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再分级

3年过去了。新一线什么变了，什么没变？

当我们决定再次为中国城市排名，其实是在解答这两个问题。

2013年，《第一财经周刊》首次提出了“新一线”城市的概念，“行政级别和GDP并不能恰当地反映城市的商业魅力和经济增长潜力”。我们走访了285家大公司，用访谈和问卷的方式考察了它们与不同城市的连接程度，用类似Google搜索的PageRank的思路为中国城市分级。

变的东西似乎很多。2013年，许多城市还没有万达广场，PM2.5刚成为常识，“爆买”这个词还没诞生。但现在，这些事物我们似乎已经习惯。

2013年，我们预言15个城市将成为新的一线城市，目的是告诉公司：是时候到这些城市去了。而现在，这句话已经失去价值了，因为所有人都在这么做。

如果考察星巴克在中国各个城市的历年开店数量，你会发现，它在一线城市都会先经历3到5年―有时甚至更长―的缓慢增长期，这时它主要在整个市区分散布局，然后突然开始爆发，增加在中心城区的开店密度。大概是在2010年，上海、北京开始进入“转角又遇星巴克”的阶段。而新一线城市中的领先者，比如成都、杭州，如今正在经历这个爆发过程。

我们在过去3年撰写了49篇大公司新一线报告，涵盖酒店、零售、制造业、电影、汽车等行业。我们从中发现了一种变化，大公司不再说“新一线很重要，我们要进入”，它们的逻辑变成了：我们不仅要去新一线，而且要把那里当做一线城市经营。

这种区别，对单个公司来说只是经营策略的正常延续，但从城市的角度观察，那就意味着新一线城市的优势将更明显。在我们与公司的交谈中，成都、杭州、武汉在商业策略中的地位越来越接近北上广深。

总部位于法国的迪卡侬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零售商之一，以类似大卖场的形式出售各个运动门类的器械、服装和装备。2011年的时候，迪卡侬在中国只有37家商场，而到2015年年底，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166家。

迪卡侬在中国二三线城市的开店数在2013年时超过了一线城市。当年，迪卡侬和万科达成战略合作，迪卡侬用租赁或定制的方式进入万科的住宅或商业地产项目中。在这个合作框架下开在沈阳的首家门店，只用两个月就敲定了细节。

在法国，一个常见的迪卡侬商场是这样的：自己买地，面积足够大，大多在郊区。这样做的好处是能留出足够大的运动体验空间和停车空间，也使得迪卡侬成为了欧洲人去郊区度周末的好去处。

不过迪卡侬发现，在中国，即使周末，人们也愿意往市中心跑。显然，在市中心买下上万平方米的土地并不容易，与地产商合作，才能帮助它快速扩张。

迪卡侬需要速度。“我们开店需要土地资源，你知道，市中心的土地资源是很稀缺的。”迪卡侬大中华区副总裁、西区总经理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与星巴克类似，迪卡侬正在努力增加大城市的商场密度。去年，迪卡侬开始尝试一种仅在中国开设的小型商场―Decathlon sMall。相比常规迪卡侬商场不小于4000平方米的面积，它的面积在1500平方米左右，最主要的合作方有万达广场、银泰、华润万象城等。

这种变通，你同样能在宝马4S店，或电影院线的扩张中看到。它的本质是，再也没有公司可以掉以轻心了，只有细节专业、花心思理解中国消费者才能做好生意。

按照迪卡侬的计划，到2020年，中国将有120个城市拥有迪卡侬商场，这也许意味着这里将成为它在全球的第一大市场。

阿迪达斯近期了一个截至2020年的大中华区规划，它在中国市场设定了23个“核心城市”―除了北上广深、香港和台北，其余17个分别为天津、重庆、成都、昆明、西安、南京、杭州、厦门、武汉、长沙、济南、青岛、郑州、沈阳、大连、长春和哈尔滨。

和许多零售公司一样，阿迪达斯不愿透露它选择这些城市的精确指标，它认为具体的城市战略算得上是自己在中国核心的竞争力之一。

阿迪达斯中国区总经理高嘉礼曾对媒体表示，2011年阿迪达斯在中国选择了50个城市，他们考察了每个城市的核心商圈，了解这些商圈都有哪些品牌，绘制出品牌地图，同时分析人流量、消费者的类型及其购买的主要品牌，评估消费者的购买力水平。 成都直飞度假胜地的国际航班班期

当时的调研结论是，销售渠道需要下沉。为此阿迪达斯推出了“通向2015计划”，将线下零售店从550个城市扩展至1400个，新增2500家门店。

同时阿迪达斯也开始对不同级别的城市实施差异化策略。高嘉礼会参加每两周一次的“开店委员会”会议，确定在某个区域或城市开哪种层次的店―中档价位、更偏生活休闲的NEO在一到六线城市都能开店，而女子专卖店或跑步专门店只开在一线和二线城市。

现在它更聚焦了。阿迪达斯目前在23个核心城市的业务总量已经占到大中华区市场50%以上，未来它还将集中在这些城市投入资源，提升销售量。

高嘉礼相信，这是“一种事半功倍的策略”，因为这些城市拥有极强的辐射能力。“大城市就像灯塔，它引领着消费者的升级。”高嘉礼说。

过去3年，所有公司都在谈论中国的消费升级。它们起初只是惊讶于消费者的购买力，但就像2015年第48期的封面报道《来自新一线的10亿消费者》里说的，相比绝对金额，消费结构和理念的变化影响更为深远。

公司们不再小心翼翼，担心“这里的消费者或许不理解我们的价值”。它们尽情地把自己的品牌、价值观连同那些“宇宙旗舰店”一起输入新一线城市。那里的人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远超想象。

过去两年，浮潜面罩和滑雪镜这两种运动装备在迪卡侬的成都商场里热销，甚至卖断了货。但问题是，它们在成都本地完全用不上。

迪卡侬的产品以囊括几乎所有运动项目著称。但销售主力还是健身、跑步、游泳、球类运动等大众运动。潜水和滑雪，这两个品类过去在销量统计里都被忽略不计，如今，却成为迪卡侬在成都不可忽略的“长尾”。

不过可以明确解释潜水和滑雪在成都流行的原因，“这两种运动都与度假旅游密切相关，而那些最有名的度假胜地，成都双流机场都有直飞航班。现在，在假期飞去毛里求斯玩浮潜，对成都人来说是很平常的事。”按照飞常准提供的数据，成都双流机场共有53条国际航线，仅次于上海、北京和广州。

这是个绝妙的例子，向我们展示了公司人、公司和城市三者如何互相激发，变得更好。成都人的收入快速增长，并且愿意把更多的钱花在吃穿玩乐上；看到机会的大公司纷纷涌入，提供了更好的选择；城市本身则提供了升级空间，并且吸引更多的公司和公司人。

同样的正循环，也在重庆、长沙、武汉、厦门和杭州等城市发生，隐秘而深刻地改变着这些城市。

如果不是Uber，闻一龙可能不会回到杭州。18岁时他从杭州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之后进入密歇根大学深造。在拿到机械工程和工程管理两个专业的硕士学位后，他成了奔驰美国公司的一名研发工程师。这大概是一个中国留学生所能企盼的完美结局―如无意外，他可以在美国定居、拿到绿卡，时常去欧洲出差。闻一龙也想过回国发展，不过似乎找不到一个足以PK掉这种生活的机会。 阿迪达斯中国174家自营店分布

2014年，他看到了Uber招募杭州团队的消息，决定应聘。7轮面试之后，他成为了Uber杭州的运营经理。就这样，闻一龙回国了。

和大多数Uber员工一样，闻一龙将这解释为自己内心的不安分和对创业的向往。他喜欢在奔驰的工作，但坐在大公司的办公室里，很难有做成一件事的―在Uber内部，这些气质被统称为“Uberness”。

“父母是三重强烈反对。不理解我为什么回国，也不理解我居然回到杭州而不是上海，更不理解为什么要加入一个前景不明、包括我在内只有3个人的团队。”闻一龙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接下来则是典型的Uber式励志故事。闻一龙过上了每天睡6个小时，其余时间都在工作的生活。在杭州的出色表现让他被派去开拓南京市场，之后是合肥。他把这两个城市先后做成了Uber在全球增长最快的城市。

“父母当初反对更多是担心我。他们当然希望儿子能在身边，生怕我在这里没有好的发展。”闻一龙说，现在他是Uber苏皖大区总经理。

高晖负责Uber中国城市总经理（GM）的招聘工作。城市GM是Uber在每个城市的领导者，全权负责该城市的所有战略。因此城市GM的招聘极为严格，候选者大多来自投行或咨询机构，需要通过7轮面试。

而另一方面，正快速扩张的Uber也亟需人才。截至目前Uber在中国进入了大约50个城市，到今年年底这个数字将变成100个。

“但我们不会降低城市GM的招聘条件。”高晖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不过Uber还是尽可能地做了调整，它把原本在美国需要半年的GM招聘流程压缩到两三个月，还加快了内部提拔的速度。闻一龙是2014年下半年加入Uber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已轮转了3个城市，职位从运营经理升到城市GM，又成为大区总经理。

“虽然很困难，但Uber至少能吸引一些出色的公司人离开北上广深，在过去，有这样意愿的人极少。”秦青是一名猎头，她正在帮助Uber华东区招聘城市GM和战略分析师。

人才，可能是新一线城市需要跨越的最大鸿沟。它只能随着消费和经济的升级逐渐改善。无论如何，新一线城市已经开始吸引Uber这样的公司，而这些公司正在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把令人兴奋的年轻人带回来。

这几个故事或许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要重新为中国城市排名。因为一切都变了―城市变了，公司变了，公司人变了。

而评估这些变化的方式也变得更精准了。闻一龙认为Uber在新一线城市取得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移动互联网已经充分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我刚回到杭州，发现连烧卖铺也接受支付宝支付，我还以为这是阿里巴巴的总部设在杭州的缘故。后来去了南京和合肥，才发觉好像每个城市都这样。”闻一龙说。

这也是我们选择大量互联网平台数据的原因。这些公司正在改变中国的城市生活，因而它们本身也能反映和代表更多。

在2015年的年轻人幸福感城市排行榜中，我们首次使用了9家互联网公司的数据。数据让我们把之前通过访谈、问卷调查获得的判断和推测落到了实处。这让我们有信心，用完整、直观和具有指向性的数据来评估城市。

此次我们针对338个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收集了160个品牌的门店分布和14家互联网公司的用户数据，按照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5个维度，重新评估了中国城市的商业魅力。

其中，前两个指标更多关心的是公司与城市。商业资源集聚度里包含了消费类品牌、摩天大楼和人口等数据，它大致描述了一个城市有多“大”。规模仍然是评估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指标。

城市枢纽性描述的是一个城市的“影响力”。它类似于高嘉礼所说的辐射力。在中国，不少新一线城市都是一个商业资源的“枢纽站”，它承接一线城市的资源，同时拥有广阔的腹地市场。

另外3个指标则聚焦在人上。城市人活跃度的数据是最庞杂的，包括了交通、移动设备和职场的活跃度数据。我们相信，一个好的城市，它的市民应该是“不安分”的。闻一龙和他的同事多少可以代表这种状态。

生活方式多样性测量的是一个城市有多好玩。城市的生活方式更“好”，意味着顾客群的质量更高，这显然是大公司更优的市场选择。

未来可塑性勾勒的则是城市的潜力。当然，年轻人是永远的主题，我们选择了一些有趣而极具指向性的数据，来描述这个城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最终，依照这5个维度平均加权计算后，我们评出了新的中国城市分级榜单。

如果参与到所有指标计算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一线城市地位依然不可动摇。而15个新一线城市依次是：成都、杭州、武汉、天津、南京、重庆、西安、长沙、青岛、沈阳、大连、厦门、苏州、宁波、无锡。

接下来的图表中有完整的排名和各城市在5个维度中的得分。我们还会解释具体用哪些数据测量了这5个维度，以及为什么这些维度是有价值的。

这份信息量颇大的排名有太多值得解读的结果。相比2013年的榜单，苏州和宁波新晋入榜，福州和济南则降为二线城市。北京、上海依然是遥遥领先的超级城市，而成都、杭州、武汉正在迅速接近“第一集团”。

这对城市来说不啻为一个提醒。一线城市的数量是有限的。迪卡侬在成都的故事其实是在提示我们，好的城市会越变越好。而反过来，如果在这个节点掉队，失去公司和公司人的青睐，可能就难以扳回了。对于在二线城市中仍然靠后的省会或“重点城市”，以及正被追赶的一线城市来说，时间不多了。

闻一龙评价说，这两年他对杭州的了解超过了当初的18年。“过去对故乡的印象不过是家人、亲戚、学校周边的建筑。现在我知道了杭州的政府、公司经营者、普通职员在干什么，在想什么。他们有太多不同，但有一点完全一样：他们都想变得更好。”

一切都变了，但有一点没变-在中国的城市里，聚集了数以亿计想要变得更好的人。也是这城市的本义就是聚集，聚集产生连接，创新由此诞生。

商业资源集聚度是2013年我们提出“新一线”概念的本源。它来源于Google搜索的原理PageRank―越多的链接指向某个网页，它的重要性就越强，就越应该被放在前排。同样，越多的商业公司进入了一个城市，说明这个城市越重要，然后就会有更多的公司进入这个城市。

这次我们投入了更多去挖掘相关数据―160个商业品牌在各个城市的门店数、餐厅和影院数量、超高层建筑数量以及最基础的城市GDP和常住人口数据。

通常在描述一个城市有多大时，GDP和常住人口数据是被用得最多的。但我们赋予了商业数据更大的权重―它们能更直观地描述一个城市真正的容量。

一个城市所拥有的餐厅、便利店、商业综合体、摩天大楼，这是真正看得见摸得着的城市实体，而且它们是自然生长的。如果有10家店开在同一条街道，证明这个街道有利可图。延伸到城市也是如此。

公司总是倾向于进入一个已经被证明有需求的市场。当一家地产公司决定开发新项目，或是一个服装品牌为旗舰店选址时，这些精细的数据更能帮助它们决策。

“成都和杭州的消费者与北京、上海的不属于同一种类型，但是在能力和档次上是相似的。”为一些外资品牌进入中国提供咨询的SmithStreet公司的咨询经理戴清清说。

从这个角度看，城市的进化也将遵循马太效应―大城市会越来越大―我们没有使用地理面积来衡量城市的大小，而是引入了超高层建筑数量的数据。

当代的城市应该是立体的，摩天大楼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一个城市的容积、效率和发达程度，它是一种更高级的城市形态。一座好的摩天大楼甚至就是个小城市―全球第二高楼上海中心在建造之初就如此标榜自己。“如果城市不能向高空扩展，它就得向周围扩展，而土地是有限的。”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写道。

一座城市的辐射能力越来越被看重。大城市给周边城市带去的是商品、资金、人才、生活方式甚至价值观。这种辐射可以是通过高速公路、高铁和航线，也可以通过网络或人与人的交流。

从数据的角度看，一个城市的“辐射量”是很难计算的。但是我们可以测量这个城市向周边的辐射是否容易，也就是所谓的“枢纽性”。在这一维度中，我们分析了航空和铁路客运数据，物流的通达性，以及商业门店的区域占比等数据。你可以发现，这些数据兼顾了质和量，也涵盖交通、商业和物流等涉及城际沟通的领域。

显然，枢纽性与集聚度之间关系紧密。你可以尝试将枢纽性与集聚度的排名两相比较。一个真正的大城市，辐射和集聚会互相促进。经济学者陆铭在《空间的力量》一书中提出，如果要形成一个都市圈，那么它的中心城市应该在吸纳资源的同时，也将资源辐射出去。根据陆铭的研究，长三角和珠三角都市圈在这方面更健康。这并不奇怪，港口城市总是更容易孕育都市圈，它的集聚度与枢纽性都是自然形成，而非人为约束的。一个与周围城市交流便利的中心城市，可以与周边城市产生“1+1>2”的效果。

“我们为轻奢品牌做调研时，会去看一个城市的‘邻居’怎么样，比如周边的县级市。这也是为什么除了上海、北京，我们经常为公司推荐成都的原因―它有足够好的辐射性。”SmithStreet公司的咨询经理戴清清说。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成都、重庆、西安、武汉这些中西部城市在这个维度中表现出色。它们在各自区域优势明显，又是枢纽城市，承担着与周边城市及其他区域乃至全球的大城市连接的责任。这种枢纽优势一旦建立很难被撼动，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与集聚度一起，组成了一个城市的禀赋。

而要让这种禀赋完全发挥出来，除了更加自由、开放的商业体系，让城市里的人变得更好同样重要，这也是我们之后3个维度所讨论的故事。

在大城市的宣传片里，你肯定见过被加速成一条条光带的城市车流，它往往被用来展现一个城市的活力。但这可能只是表象―让这些汽车变成光带的，是里面的人。

“快乐的城市是液态的。”我们曾下过这样一个判断。它的意思是，城市里的元素应该不停流动。这大概就是城市人活跃度这一维度想要表达的观念。它的指标会显得有些分散：滴滴出行的渗透率、移动设备的活跃度、地铁的通达度、京东的订单指数和领英（LinkedIn）的活跃用户。

这几个指标涵盖了日常生活的主要部分，我们希望从中观和微观的层面展示一个活跃着的城市的状态。那里的人们总是在移动、交谈，总是在寻求改变。

中国内地已开通地铁的城市有23个，这里主要考量它们的地铁运营时长，这大概等同于一个城市醒着的时间。同理，来自TalkingData的移动设备活跃数据，也就是人们的手机处于使用状态的比例，也是为了分析这种苏醒状态。

地铁是最准时、最有效的交通方式，因而完善的地铁网络成了城市吸引年轻人的必要条件。与此类似，减少出行中等待时间的叫车软件和更便捷的电商购买渠道，也是大城市中追求效率的年轻人更偏爱的工具。

有必要解释一下领英的数据。一个活跃的领英用户通常每月都会更新自己的简历，或是结交新的人脉。这群人被认为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和提升有更高的要求，换句话说，就是不安分的人。我们喜欢这个具有强烈指向性的数据，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向上的状态。一个城市有多“不安分”，这是我们想要用这一维度描述的状态。

杭州是这一维度中排名最靠前的新一线城市，得分甚至超过上海。与北京类似，杭州聚集了很多不安分的人。过去，人们更多想要去杭州过一种休闲的生活，现在你会更经常地听到年轻人想去这座城市开始一段充满挑战的生活。

而对于公司来说，苏醒与不安分的人群意味着机会。毕竟，人们只有醒着的时候才花钱。

在去年的年轻人幸福感城市排行榜中，我们使用了大量互联网平台的数据来定义适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这一维度延续了这一思路。

一座城市的生活方式更“好”，或者说更“好玩”，往往意味着客群的质量更高，这显然是对大公司有吸引力的。厦门在这一维度里排名第一，这是一个符合常识的结论。如果你到厦门去，就会理解这个城市确实适合吃喝玩乐。

我们在这个维度中整合了来自滴滴出行、去哪儿、咕咚运动、时光网、优酷、淘宝等互联网平台的用户数据，也加上了部分线下实体门店的数据。

与年轻人幸福感城市排行榜不同，我们测量的不是各个指标的绝对数量，而是各种生活方式的类型是否丰富。对于个人来说，我们也并不提倡每个人都要尝试各种休闲方式，但是好的城市应该具备足够的选择余地，并且能让人们较容易地找到同好。

上海、北京这样的超级城市在这份榜单中没有领先的一个原因是，高昂的生活成本在客观上抑制了多样性。我们曾经报道过独立音乐在大城市的困境，因为房租、乐队外流等原因，不少live house正在关门。它们逐渐挪到了类似厦门或者郑州这样更容易生存的城市。

对于新一线，甚至规模更小的城市来说，这是个好机会。这些城市里的年轻人还未被定型，还在尝试多种可能性。人们经常会谈论纽约的布鲁克林，或者东京的吉祥寺，那里远离繁华中心，但生活成本更低，更受年轻人欢迎，因此孕育了不少创意文化。

而整个柏林可能都是这样的氛围，相比德国其他大城市，柏林并不算最发达，整个城市也没有被商铺塞满，但这反而给年轻人留出了空间。如果一整个城市处在这样的状态中，它应该珍惜，在走向繁华的过程中小心保护生活方式的多样性，有助于形成“气质”“魅力”这种不太好言说的优势，这将帮助城市获得不一般的商业地位。

让我们来谈论下年轻人到底为什么重要。对城市而言，年轻人可不是一群二十年后要变成主管、经理或专家的人，他们的价值在于他们未来的不确定，也就是所谓的可塑性。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最后一个维度里使用了一些也许不全面、但十分有指向性的数据来描绘一个城市的潜力：高校数量、36氪创业指数、知乎活跃度、nice标签数、领英活跃度、消费性格和空气质量。它们可以反映一个城市对充满可塑性的年轻人有多大吸引力。

大学的重要性不用多说，它可能是一些新一线城市吸引年轻人的最大砝码。而36氪的数据关注的是创业公司。也许几百家创业公司产生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一家汽车工厂，但真正应该关注的是愿意进入创业公司的人―他们可能是最渴望改善自我的一群人。当然，创业公司对于一座城市的价值也未必没有想象空间，看看阿里巴巴就知道了。

消费性格是一个简单而有趣的数据，我们选取了一些消费数据模拟了该城市的周均消费，以此除以城市的周均可支配收入。这个结果得出的比值越大，我们就认为这个城市的人更愿意提前消费。提前消费的欲望，大致可以解释为对好商品的向往。这意味着这个城市的消费升级将会更快，对新品牌、新事物的接受也会更快。

新一线城市，以及部分二三线城市都在消费潜力的维度中排名靠前。这对公司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它们津津乐道的渠道下沉似乎更可能成功了。

在衡量年轻人聚集度时，我们用了知乎和nice的用户数据。问答社区知乎聚集了一批喜爱分享见解和知识的年轻人，而另一些追逐潮流的年轻人在nice上用给图片贴标签的方式来标记喜爱的事物，或是逗趣和吐槽。

这两个平台指向的，不是所有年轻人，而是那些爱分享、活泼好动的年轻人，他们的魅力正是在于不可预测性。

这些年轻人自己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想、怎么做，但他们总会带来惊喜。好城市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