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公司盈余管理研究文献综述

【摘 要】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盈余管理越来越成为会计乃至金融、经济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对2006-2011年《会计研究》上发表的有关盈余管理的文献进行了梳理，从而对文章进行简单的评述以期能把握从新会计准则实施前一年到2011年来盈余管理问题研究的主要方法、现状及研究趋势。

【关键词】盈余管理；盈余操纵

盈余管理作为会计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吸引着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形成了较为发达的资本市场，盈余管理研究由实证会计研究中的报酬计划假设发展而来。他们对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已接近30年，对盈余管理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基本理论，成为现代会计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领域。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学者开始了对盈余管理的相关研究。到现在为止，我国学者已经形成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笔者对2006-2011年《会计研究》所发表的有关盈余管理文章按照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两种研究方法对其进行分类，进而来阐述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且进行简单的评述，以期能把握从新会计准则实施前一年到2011年盈余管理问题研究的主要方法、现状及研究趋势。

一、文献回顾

按照一般研究方法即实证研究还是规范研究将有关2006-2011年《会计研究》所发表的有关盈余管理文章进行梳理如下：

（一）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

赵春光（2006）采用比率比较方法和分布检验方法研究上市公司是否利用计提和转回资产减值进行了盈余管理，是否以转回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来达到避免亏损的目的，资产减值对公司盈利与否和盈利增长与否的影响。统计结果证明了以下四个结论：减值前亏损的公司会以转回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来避免亏损；减值前亏损并且无法以转回资产减值避免亏损的公司会以计提资产减值进行big bath，为下一年盈利做准备；减值前盈利的公司会以资产减值进行利润平滑化的盈余管理；减值前盈利的公司会以转回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来避免盈余下降。这些结论与《资产减值》准则的规定一致，也是不允许转回已确认资产减值的缘由。

杨旭东、莫小鹏（2006）选择了于1999-2001、2001-2002、2002-2003三个年度区间分别在市的所有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采用直方图法和概率密度函数法相结合的方法，在对每个上市公司连续三年的ROE分布情况进行跟踪观察的基础上，研究了新配股政策出台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现象，并揭示了盈余管理的特征，得出了每一次配股政策的变化会引起盈余管理现象发生变化，当配股政策对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中的每一年的ROE都有限制时（如前两次配股政策），上市公司单独一年的盈余管理现象便十分明显，当配股政策放宽对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中每一年ROE的限制，而改为对连续三年ROE之和的定量规定时（如200l年的新配股政策），上市公司单独一年的盈余管理现象减弱了，如6%、10%现象的弱化与消失，但上市公司以连续三年作为盈余管理期间的现象出现了，如雏形已现的18%现象，配股区“挤位”现象等；不管配股政策如何变化，上市公司始终存在通过盈余管理来避免亏损的动机；盈余管理更多的表现为将利润调高而不是调低这三个结论。

陆正飞、魏涛（2006）研究了我国1998一2001年间上市公司首次配股后会计业绩下降的现象。在发达成熟的资本市场上，股权再融资（SEO）后公司业绩一般趋于下降。那么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是否也存在“SEO后的业绩下降之谜”呢？由于在研究期间中国市场上SEO的方式主要是配股，增发性质的再融资较为少见，因此本文就以配股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会计业绩角度，对我国资本市场上“SEO后业绩下降之谜”进行了研究。文章中运用基于行业分类的横截面修正Jones模型对操控性应计利润进行估计，运用Spearmen相关系数衰相关系数证明公司配股前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配股后业绩下降越多。建立模型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研究配股前操控性应计利润与配股后业绩的关系。结果表明，配股公司在配股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无后续融资行为公司配股后业绩下降且操控性应计利润在配股后发生反转，这充分为配股前盈余管理存在机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有后续融资行为公司在配股后仍进行盈余管理以继续尽可能维持较高的业绩。但是，这两类公司配股后现金流的减少表明，配股前盈余管理仅能为配股后业绩下降提供部分解释。

构建真实交易主要途径是关联交易，关联交易本身是一个正常的经济现象，但是当它失去了公平的市场谈判基础时，常会成为非正常的交易安排，经常被管理层用来操纵盈余，包括关联销售和资产重组等。孟焰、张秀梅（2006）选取了2001-2004年147家因关联交易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本文选择作为替代方法的横截面琼斯模型来计算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程度即可操纵性应计利润总额（DACC），利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作为股权集中度的衡量指标，利用托宾Q值衡量公司价值，建立了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程度与关联方利益转移关系的多元回归模型，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回归结果实证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盈余管理与关联方利益转移的关系。发现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和结果是关联方从上市公司转移利益；股权集中度与关联方利益转移的关系较为复杂；资产规模越大关联方利益转移的程度越高。

吴联生等（2007）运用参数估计的方法研究显示1998年至2004年我国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每年都存在避免亏损的盈余管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幅度大约为非上市公司的13倍；两类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大，因为非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在年度上的分布比较稳定，而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大；严格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和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未能抑制股票市场所促生的盈余管理动机。

王建新（2007）运用回归分析的模型研究发现，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比例与公司设置独立审计委员会、公司管理层的薪酬外部竞争优势、公司盈利水平、公司是否亏损显著负相关与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两职合一、公司是否当年扭亏显著正相关，表明公司治理结构、盈余管理动机显著地影响了长期资产减值转回这一盈余管理行为。

于李胜（2007）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多变量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新准则中禁止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的做法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稳健性，并且由于财政部、证监会在准则衔接期政策实施得当，抑制了上市公司在新准则实施前突击转回已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动机，从而未出现上市公司“赶集”转回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现象。同时还发现，按新准则调整后的股东权益比旧准则有较高的价值相关性，公允价值计量能够提供增量的价值相关信息。

代冰彬、陆正飞、张然（2007）基于盈余-回报关系度量法，建立减值计提模型（回归分析）研究发现资产减值的计提确实并非仅仅包括经济因素和盈余管理（通过扭亏、大清洗、平滑和管理层变更四个动机来衡量）的影响，稳健性也会影响资产减值的计提，即对于同样的毁损，“坏消息”公司将比“好消息”公司计提更多的减值。

高雷、张杰（2008）采用最小二乘法和二阶段回归方法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上市公司的治理，其持股比例与公司治理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说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公司治理水平与盈余管理程度呈负相关关系；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呈负相关关系，说明机构投资者能有效地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

张昕（2008）通过分布检验法（F检验法和Z检验法）发现上市公司的确会在第四季度进行盈余管理来实现当年扭亏为盈或者调低利润为下一年扭亏做好准备。审计师与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第四季度的财务数据应该高度关注，并提高对会计信息质量的鉴别能力。

白云霞、吴联生（2008）用操控性应计项目来衡量盈余管理，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描述性统计、T检验和中位数符号秩和检验法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在国有股权私有化前1年和当年的操控性应计项目显著小于0，而私有化后的第1年显著大于0；及时披露国有股权私有化信息的公司在私有化前的操控性应计项目显著大于滞后披露信息的公司。以上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在国有股权私有化前存在降低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信息及时披露对私有化前的盈余管理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吴战篪、罗绍德、王伟（2009）将“再融资”、“扭亏”和“利润平滑”三个动机设计三个变量来衡量盈余管理，运用回归模型研究表明：上市公司通过出售时机的选择对已实现证券投资收益进行了盈余管理；证券投资采用公允价值变动确认损益的方式既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又避免了盈余管理，是一种更好的证券投资收益确认模式。

申慧慧、黄张凯、吴联生（2009）通过描述性统计和OLS回归模型研究了股权分置改革对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盈余质量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后非国有上市公司向上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提高，盈余持续性显著降低；而国有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和盈余持续性都没有显著变化。

毛新述、戴德明（2009）同样用操控性应计利润来衡量盈余管理，运用对回归出的系数进行描述性检验的方法研究得出，扣除操控性应计利润后，上市公司的盈余稳健性同会计制度中稳健性原则的运用程度仍紧密相关；强化稳健性原则和限制公允价值的运用显著降低了公司高估盈余的水平，而弱化稳健性原则和扩大公允价值的运用则导致了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的显著提高。

潘越、吴超鹏、史晓康（2010）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引入研究公司IPO盈余管理行为，运用回归模型证明在IPO盈余管理过程中，社会资本与法律保护这两种影响机制是可替代的；在地区法律保护相对薄弱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对IPO盈余管理行为的制约作用会大大加强。

谢德仁（2011）运用债务重组作为盈余管理衡量指标，构建了一个关于上市公司是否发生债务重组的LOGIT回归模型，研究显示：是资本市场监管规则而非会计准则在影响和制约着上市公司是否利用债务重组来进行盈余管理。

陈小林、林昕（2011）把盈余管理按属性划分为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和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盈余管理属性和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显示：在同样进行了盈余管理的公司中，审计师仍能区分不同属性盈余管理所带来的潜在错报风险的差异，增加了对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应计额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

（二）运用规范研究方法

沈烈、张西萍（2007）运用规范研究方法以狭义的盈余管理为出发点，结合2007年开始实施的新会计准则体系，全面分析了会计准则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澄清了理论与实务界对二者关系的模糊认识，认为会计准则天生不是盈余管理的动因，但会计准则天生会成为管理当局用来进行盈余管理的工具。会计准则主观上制约着盈余管理，但盈余管理客观上成为了反会计准则牵制的对手，两者在博弈中不断演进和发展。

陈冬华（2009）运用规范研究方法研究认为：在罗尔的正义观下，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观和有效订约观都无法进行实证研究；盈余管理效率观无法进行实证检验，并非可证伪的实证命题；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观是实证研究中多余的概念；盈余管理与公司价值无关；在符合契约的框架内，盈余管理本质是一种平等自由的交易，违约的盈余管理不必然损害他人的利益，不合契约的盈余管理只是受害者存在的必要条件。

二、简要评述

对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应计利润或者Jones Model的方法，另一种方法是分布检验法。采用应计利润法对资产减值的盈余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银行业，把贷款损失准备作为可操控的应计利润，但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从上文对《会计研究》有关文献的综述可以发现，在有关盈余管理的计量方面，大多数学者运用“操控性应计利润”来衡量盈余管理，有少部分学者是用盈余管理手段来衡量的，比如债务重组，资产减值。另外，在直方图法和概率密度函数法的结合使用也可证明了盈余管理的存在并指出了有多少家上市公司进行了盈余管理，但是它们并不能指明具体是哪些上市公司进行了盈余管理。通过回归得出的概率密度函数均值和方差的精确性严格依赖假设前提，而对于假设的合理性，作者并投有给出充分的理论支持。然而，这些计量横型比较间单和粗糙。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须要完善现有计量模型以及关注其他操纵方式的计量模型的开发。未来的研方向可能集中在度量方法在我国的适用情况，也就是说在我国的制度背景下哪种方法和模型可能最适合我国的实情况应进行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