犯罪行为是非正义的，它不仅简单地违反了法律，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也给被害人和社区造成了实际的损害，犯罪行为和犯罪人与被害人、社区的关系极为密切。因此，要伸张社会正义，必须恢复犯罪行为人对被害人和社区造成的损害”。由此可知，犯罪行为在对国家和被害人造成危害的同时，会对社区造成不利影响。在刑事和解中，加害人实施的非刑罚处理方法行为在具备被害损害恢复功能和促进加害人回归社会功能的同时，还具备社区关系的修复功能。一方面，加害人通过实施一定的非刑罚处理方法行为，向社区居民昭示了其悔罪自新的积极态度，解除了社区居民对其再犯而可能再次受到犯罪伤害的恐慌心理。另一方面，刑事和解由于倡导社区在加害人回归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因此，社区通常积极参与了加害人回归社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区居民能够更为直观地见证、感受到加害人实施非刑罚处理方法行为的主动性、积极性及其效果，从中深刻地体察到加害人弃恶向善的积极态度，恢复社区免遭犯罪侵害、重构社区安宁的信心。因此，在刑事和解中，加害人实施的非刑罚处理方法行为具备对社区关系的修复功能。

四、在刑事和解制度中构建专门非刑罚处理方法体系的必要性

刑法第37条规定：对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刑法第17条第4款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由此可知，在我国刑法中有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责令管教和政府收容教养七种非刑罚处理方法的规范形式。笔者认为，现行刑法中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体系难以适应刑事和解对非刑罚处理方法的要求，在刑事和解中构建专门非刑罚处理方法体系是必要的。其理由如下：

首先，刑法中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与刑事和解中的非刑罚处理方法在司法理念和价值目标上存在差异。刑事和解以恢复性司法为思想渊源，倡导全面恢复的司法理念，其在强调犯罪人回归社会的同时，更加关注被害物质损失、精神伤害的恢复和修复社区关系。因此，刑事和解中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也得体现全面恢复的要求，应当以恢复被害物质损失和精神伤害、修复社区关系和促成罪犯回归社会为价值目标。而在传统司法模式下，基于国家公权的强大与被告人的弱小，从人权保障的需要出发，确立了“被告人中心论”的刑事诉讼模式，该模式以“罪犯恢复”为司法理念。在“罪犯恢复”理念引导下，刑事处遇措施以被告人回归社会为价值目标，受到犯罪侵害的被害人与社区则处于刑事司法视野的边沿而被忽视。现行刑法中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体现了这一价值目标，它们基本上围绕着对犯罪人的矫正教育而设计，或者注重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如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或者强调对犯罪人进行权益剥夺而使其感受痛苦，从而实现对其行为之矫正，如赔偿损失、行政处分、行政处罚、收容教养等。在以上非刑罚处理方法中，赔偿损失能够恢复被害物质损失，赔礼道歉有助于被害精神伤害的恢复。然而，仅有赔礼道歉对于实现精神伤害恢复的目标是不够的。因为，精神伤害的恢复一方面有赖于加害方赔礼道歉等外部抚慰方式；另一方面，被害人积郁于内的精神痛苦和报复情感的向外宣泄、释放对于其精神恢复也是不可或缺的，赔礼道歉对于将被害人精神痛苦和报复情感宣泄于外却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刑法中的非刑罚处理方法只能部分实现精神伤害恢复的目标。修复社区关系的非刑罚处理方法在现有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体系中更是阙如。可见，司法理念的差别导致了刑事和解中非刑罚处理方法与刑法中非刑罚处理方法价值目标的差异，刑事和解中非刑罚处理方法的价值目标比刑法中非刑罚处理方法的价值目标更加丰富。如将刑法中的非刑罚处理方法适用于刑事和解，将会因其单一的价值目标而难以满足刑事和解中非刑罚处理方法多样化价值目标的要求，导致刑事和解不能有效地实现被害精神恢复和修复社区关系的价值诉求，因而可能不为被害人接受而难以达成刑事和解。即使在被害人接受刑事和解的场合，也会因该刑事和解没能修复社区关系而消解刑事和解的法律意义和社会效果。

其次，刑法中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与刑事和解中的非刑罚处理方法的功能样态和功能对象不同。我国刑法学者认为，刑法中的非刑罚处理方法具备惩罚、教育、改造罪犯的三种功能样态。非刑罚处理方法的惩罚功能是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非刑罚处理方法来达到惩治和处罚犯罪人的效果；教育功能是指通过适用非刑罚处理方法教化犯罪人，培育其正确的法律操守，帮助其树立正常的道德情操和价值观念；改造功能是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非刑罚处理方法纠正其产生犯罪的思想根源与行为习惯，避免其再次犯罪。从以上对非刑罚处理方法的功能样态的具体分析可知，刑法中非刑罚处理方法的功能对象是犯罪人。刑事和解中非刑罚处理方法的功能样态分别为恢复被害人损害、促进加害人回归社会和修复社区关系，因此，被害人、加害人及犯罪侵害的社区分别是刑事和解中非刑罚处理方法的功能对象。刑法中和刑事和解中非刑罚处理方法的功能样态和功能对象的不同，决定了刑法中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不能被适用于刑事和解之中。如将刑法中的非刑罚处理方法适用于刑事和解，一方面，会因刑法中的非刑罚处理方法只对犯罪人产生功能效应而使得其对加害人和社区的功能无法发挥；另一方面，会因刑法中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与刑事和解中非刑罚处理方法功能样态的差异而使得刑事和解对非刑罚处理方法应具备恢复被害人损害、修复社区关系的功能需求难以满足而影响刑事和解的实现。

再次，刑法中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与刑事和解中非刑罚处理方法维护的利益不同。自人类迈入国家文明以来，犯罪就不再被视为个人之间的冲突，而被看做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对抗，犯罪被认为是侵犯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于是，被害人追究犯罪人责任的个人权利升华为国家追诉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国家权力，国家追诉犯罪的刑事责任也就成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与之相适应，国家应对犯罪的具体措施也应当符合社会整体利益之需。刑法中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作为刑法应对犯罪的具体措施，体现了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思想。无论是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等对犯罪人进行思想教育的非刑罚处理方法，还是赔偿损失、行政处分和行政处罚等惩罚性非刑罚处理方法，其设计无不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指导思想，即矫正、改造犯罪人，促使其回归社会，从而保护社会的安全。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思想的驱使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利益没有得到重视，甚至还受到损害。如代表国家的公诉方为了获取证据，可能反复向被害人询问案件的详细情况，在询问中被害人被迫对犯罪进行场景再现，被害人因此可能陷入对犯罪的痛苦回忆，也可能其个人隐私一再被暴露于外。如此，被害人的精神伤害不但没有得到恢复，反而可能造成二次伤害。刑事和解不同于传统司法模式，它将维护被害人的利益置于至高地位，被害人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决定是否与加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因此，如将刑法中的非刑罚处理方法适用于刑事和解，可能会因该方法对社会整体利益照顾有余而对被害人利益维护不足，而为被害人所摒弃，难以达成刑事和解。

综上所述，刑法中的非刑罚处理方法难以适用于刑事和解，应当构建与刑事和解制度相适应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体系。

五、刑事和解制度中构建非刑罚处理方法体系的路径选择

近年来，有司法机关对在刑事和解中适用非刑罚处理方法进行了改革尝试，并获得了一些经验。但是，在试水过程中，也衍生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和解是以刑事赔偿为主要内容，以被害人的物质满足为基本导向……因而，中国式的刑事和解已与其经典模式发生了功能意义的背离。”可见，在我国刑事和解实践中，存在非刑罚处理方法适用方式单一和功能背离两个问题。要消解这两个问题，关键在于要以刑事和解的基本功能为导向，确立形式多样、适用性强、司法选择余地大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体系。由于刑事和解中的非刑罚处理方法有恢复被害损害、促进加害人回归社会和修复社区关系三种功能，那么就应以这三种功能为导向，在刑事和解中构建如下非刑罚处理方法体系：

1 当面悔过。当面悔过就是指加害人以言词方式就自己的犯罪行为当面向被害人作出反悔的否定性意思表示。根据刑事和解的叙说理论，加害人以直接面对面的方式向受害人表达自己的后悔意思，对于刑事和解的成功达成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加害人以当面表达自己悔意的方式，一方面能够让受害人直接感受到加害人对自己犯罪行为后悔、内疚的态度，从而有利于平息受害人的报复情绪，抚慰其受伤的心灵；另一方面，也能让受害人直接体察到加害人对自己实施的犯罪行为予以否定的诚恳态度和希望与受害人达成和解的迫切愿望，从而有助于受害人谅解加害人而促进和解的达成。

2 当面赔礼道歉。当面悔过虽然对抚慰受害人具有积极作用，但是仅有加害人对客观犯罪行为的否定还不够，精神恢复还要求加害人进行主观恶性的自我否定与自我谴责。加害人只有当面向受害人表达自我谴责意思，承认自己的主观罪错，才有可能进一步地获取受害人的谅解而恢复正常的情感和精神。加害人以当面向受害人赔礼道歉的方式，使受害人能直接感受到加害人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谴责，内心得到极大的心理满足，有利于受害人的精神恢复。因此，当面赔礼道歉在刑事和解中是必需的，是受害人精神恢复的需要。

3 当面谴责。当面谴责是指受害人当面对加害人的犯罪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和对加害人进行责备。在叙说理论看来，刑事和解中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对话、交流过程就是对受害人的心理治疗过程。对受害人心理治疗能否取得良好的效果而平复被害情感，一方面取决于加害人实施的当面悔过、当面赔礼道歉等抚慰行为的效果，另一面还要看受害人因犯罪行为而积郁的痛苦感受、愤怒情绪和报复情感能否在这种交流与对话中得到主动宣泄。在刑事和解中，受害人以当面方式对加害人进行谴责时，加害人实际上成为了受害人被害情感的交流对象和发泄目标。以被害情感制造者作为交流对象和发泄目标，受害人能够较为充分、彻底地宣泄自己的愤怒情绪和报复情感，将自己的痛苦感受释放于外，从而减轻了心理压力，得到心理与精神的恢复。同时，对于加害人而言，当面谴责也有利于其回归社会。在受害人对加害人的交流、谴责过程中，通过受害人对其遭受的犯罪侵害的描述，加害人能更生动地了解到其犯罪行为的具体危害和受害人所遭受的痛苦，从而更有可能在思想深处弃恶从善，在思想观念和价值上回归社会。因此，当面谴责对受害人的精神恢复和实现加害人社会回归均具有重要作用，是刑事和解中不可或缺的非刑罚处理方法。

4 损害赔偿。损害赔偿是指加害人对其犯罪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所给予的经济赔偿。在刑事和解中，加害人要恢复与受害人的关系，取得受害人的谅解，就必须针对受害人的损失赔偿期待实施相应的弥补。受害人要求对自己物质损失、精神损失、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予以经济赔偿是其合理期待，这是实现被害恢复的基本要求，也是加害人取得受害人谅解、接受刑事和解的前提。因此，加害人应当针对受害人的损失情形，对受害人的物质损失、精神损失、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予以相应的物质弥补或经济赔偿。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受害人的谅解，从而促进双方和解的达成。可见，损害赔偿应当成为刑事和解中非刑罚处理方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5 守法保证。犯罪行为是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征表，具备人身危险性的犯罪人相较于普通人有着更高的再犯可能性。加害人再次犯罪的人身危险性，对于刑事和解的达成有着不利影响。基于对加害人人身危险性的认识，受害人通常担心事后遭到加害人的报复而使其权益再次受到损害。受害人因此可能会认为刑罚方法更能消除加害人人身危险性，降低自己再次受到加害人犯罪行为侵害的可能性，受害人可能会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而拒绝刑事和解。因此，在刑事和解中，要让受害人接受刑事和解，加害人应当消除受害人对其再犯的担心。具体而言，加害人应当向受害人作出遵守法律法规、不再实施侵犯受害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的保证，以打消受害人对其再犯的担心而接受刑事和解。

6 社区服务。社区服务是指加害人在社区从事一定期限无偿劳动的非刑罚处理方法。在刑事和解中，社区关系的恢复是重要的，但也容易受到忽视。因为，受害人一般只顾及自身损害恢复，不会向加害人提出恢复社区秩序和社区关系的要求；加害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不可能主动要求承担恢复社区秩序和社区关系的义务。如此一来，置身于刑事和解之外的多数社区居民因无法直接感受加害人在刑事和解中后悔、自责等积极向善的态度，无法消除对加害人人身危险性的担心，从而导致受到犯罪破坏的社区秩序、社区心理难以得到有效恢复，刑事和解的法律效果大打折扣。同时，社区居民可能会因刑事和解未对加害人予以刑罚处罚，会产生以钱买刑的错误印象，从而降低刑事和解的社会效果。因此，笔者建议，在刑事和解中应当专设恢复加害人与社区关系、重构社区秩序的非刑罚处理方法——社区服务，并将社区服务作为刑事和解中加害人必须履行的义务，以避免社区利益在刑事和解中被忽视。社区服务能较好地契合社区恢复的需求，加害人通过自己的社区劳动，使社区居民感受到犯罪人的社会价值和社区贡献，激发社区居民对加害人的善意评价和守法认可，从而修复加害人因犯罪而对社区造成的精神恐慌和秩序破坏，重拾对社区安宁生活的信赖与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