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工现象特殊吗?

摘要：流动人口研究是多年以来的学术热点所在，我国学术界中存在着将农民工问题“特例化”的现象。在对相关文献进行述评的基础上，以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乡城人口迁移作为对比，从四个方面提出我国的农民工现象在世界上并非很特殊：城乡间的循环流动和非完整家庭迁移模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我国城市化水平并没有被高估；户籍制度并不是造成农民工现象的根本原因；户籍制度并未使人口流动的推、拉力失效。

关键词：农民工；流动人口；户籍制度；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

中图分类号：C912.82；F323.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6-0029-06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迅猛增长，仅仅在30年内，中国已经从一个相对不流动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在城市随处可见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1]。前所未有规模的、长时间持续的人口流动现象成为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领域，相关成果已不可胜数，观点亦是精彩纷呈。从流向、动机、主体等角度看，我国人口流动与其他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迁移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以由农村向城市的经济型迁移为主。然而，在学术界，不少学者或明或暗地提出，我国乡城人口流动所呈现出的特征（或称农民工现象）在世界上具有很大的特殊性。本文对此类观点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述评，认为我国目前的农民工现象总的来说并不具有多大的独特性。

一、农民工的流动过程和流动模式并不特殊

一些研究者将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与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发生的劳动力迁移现象进行对比，认为二者具有显著不同之处。发达国家早期的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从迁出地转移并完成职业的非农转变，与在迁入地定居这两个过程是同时完成的，而中国的劳动力自迁出地转移出去后并不预期就在迁入地长期居住，因而在流动过程中既有流出又有回流[2，3]。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迁移内生于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之中，是一种良性互动；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外生于城市化、工业化过程，大量为城市化、工业化作出重大贡献的农民工游离于城市化的边缘，并没有被城市真正吸收[4]。从劳动力的家庭迁移方面来看，发达国家家庭迁移的主流是从迁出地到迁入地的单向迁移，且这种迁移大多是一次性和完整的家庭迁移；而中国家庭迁居的主流却是双向迁居，呈现出链式迁移与循环流动相结合的特征[5]。

上述对比分析固然有理，然而，若想比较全面地评判我国的乡城人口流动现象，仅仅与发达国家对比是不够的，还应将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乡城迁移进行对比。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所处的时代背景、内外部的环境条件、面临的发展任务、可供选择的发展战略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时期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因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特征，如工业化与城市化失调[6]143，城乡发展与收入分配失衡[6]156等，其中以巴西为代表的拉丁美洲国家还表现出城市化水平大大超前于工业化发展水平的过渡型城市化[6]147。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表现出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似的特征，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的循环流动即是如此。对亚洲和非洲国内乡城迁移的研究表明，暂时性的、介于家乡和外出工作地的循环迁移具有普遍性。而循环迁移模式往往又意味着迁移者仍然保持与农村的联系，意味着家庭成员非完整迁移的可能。Hugo于20世纪70年代对印度尼西亚国内的循环迁移进行的经典研究发现，许多印度尼西亚人工作在城市，但消费和投资却在农村。从经济方面来说，在城市挣钱，在农村花钱可以使家庭的消费效用最大化；保持与农村的紧密联系可以使流动者在城市遇到困难时获得农村家庭和社区的保障，分散风险[7]。不过，必须要指出的是，Hugo此处所称的循环迁移或非永久迁移也包括那些外出几天就返回的流动者及远距离的通勤者，属于宽泛意义上的人口移动概念。De Haan对印度加尔各答的乡城迁移者所进行的研究表明，那些来自邻近邦农村地区的劳动力移民自从19世纪下半叶工业快速发展以来至今，一直以循环流动模式为主。通常是男性独自来城市务工，其余家庭成员留守家乡，迁移者与家乡农村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城乡间反复往来。他们在境况允许或被迫的情况下会返回家乡，并且对退休后的返乡心存向往。这种循环迁移是一种家庭策略，迁移的决策过程充满了经济理性和文化传统方面的考虑[8]。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循环迁移是迁移的主要形式[9]。自从20世纪早期以来，劳动力的循环迁移在南非已牢固地确立起来，在当代南非，只有少部分农村迁移者的孩子被带往迁入地[10]。在肯尼亚，许多农村家庭中的丈夫长期在城市居住、工作，妻子和其他家庭成员留守在农村，乡城人口迁移中大量存在着一个家庭、两个家庭户（one family，two households）的现象。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和户主较低的人力资本是促使家庭分居城乡两处的重要因素[11]。南非和肯尼亚的许多城市移民并不切断与农村家庭的联系，农村的家庭对那些因疾病、年老、失业而失去收入或因城市发生动乱而被迫离开的移民来说，代表着一处永久的安全天堂，它提供了一张安全网，使他们能够有一个后退和恢复的地方[11，12]。

非永久性迁移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原因和形成机制，可以由新移民经济学理论和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得到解释和说明[13]。新移民经济学理论与传统理论假设个人为决策主体不同，它强调家庭是作出迁移决策的主体，迁移决策是集体行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保险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缺失、不完善或贫困家庭难以从中受益，家庭成员的部分迁移就成为分散风险的重要手段。新移民经济学理论认为，家庭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决定其成员的外出或迁移。迁移者和他的家庭成员都受制于一个共同选择的契约安排，外出就业成员的汇款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而家庭也是迁移者身后的保障，这是一种家庭策略[14]。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侧重从发达国家或地区对外来劳动力需求的角度来解释人口迁移现象，皮奥雷（M.J.Piore）是该理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劳动力和资本内在的二元性，使得发达国家形成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即高级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高级劳动力市场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部门为主，对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以及技术能力要求较高，工作比较稳定，待遇好。次级劳动力市场则以劳动密集型部门为主，就业者通常为非熟练工人，待遇和社会声望较低，工作环境较差，工作不稳定，缺乏发展前景。因而本地劳动力一般不愿意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外来劳动力就成为填补这种需求的主力。外来劳动力往往来自欠发达地区，技能水平不高，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挣钱，不大介意在工作地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声望[15]1549。并且，这些外来劳动力在起初阶段一般都是抱着暂时性迁移的心态，有在某个时期返回家乡的打算[15]3。虽然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主要是针对国际移民而提出的，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内的劳动力市场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二元性，其乡城迁移人口也主要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此外，由于迁入地和迁出地推力、拉力因素的变化以及迁移者对这些因素的重新评估，再加上有些迁移者原本就没有打算永久迁移等原因，每一个主要的迁移流都会伴随着一个逆向的迁移流[16]。至于乡城间的循环流动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暂时阶段，还是一个长期特征，学界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一些学者认为，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乡城循环流动会让位于长期的、永久性的城市迁移。但一些学者却对此抱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循环迁移并非是过渡性质的、暂时的，而是一种确立已久并将持续存在的行为模式，它根植于各种文化中并存在于社会经济变迁的各个阶段[1]。

二、我国城市化水平并没有被高估

众多学者以“半城市化”[17]“半城镇化”[18，19]“虚假的城市化”[20]“虚城市化”[21]“不稳定城市化”[22]“伪城市化”[23]等词语来概括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特点，其中“半城市化”的提法影响较大，它是指流动人口处于一种回归农村与彻底城市化之间的状态。还有人提出，半城市化就是伪城市化[24]。综合来看，这些观点的依据既有重叠又有各自的侧重点，它们的提出主要是基于我国城市中农村流动人口以下特征中的一点或几点：（1）就业方面，大多数在城市非正规就业、不稳定就业；（2）居住方面，大多居住在城乡结合部，居住条件比较差；（3）社会保障方面，因没有流入地城镇户籍，很难与市民享受到同等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4）流动模式方面，大多数不会在城市定居，而是循环流动或最终回流，以非家庭流动为主；（5）认同方面，难以形成对所在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认同“内卷化”。基于以上诸种原因，学者们指出，我国城镇化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人口市民化率的提高大大滞后于城镇化率的提高。如2013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537%，但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36%左右，后一个数字被称为人口市民化率或户籍城镇化率。鉴于两种城镇化率之间的较大差距以及“半城市化”现象的存在，我国城镇化率“虚高”便成为许多学者和媒体的共识[18，20，25，26]。

相比之下，只有很少的学者对上述观点表示异议。朱宇提出，我国现行城镇人口统计口径基本上与国际通行的传统城乡划分原则及标准相符合，统计得出的城镇人口也具有国际公认的城镇人口基本特征，故从统计角度来看，不存在我国实际城镇化水平被高估或城镇化率“虚高”的问题[27]。他指出，是否享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家庭成员是否团聚以及最终是否在城镇定居等，并不是国际通行的城镇人口统计口径中所规定的要件。朱宇并不否认那些持“虚高”论者借以立论的现象的存在，只是这些现象绝非中国所独有，甚至在有些发展中国家其程度还甚于中国。如果以户籍城镇化率或其他所谓的“实质”城镇化率作为衡量我国城镇化率的标准，就无法与国际惯例接轨，同时必然会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率也存在“虚高”的结论，这必将会造成各国城镇人口及城镇化率数据在使用和对比方面的诸多困难和混乱。笔者以为这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有的学者一方面认为我国的城镇化率存在“虚高”现象，另一方面又称我国城镇化人口的统计是按国际惯例进行的[25]。王春光也认为，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更加严重，但若与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半城市化”问题的表现又没有那么“激化”[17]。

三、户籍制度并不是造成农民工现象的根本原因

许多研究者将我国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现象，以至于农民工现象的产生，都归因于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杜鹏、张航空认为，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使得中国的流动人口与国外以迁移为目的的人口迁移有着本质的区别[28]。李强认为，户籍制度是阻碍农民工不能融入城市社会的最核心原因[29]。刘传江、程建林认为，虽然户口控制体制壁垒这种“显性户籍墙”的功能近年来已明显弱化，但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和就业体制壁垒、城市资源配置体制壁垒这样的“隐性户籍墙”仍然严重影响着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和市民化预期[30]。另外的一些学者则特别强调由户籍制度塑造的农民身份对农村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极大阻碍作用。他们认为，“农业户口”及其决定的农民身份是造成农民工在城市处于边缘化状态的根本原因。城镇户籍具有“天生”的一等公民优越感，乡城流动人口具有“天生”的二等公民的低落感。在中国，无论从事何种工作，为社会作出了多大贡献，只要依然是“农业户口”，就无法改变农民的身份标志。而不改变农民身份，就摆脱不了过客身份，也就难以形成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4，21，26]。郭忠华则提出，在没有户籍制度的国家，迁移者的身份将随着职业的变化而变化，就不会产生类似于我国“农民工”这样的奇特现象[31]。还有的学者认为是户籍制度导致了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进而也造成了农民与城市居民在教育和技术等素质方面的阶层性差异[26，31]。

与多数研究者强调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机会方面的决定性影响不同，部分研究者将注意力重点转向了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李培林、李炜认为，造成农民工与城市工人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二者的受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存在差别[32]。谢桂华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外来农民工在流动初期处于收入劣势，但他们中的高技能者经过在城市工作一段时期之后，在收入方面将追上本地劳动力，而低技能者则始终处于收入劣势[33]。

笔者以为，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确是造成农民工现象的基本原因，但这种二元结构绝不是户籍制度导致的。诚如张展新所分析的，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某种二元特征，但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像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一样通过户籍制度及与其相联系的一系列正式制度安排来阻碍人口的流动和迁移。我国城乡分割体制的基本制度是分城乡限定居住、城乡不同的就业制度以及偏向城市的福利保障制度，城乡分割体制起到了维系和强化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作用[34]。也就是说，户籍制度及与其相联系的一系列正式制度并非是造成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直接原因，它只是起到了维系和强化的作用。如果没有户籍制度，我国仍然会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只是在程度上或许会有所不同。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只是“量”的差别而非质的不同。实际上，就在提出是户籍制度导致了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同时，杨菊华也提到了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所阐述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并列举了该理论所描述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一些表现[26]，这似乎与其观点有相左之处，因为刘易斯的理论恰恰是针对一般发展中国家而提出的。

再来看农民工的农民身份问题。“农民工”一词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并一直沿用至今，倘若“农民工”是指原先是农民职业，目前是工人职业的人，那么这类人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亦很常见。但实际上，由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身份制在我国还比较重要，“农民”既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身份，因而“农民工”一词中的“农民”更主要是指身份，农民工就是拥有农民身份的工人。若就这种称谓的产生和使用而言，自然可称为是世界各国中的奇特现象。但如前所述，既然户籍制度不是造成农民工现象的根本原因，农民身份自然也不能成为根本原因。况且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过程后，户籍制度及与其相关的身份制的社会功能已经大大削弱，农民工群体内部的职业、收入等已出现了较大分化。目前对农民工“农民”身份的过分强调，乃至于说无论从事何种工作，为社会作出了多大贡献，只要依然是农业户口，就无法改变农民的身份标志，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部分研究者自身所遗留的比较浓厚的身份制意识。放眼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即可发现，农民工现象的本质就是乡城人口迁移，户籍制度只是形成农民工现象的表面原因。故此而言，目前我国的农民工现象及与其相伴随的一些特征也称不上有多么奇特。

四、户籍制度并未使人口流动的推、拉力“失效”

推拉理论是国际学界对国内迁移进行研究时使用最广泛的解释框架[35]，李强在以该理论对我国的农民工现象进行研究时提出了“推拉失效论”，即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可以使农民工流动中的主要推力或拉力因素失去效力[36]。他认为，国际学界对推拉理论的研究是以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充分自由流动作为前提的。但在我国，由于户籍制度塑造和锁定了多数农民工的生活预期和生活目标，使其心理发生了变形，导致中国的人口流动并不遵循通常的推拉规律，一些推力和拉力会“功能失效”。李强给出的论据是，许多年轻的农民工即使面对城市中对他们的种种限制，甚至是在失去工作、没有经济收入的情况下，也不愿意返回农村，这表明推力失效。而那些年纪较大的农民工，在城市和农村的推力、拉力都没有变动的情况下， 仍然会回到农村，这表明城市对他们的拉力失效了。正因为推、拉力的“功能失效”，才使得尽管存在强大的户籍障碍，我国农民工的流动率却是比较高的。笔者以为，这种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年龄因素或“生命周期”在推拉理论中属于影响迁移的个人因素，推力和拉力经由个体的综合权衡、选择而对其迁移行为发生作用，脱离行动主体的特征和认知来谈推、拉力的效力是没有意义的。导致迁移的不仅是迁出地和目的地真实存在的各种拉力和推力因素，更重要的是人们对这些因素的主观认知状况[16]。农民工，不论年轻还是年长，都是理性行动者，他们会根据具体的主客观情况作出认为能够实现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决定。年轻的农民工就业相对容易，城市对他们的拉力相对更大，即使暂时失业，他们对再次找到工作仍抱有较大期望，因此一般不会立刻返回家乡。这不能说是推力失效，而是表明城市的拉力及农村的推力在他们身上产生的综合效力大于城市的推力和农村的拉力。同理，年纪较大的农民工因就业相对困难及其他一些原因而返回农村也不能表明是城市的拉力失效。至于户籍制度本身则属于推拉理论所称的中间障碍因素。我国较高的农民工流动率恰恰说明目前户籍制度在阻碍人口流动方面的影响比较有限，而不能将之归因为户籍制度使推、拉力失效。

五、结语

我国目前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乡城人口流动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仍将持续下去，我们必须理性、全面地看待这种现象。在这一点上，笔者赞同朱宇的意见，即，流动人口问题并非仅因户籍及其相关制度的存在而产生，也不一定会随着户籍制度的废除而消亡。它绝非中国所特有，而是发展中国家在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和长期性的现象，因此，必须避免将我国的流动人口问题过度“特例化”[13]。笔者认为，虽然我国流动人口的界定方式及农民工的称谓在国际上的确是很特殊的，但其流动机制、流动模式等却并非“另类”。农民工现象的最终解决有赖于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有赖于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基本终结，这显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笔者当然支持依据形势的变化对户籍制度等作出改革，也支持各种旨在改善、提高农民工工作和生活境遇的努力，但笔者不主张将农民工现象过分“问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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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search involving migrant population has been flourishing for many years， and some scholars argue that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is unique in the world. Based on a critical re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comparison with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paper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Migrating with some family members left behind and circular migration between rural home and urban areas also widely exist in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na’s urbanization level is not overestimated；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s not the fundamental cause that results in the weak position of the ruralurban migrants and it doesn’t lead to the loss of efficacy of push and pull factors in migration. In short，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is not unique.

Key words：ruralurban migrants；migration population；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developing countries；urbanization le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