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国内研究综述

摘要：盈余管理问题是会计关注的话题，也是实证研究的热点。本文从盈余管理的动机、盈余管理的手段与程度、盈余管理的研究角度等方面，对国内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与述评，并探讨了未来研究方向。

关键词：盈余管理动机手段研究角度

盈余管理一直是国内外会计学术界的热点话题，魏明海（2000）从经济收益观和信息观两个角度研究发现，盈余管理是管理者企图改变会计信息其他使用者对公司报表数据的理解，或扭转基于经营状况的契约结果，通过构造部分事项、改变财务数据而在编制财务报告时作出会计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自此关于盈余管理问题的实证研究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焦点。我国上市公司主要基于什么动机进行盈余管理？上市公司采用何种手段来进行盈余管理？我国学者都从那些角度进行研究，盈余管理具体受到那些因素影响？对国内现有的研究的梳理有助于进一步深入探讨盈余管理问题。

一、盈余管理动机

（ 一 ）首发股票或上市后配股我国上市公司通过首次公开发行只能取得有限的融资配额，其他获取资金途径如银行借款或债券发行等很少，因此配股再融资的愿望强烈。为了限制过度配股，引导资源的合理分配，保证优质公司能进人资本市场进行融资，证监会对申请配股的公司进行了资格限定，只有关键绩效指标达到要求的公司才有资格申请配股。这样的高门槛使得许多上市公司具有很强的操纵关键指标的动机，许多研究都通过数据为上市公司在其配股前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证据。徐晋和张祥建（2005）发现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中，配股当年及其前三年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金额都非常高，并且配股后的业绩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之间显著的负相关。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具有不可持续性，配股后公司业绩急剧下降。也就是说，这些上市公司为了使公司业绩达到配股要求而操纵应计利润。魏涛和陆正飞（2006）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在配股前确实存在盈余管理行为，配股后在无后续触资行为的情况下公司业绩下降。1998年至2001年间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实证表明配股后操控性应计利润发生反转，公司会计业绩下降。章卫东（2010）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在定向增发新股前一年存在盈余管理的动机，并且盈余管理的方式与定向增发新股类型有关。当增发对象是其控股股东或其子公司时，进行负盈余管理，当增发对象是其他机构投资者时，则进行正余管理。

（ 二 ）避免亏损报告或退市 我国的上市公司通常都会尽量避免首次报告亏损，从外部来看会引起股票市场的消极反应、影响投资者对公司的预期等，内部也会对公司高管的晋升和地位等产生诸多不利影响。若上市公司连续两年亏损，证券市场为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而在其股票名称前冠以ST。据公司法暂停上市的相关规定，如果被ST的上市公司继续亏损，则将面临退市风险，达到证券管理部门规定的暂停上市要求的公司股票将被暂停上市。亏损对于上市公司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上市公司定会想出各种应对办法，通过盈余管理来扭亏为盈，以免出现亏损或连续亏损三年的情况。目前，不少研究提供了上市公司为了避免亏损报告而进行盈余管理的证据。陆建桥（1999）研究发现亏损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目的是避免受到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对于连续三年亏损公司的管制和处罚，主要手段是在亏损年份及其前后年份通过将收益调增或调减。王亚平等（2005）利用2001年至2003年间亏损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实证发现，在阈值0点上进行了盈余管理的公司比率高达64.4%。

（ 三 ）企业管理者追逐自身利益 根据理论，股东拥有企业所有的控制权。由于现代公司中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分离，表面上股东通过股东大会的形式主要保留对董事会成员的选择权和重大事项的终极决策权，而将剩余控制权委托给董事会拥有。但实质上管理者承担的成本和其获得的收益不能等同，这就意味着股东不能从盈利行为获得全部的报酬，但却要承担经理行为的所有成本。为了提高管理者的积极性，使管理者的目标与股东的目标保持一致性，股东往往采用如支付给管理者股票、股票期权和红利等的激励措施，这种奖励往往与管理者的经营业绩挂钩。公司管理者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会选择有利用提高利润的会计政策。吕长江和赵宇恒（2008）研究发现，权利较弱的管理者为达到薪酬考核的目的，会选择通过盈余管理来虚构利润。朱星文等（2010）研究结果表明，发生高级管理层变更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当年存在调减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

（ 四 ）降低政治成本或满足债务条款为了约束企业管理者为了公司股东和管理者收益而牺牲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在债务契约中经常会附带一些债务条款或条件，如限制借款企业流动资金保持量、要求债务人维持一定的负债率和利息保障倍数等，如果企业违约则会付出很大代价。因此一旦企业发现其会计报表数字接近或已经违反借款条款时，就会运用盈余管理对报表数据进行操纵，从而减少违反债务契约的可能性。除一些特殊行业的公司外，规模庞大的公司比较容易成为政治家和公众的关注对象。基于政治成本的考虑和为了避免被指控暴力和垄断，这些公司往往趋向于报告较低的会计利润，通过盈余管理来达到利润的均衡。

二、盈余管理方法选择

（ 一 ）操控性应计利润盈余管理现行的会计模式采用的是权责发生制，公司的净利润分成应计利润总额和经营现金流量，因此从理论上讲，企业操纵盈余可以从操控应计利润额或操控经营现金流量两个方向操作。一般来说，经营现金流量往往是由公司的收款政策和具体营销策略来决定的，而与会计选择关系并无很大关系。因此，通过操控经营现金流量在实务中很并不是很可行，反而应计利润项目相对弹性较大，比较容易成为公司盈余管理的实现途径。应计利润项目根据性质可以分为操控性项目和非操控性项目，我国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初期以操控性应计项目作为检验和计量盈余管理的依据。陆建桥（1999）分别采用了四个模型来计算操控性应计利润，他对修正的琼斯模型进行了再修正，提出了扩展的模型，研究发现亏损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目的是避免受到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对于连续三年亏损公司的管制和处罚，主要手段是在亏损年份及其前后年份通过将收益调增或调减。后续国内的许多研究都沿用了琼斯模型及其修正模型，采用操控性应计利润来估计盈余管理。

（ 二 ）非经常性损益盈余管理 非经常性损益是指公司正常经营以外的、一次性或偶发性的损益，如财政补贴、财政返还、重大自然灾害造成的资产减值或处置损益和债务重组损益等。大多数情况下，企业管理层会将账面出现亏损的时间尽量推迟，在确实难以实行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操控非经常性项目的确认时间，当年确认很大的亏损同时为以后年度扭亏留下空间，也就是“大洗澡”或“洗大澡”行为。管理层会特意选择在亏损年度确认一些非经常性损失项目，如处置不良资产、资产减值等；而选择在需要扭亏年度确认一些非经常性收益项目，如财政补贴、债务重组收益等。公司一旦亏损，如果不能及时扭转，造成连续两年甚至三年亏损，就会被证券监管部门处以特别处理或暂停上市，甚至其股票将被摘牌。由于证监会并没有要求对ST、PT 公司的盈利指标计算时剔除非经常性损益，所以许多公司通过调整非经常性损益的确认时间来进行盈余管理。在采用非经常性损益手段进行盈余管理方面，蒋义宏、王丽琨（ 2003）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亏损上市公司为回避“连续三年亏损要暂停或终止上市”的退市机制，选择以控制非经常项目交易时点为主要手段，在首次亏损年度确认巨额非经常性损失，在扭转亏损年度确认巨额非经常性收益。单宏伟、陆正飞等（2007） 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手段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上市公司无论是亏损还是盈利，都倾向于选择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并首次使用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操控性应计利润指标，实证结果还表明，非经常性损益确实帮助上市公司实现扭亏为盈、利润平滑等目的，而且相比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影响后的操控性应计利润，非经常性损益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 三 ）关联交易盈余管理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投资者自身知识层次的提高和识别能力的增强，投资咨询服务的迅速发展，上市公司采用调整线下项目实现盈余管理的手段越来越容易被察觉。因此，更多的上市公司选择采用安排关联交易方式来进行盈余管理，即盈余管理开始向线上项目转移。高雷等（2008）选取了A股所有上市公司三年的面板数据，对线下项目、关联交易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使用大样本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基于避免亏损目的的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主要是计入线下项目的关联交易；基于获取配股资格目的的上市公司则主要选择计入线上项目的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关联交易盈余管理行为在上市公司属集团内公司或控股股东位于绝对控股地位时表现的更严重。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多为从母公司剥离改制而来，为上市公司安排与母公司和集团其他成员公司之间关联交易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孟焰（2006）通过对2001年至2004年间财务报告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关联交易，这种交易主要是利用关联方从上市公司将利益转出。

（ 四 ）会计政策选择的盈余管理盈余管理通常是以会计选择和职业判断为依托的，而会计选择和职业判断又是会计准则的主要内容，2006年新的会计准则体系的实施必然为盈余管理手段创造了新机会。赵春光（2006）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和资产减值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减值前亏损的公司存在以转回和计提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代冰彬、陆正飞和张然（2007）也实证发现上市公司利用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并且减值类型的选择受到盈余管理动机不同的影响。管理层变更和平滑公司只选择对长期资产计提减值准备，扭亏和大清洗的公司则会选择长期资产或短期资产等各种类型减值准备来进行盈余管理。叶建芳等（2009）从金融资产的分类和后续计量出发，研究了管理层在面对新会计准则提供的会计政策选择空间时的自选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当上市公司持有较高比例的金融资产时，为了降低利润受公允价值变动的影响程度，管理层会在初始确认时将较大比例的金融资产划分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计量；管理层为了避免利润下滑，往往在短期内又将这些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处置，违背最初的持有意图。

（ 五 ）安排真实交易的盈余管理 以上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基本上都局限于通过会计方法而进行的盈余管理，这种情况下，不论是操控性应计项目还是线下项目或线上项目来计量，都不能对盈余管理进行精确的度量。另外一种改进研究的方法就是试图通过对公司某些真实交易安排的分析来研究盈余管理。如果可以判断，则真实交易对公司业绩的贡献就是盈余管理，也就不再需要通过估计非预期应计利润来估计。白云霞等（2005）以1996年至1999年间数据为样本，通过考察控制权转移公司的后续资产处置行为，来研究中国控制权转移公司的后续盈余管理行为。实证结果表明，业绩低于阈值（盈亏临界点和控制权转移之前的业绩）的控制权转移公司，会选择资产处置进行盈余管理从而使公司报告业绩高于阈值；控制权转移公司在控制权转移之后的第0年和第1年通过资产处置达到扭亏的程度显著高于第二年和第三年。白云霞、王亚平等（2005）以年度报告盈余信息为研究样本，以报告盈余结果服从混合正态分布为假设，最终采用参数估值方法推断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频率与幅度。李彬等（2010）以实际活动盈余管理中的销售操控为研究视角，实证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确实存在利用操控实际销售活动来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

三、盈余管理研究的相关角度

（ 一 ）盈余管理与亏损上市公司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有其特有的特点，上市公司为了应对证券监管机构的规范条例，为了避免受到被特别处理、暂停上市甚至推出股市等种种处罚，进行盈余管理的多数都是亏损上市公司。陆建桥（1999）最早研究了我国亏损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发现非正常调减盈余的应计会计处理行为在首次亏损年份的上市公司中尤其显著；而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则明显存在于首亏前一年和扭亏年度，即上市公司为防止连续三年亏损的出现而在亏损前后年度普遍采取了相应的调减或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方法。戴翠玉等（2004）直接研究了亏损上市公司的扭亏行为，以单变量和多变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系统考察了我国1998年至2000年的三年间亏损上市公司以扭亏为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结果发现我国亏损上市公司扭亏为盈的手段主要是进行关联交易和资产重组活动。另外，还发现未扭亏的公司有在继续亏损的年度通过向下操纵应计利润来做大亏损的倾向，随着退市制度的正式出台，连续亏损公司的扭亏为盈倾向更为强烈。薄仙慧、吴联生等（2007）从盈余管理的频率和幅度两个方面对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进行了比较分析，并通过模型分别将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真正估计出来。结果表明，无论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避免亏损的盈余管理行为在1998年至2004年每年都存在；其中15.9%的上市公司进行了盈余管理，而在非上市公司中该比率相对较低为5.49%。从年度分布来看，总体上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高于非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随时间推移而提高，非上市公司在各年度则较为稳定，从而导致两者的差异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大。

（ 二 ）盈余管理与高管控制权和报酬激励我国上市公司大多脱胎于国有企业，公司总经理来源于控股股东单位或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一人担任造成相对集中的高管控制权，管理层可以自主制定高管报酬契约，因此除了间接通过盈余管理增加报酬外，高管可以选择其他途径实现实现控制权的更大收益，如直接追加年薪、奖金额度等。王克敏、王志超（2007）深入分析了企业高管报酬与盈余管理行为间的关系，并考察了高管控制权因素对高管报酬与盈余管理程度之间关系的相互关系，得出高管报酬是盈余管理行为动机的结论。高管权利增大时，高管报酬诱发盈余管理的程度反而降低了，因为盈余管理行为风险和成本都较高，高管为追求个人报酬最大化而减少了这种行为；相反高管权力减小时，高管报酬诱发盈余管理的程度便相对增加了。吕长江、赵宇恒（2008）也有类似结论，他们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在权力强大时可以自己设计激励组合，可以同时获取权利收益和高货币性补偿，就不需要为迎合董事会的激励要求而进行盈余管理；反之当高管拥有较弱的权力时，就会更关注货币性补偿，为达到薪酬考核目的只能选择盈余管理来虚构利润。

（ 三 ）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和机构投资者 国外许多研究显示，会计信息质量受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但我国现状下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是很完善，因此有必要结合我国公司治理情况来研究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自1998年以来，随着机构投资者的不断发展和壮大，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影响越来越大，已迅速成为资本市场的新兴力量。因此，国内文献关于盈余管理的研究又多了一个新的视角，即从公司治理和机构投资者的角度。杜莹、刘立国（2003）采用实证研究，选取1996—2000年间被证监会因报表舞弊而处罚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结果发现内部人控制、监事会的规模、执行董事和法人股比例与发生财务舞弊的可能性正相关，流通股比例则与之负相关。赵景文（2006）使用2002年和2004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公司治理质量显著影响到了盈余质量，高治理质量公司的盈余反应系数显著高于低治理质量公司。王建新（2007）研究发现，管理层薪酬外部竞争优势弱化、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独立审计委员会岗位缺失的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主要是将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高雷、张杰（2008）采用沪深两市2003年至2005年上市公司报表数据为样本，研究了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如下：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呈负相关关系，与公司治理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盈余管理程度与公司治理水平呈负相关关系。结果说明机构投资者参与了公司治理，并能对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薄仙慧、吴联生（2009）研究了国有控股、机构投资者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和国有控股对负向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不明显；与非国有公司相比，国有控股公司正向盈余管理水平相对较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大，非国有公司的正向盈余管理水平显著降低。

四、总结

综上所述，国内学术界对于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研究，注重实际问题的分析，可以解释现实情况。我国上市公司基于达到配股和增发新股要求、避免连续亏损、降低债务违约、提高管理者薪酬或逃避监管部门的处罚等动机，通常会通过操控性应计利润、非经常性损益、选用会计政策、运用关联交易或安排真实交易等手段来进行盈余管理。关于盈余管理实证研究分别从亏损上市公司、高管控制权和报酬激励、公司治理和机构投资者等角度研究其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并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但由于国内的许多研究都是借鉴国外先进研究成果，通过对一些模型进行修正之后直接来度量我国的盈余管理程度，笔者认为，这些模型的适用性应当先得以验证之后再用于我国的实证研究。同时，我国的研究也应深入结合实际经济环境、企业业务处理现状以及会计准则实际标准。针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际问题，进一步的研究还有广阔的空间。盈余管理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对于盈余管理的界定是否清晰，是否可以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制定出相关政策，对盈余管理行为进行规范管理，如制定相关的信息披露政策并严格审查；外部审计意见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如何。盈余管理已经逐步发展到利用真实交易操纵，随着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和财税等相关政策的变化，是否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增添了新手段，这些都是值得充分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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