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秘密情报战

自明治维新以来，野心勃勃的日本朝野上下便齐心协力，针对中国建立了包罗万象、纷纭复杂的情报系统。从政府官员到普通民众，他们视情报为生命，在搜集和传递中国情报方面不遗余力，于世界情报史上留下了波谲云诡的篇章。

日本对华情报战之始

囿于本国地理条件和资源贫乏的客观现实，怀着“优等生文化”的优越感，日本政府自明治维新以来便将“指导落后的东洋各国”作为其“光荣的使命”。从浪人、商人、政府，到学生、学者、军界，日本逐渐形成了全国性的对华情报渗透。在其不怀好意的觊觎下，晚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状况均为日本所得，成为其制定对华侵略政策的重要考量。

还在幕府时代――始于1185年终于1867年共682年，幕府就是日本武家政治时期的最高权力机构。日本历史上曾有镰仓幕府（源氏幕府）、室町幕府（足利幕府）和江户幕府（德川幕府）。1603年，德川家康任征夷大将军，于江户（今东京）建幕府――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要人物中川忠英就曾命其下属近藤重藏、林贞等，组织长崎的通事，进行了一次对清商的大规模调查，内容涉及清朝乾隆时代中国福建、浙江、江苏一带民间风俗、传统习惯、社会情况等诸多方面，记录也颇为详尽。当时，除记录叙述者所说的内容之外，日方还特命画工在清商们的指导和确认下，详细地绘制了各种事物的图像。这次调查的记录，后来被定名为《清俗闻》，由东都书林堂出版，成为日本对华情报工作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日本向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派遣间谍，则始于1872年。当时投身于这个领域的人们，不图金钱，只是为了那冠冕堂皇的“报国信念”。为了完成使命，即使是那些出身最有名望的贵族豪门或官位显赫者，也甘心情愿衣衫褴褛、忍饥受寒，化装成苦力、渔民出现于中国大地，刺探情报。虽然日本向中国派遣间谍，但直到中法战争前，其规模都还很小且零散。这一情况一直到有日本谍报“巨人”之称、被著名的军国主义者头山满誉为“每五百年才降世的一大伟人”的荒尾精出世，才有了质的改变。

荒尾精1859年出生于爱知县，其父原是尾州一武士。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荒尾精受当时“征服中国”、“略取支那”思想的熏陶，就滋长了要对中国进行“大改造”的侵华思想，并为此而开始精研汉文书籍。1866年，在日本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的亲自安排下，已晋升为陆军中尉的荒尾精终于梦想成真，奉命潜入中国进行谍报工作。在上海，他在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玄洋社的核心间谍之一岸田吟香帮助下，主持开张了盘踞华中地区的日本间谍核心机构――乐善堂汉口支店。

荒尾精选择汉口作为其开设乐善堂的地点，既有地理上的原因――汉口地处中国的中枢之地，为九省之会，亦有政治上的考虑――他认为只要取得湖南、湖北、四川、陕西等省，以其财富和人口即足以号令天下。于是，荒尾精便把汉口作为其计划中“兴亚”的策源地。为更好地开展汉口乐善堂的工作，荒尾精既招请了在华的大陆浪人（日本近代史上以所谓“经营大陆”――主要指中国、朝鲜――为志的“民间志士”及一部分政界、军界人物的统称），又接纳了由玄洋社派去的“志士”，使其店员经常保持在十七八名。

汉口乐善堂堪称中国大陆上第一个日本情报组织。其成立后，荒尾精将组织里所有的日本人分为内员、外员两部，内员在家操持生意，外员则要求去中国各省探查，其内容有山川地理、人口、被服、兵制、制造，以及贫富善恶等。对所有这些项目，都要从军事的经济的角度以“实际踏察”，并提出要对哥老会、九龙会、白莲会等会道门和民间秘密结社活动秘密关注。为了便于侦查、搜集情报，荒尾精还要求其下属必须蓄辫发，穿汉人服饰，冒充汉人外出活动。

此后，为扩大在中国的侦察范围，荒尾精先后在上海、湖南、重庆、天津等地设立支部，其间谍活动遍及中国的各个角落。经过3年的实地考察，荒尾精将在中国的见闻与所收集的情报资料写成了数万字的《复命书》，后由他的同学兼挚友根津一编辑成《清国通商综览》一书。此书是日本根据实际调查材料综合整理的有关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的最早大型文献，被誉为当时“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及中国人实际情况之最好文献”。这部书的出版，对日本扩张主义分子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称赞道：此书“问世以后，使世人因而了解老大帝国的实情，有识之士莫不兴奋”。

1890年9月，在荒尾精建议下，并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他带领从日本各地征召的150名学生来到上海，在英租界四川路与汉口路交界处的泥城桥畔，开办了另一间谍机构“日清贸易研究所”，培养新间谍。后来许多著名间谍如宗方小太郎、向野坚一、藤崎秀、根津一等，都在此任教或学习过。这两个机构在日后的甲午战争中，为日本立下了巨大的功勋。

荒尾精在日本对华情报史上的位置是十分显著的，他不但建立了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日本情报机构，而且第一个将军事间谍与大陆浪人结合一起，经济情报与军政情报结合一起，使之相互配合、互相参照，具有章法与效能，服从于日本的总体对华战略目标，堪称日本对华情报战之始祖。

1896年，荒尾精前往刚被日本征服的殖民地台湾，染鼠疫而亡。至今，他的著作仍是日本研究中国的重要参考资料，对他的研究在日本学术界也从没停止，而日本民间至今仍然供奉着这位无论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得到同胞认可的“巨人”。

荒尾精曾写有一首七律以自勉：“告君千古英雄士，遇得盘根错节来。冯翊功成登麟阁，班超名遂入云台。艰难经历皆如此，辛苦遭逢岂啻哉？请见前园梅一朵，坚冰凌得复能开。”

中日首战，日情报机构现杀伤力

1893年4月，时任陆军参谋次长的川上操六，从东京出发，经朝鲜辗转到达中国天津。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邀请这位不速之客参观了武备学堂、天津机器局，还观看了炮兵操演技艺及步兵操练”。5月14日，川上操六还在被称为日本陆军“三大中国通”之一的驻华陆军武官神尾光臣少佐的陪同下，悄悄查看了天津周围的地形，从而判定“天津西面展望自由，利于进攻；北面有水洼，不利于进攻”。

6月中旬，川上操六再赴中国，到上海、南京等地，仍是在一班愚昧的清朝文武官员陪同下，先后参观了上海江南制造局、南京金陵机器局等军火工厂，以及吴淞炮台等重要军事设施。据日本有关资料记载，川上操六经过这两次实际调查，“不仅看穿了中国的极端腐败，而且对其陆军的强弱如何，甚至对其地形、风俗人情之微，均得到详尽观察，从而确信中国之不足畏，增强了必胜的信念”。

第一次回日本后，川上操六密令驻华公使武官井上敏夫、泷川具和，分头侦察渤海湾航道及山东半岛、天津、塘沽等地的设防情况。井上敏夫随后花费两个月的时间，“游历”了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西海岸。每到一处，他都非常仔细地观察炮台驻防情况，所经洋面，每距离100公里，均使千斤砣试水深浅，以详细收集作战所需地理水文数据。与此同时，泷川具和也乘帆船从塘沽出发，沿渤海岸北行。他沿海岸线游历，历时一个月，对沿岸各海口的水深、有无沙滩、海底是泥沙还是岩石、民船数目、运输情况等，都作了详细的侦察和记录，为日军以后在北戴河附近登陆选择了合适的地点。

与此同时，清政府已先后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4支舰队。这4支舰队中，日本人最重北洋舰队。因为李鸿章向德国订造的铁甲“定远”、“镇远”、“来远”、“经远”4舰，向英国订购的“致远”、“靖远”两舰都隶属于北洋舰队。到1888年，北洋舰队已经拥有大小舰艇25艘，官兵4000人。同时李鸿章还在威海修建船坞、港口、炮台等，并驻有北洋水师提督衙门。鉴于此，日军参谋总长、陆军大将栖川宫炽仁亲王亲自召见根津一，令他迅速指挥部下，侦察北洋舰队的动向与实力。根津一返回中国，立即将此时在汉口的宗方小太郎召回上海，命他潜入烟台、威海，侦察北洋舰队的军情。

宗方小太郎从上海到烟台后，次日便化装成农民模样，欲经烟台前往威海。此前，为了避免中国方面注意，陆军参谋本部制定了一套暗语系统，如“上等品”代表“旅顺口附近兵”；“中等品”代表“大连湾附近之兵”；“谷类”代表“步兵练勇”等。这次，根津一与宗方冥思苦想，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暗语：“买卖不如意”，意为“北洋舰队不出威海”；“草帽辫行市如何”，指“北洋舰队出威海进行攻击”；“近日返沪”，指“威海舰队之防御移至旅顺”等等，使之情报传递更周密，能应付更为复杂的局面。

威海是北洋舰队的主要基地，从烟台到威海之间的交通被严密封锁，日本情报机关称之为“死线”。宗方小太郎来烟台后，数次冒充中国人穿越了“死线”。在汉奸的帮助下，他甚至登上小船，到刘公岛居高望远，俯瞰整个水师的布防情况。他从实地考察出发，认为威海卫的炮台有严重缺陷，炮台后路防御薄弱，因此，从陆路进攻最为有利。尤其是西侧的龙咀庙炮台，远离港口，不易防守。但虽然宗方此行小有所获，无奈北洋舰队防备较紧，其刺探的情报价值并不大。

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双方军队在朝鲜进行殊死搏斗。8月中旬后，由于平壤战事吃紧，清政府决定向朝鲜再派援兵，由招商局的5艘轮船运送总兵刘胜休的铭军12营，共6000人左右。为防止日本舰队袭击，李鸿章还电令北洋舰队主力护航。停泊在威海附近的镇远号等14艘中国军舰，投入出征准备。然而不料，没多久清军行踪便被日谍侦知。

为日本此次活动立下大功的，是另一间谍石川伍一。石川伍一1893年奉命来到天津，以洋行职员为掩护进行情报活动。在这期间，他结识了清军驻天津护卫营的一个小军官汪开甲，在汪的引见下，又与李鸿章的外甥、时任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的书吏刘树芬拉上了关系。在与贪欲的驱使下，刘树芬被石川伍一拉上了贼船，开始唯石川之话是从，不断为其提供情报，将各军营枪炮、刀矛、火药、子弹数目清册，及军械局东局海光寺每天造出子弹数量，照抄一份给石川伍一。

就在丰岛海战前几天，石川顺利地从刘树芬处获得了援朝清军的有关情报，立即报告给了宗方小太郎。宗方在威海探知北洋舰队的出发日期，旋即电告在上海的根津一，后者马上发电日军大本营。日本大本营立即调整了，7月23日即派出联合舰队司令、海军中将伊东右亨率舰队从佐世保出发，驶向朝鲜海岸，进入临战状态。在其伏击下，清军运兵船损失惨重，护送的北洋舰队的“广乙”舰被毁，“操江”舰被掳。在海陆双重战场的夹击下，近代史上中日两国间的第一次较量，即以大清的惨败告终。日本的情报机构，亦因此一战成名。

自侵华战争起，日情报活动达到猖獗

侵华战争期间，大量的日本女间谍还凭着沉鱼落雁的美貌轻而易举地“飞”进了中国党政军官员们的卧房。这些美女间谍的行动收获颇丰，除了在猎物枕边“套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之外，还曾一度出现“帝国之花”南造云子两度谋刺中华民国最高领袖的传奇一幕，在世界间谍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时，凭借着骄人的美色，南造云子迅速将生活糜烂的国民政府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外交部副科长黄晟（黄浚之子）发展为间谍，编织了一个足迹遍布国军参谋总部、海军部和军政部的间谍网。利用其提供的情报，南造云子还一度秘密谋刺，后蒋虽侥幸逃过一劫，但其预定乘坐的英国大使汽车却遭到两架日军飞机的轮番追逐袭击，许阁森大使背骨受伤，肝部中弹，生命垂危。更不可思议的是，南造云子被捕后，她竟然又一次征服看守，逃出了监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还抓捕过大批抗日志士，并摧毁了军统留下的十几个联络点，诱捕了几十名军统特工人员。

刺杀是所有情报活动中都无法割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对华情报活动辉煌时，其刺杀也发展到了极致。1942年，为执行日军第一军制定的“C号作战计划”，大特务岩松义雄就曾成立了两个专门搞暗杀、破坏行动的突击队，即“特别挺进杀人队”。稍后，挺进队之一的益子挺进队便或身着便衣，或化装成八路军模样，夜行昼伏，先期潜至根据地内。利用先进的电信情报技术，他们发现了包围圈中八路军总部这个密集向外发送电话、电报信号的中心，直接导致了左权等八路军高级将领的牺牲。1944年10月28日，日本还侦知中国首支化学兵部队创建者李忍涛将军的行踪，并成功将其刺杀。

然尽管包括刺杀在内的情报活动一度战绩辉煌，也挽救不了日本投降的命运。犹如多米诺骨牌一般，随着日本的投降，其猖獗的情报活动也暂时告一段落，但其在情报工作中积累下来的经验，却成为历代政府对外情报工作的资本。尤其是现当代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日本的情报活动花样越来越繁多，手段愈来愈高级，经验愈来愈丰富。

1963年，《人民日报》上发了一篇题为《大庆精神，大庆人》的报道，过了两年，《中国画报》上出现了一片飞雪中站在钻井旁边的“铁人”王进喜的那张著名照片，同年《人民中国》杂志上再次出现对“铁人”的报道，其中有这么两句话――“最早钻井的是在北安附近开始的。”“王进喜一到马家窑子，看到一片荒野说：好大的油海，我们要把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抛到太平洋去！”为了描述创业的不易，该文中还专门提到：为了把沉重的设备运到油井的位置，采用了人拉肩扛的方式。

对于这个当时可能与原子弹试制一样列为中国机密的“大庆油田”，精明的日本情报人嗅出气味了：《人民日报》文章可以证实大庆油田果然存在；《人民画报》照片可以证实当地气候严寒；更为神奇的是，日本从《人民画报》的照片上看到“铁人”衣着相当厚实，竟然推断出应为从北纬46到北纬48的苦寒之地。综合以上情况，日本推断大庆油田的位置很可能在齐齐哈尔到哈尔滨之间的中国东北；《人民中国》报道中有“人拉肩扛”一说，日本人又获知油井位置应该离某个车站不远；《人民中国》的报道中还透露出马家窑子和北安两个地名，日本很快就在保留下来的旧洲地图上找到了这个叫马家窑子的地方。它位于黑龙江省海伦县东南，北安铁路一个小站往东十公里处――至此，大庆油田被准确定址。

根据《中国画报》刊登的照片上显示出来的大庆油田炼油厂设施，日本还推断其年加工原油的能力应该在100万吨上下。经过综合分析，日本估算大庆当年年产原油应该能达到360万吨。根据石油工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日本再次做出预测：到了60年代末，这个原油生产数字，应该增加到1200万吨左右。最后的结论是，通过照片判读，大庆的炼油能力明显跟不上原油生产的速度，中国人很快就会需要日产量万吨左右的炼油设备。事实果然如日本人所料，不到半年，中国的石油工业部在世界范围内招标，购买日产达万吨的炼油设备。日本人如姜太公钓鱼，以低价加现货，一举中标。

进入20世以来，日本派往中国的记者，也大半成了情报搜集人员。他们的基本任务是要随时注意所在驻地的最新动态，及时向本社发回新闻资料。这些人通过采访结识中国各界人物，从而进一步加强同各方面联系，并每天分析中国的全部报纸杂志，分析全世界每天对中国的报道。为了做到熟悉中国，他们还雇用中国的秘书、司机、厨师、女工、花匠，从而进一步从身边发生的小事了解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风土人情，掌握中国的民间脉搏。所以，中国的情况他们了如指掌，可以说是无密可保。

曾有资料说，中国几个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等，市场上重要商品的售价，东京的研究机构每天都收集。甚至一斤菜起价多少，日本研究机构马上知道。他们大量订购大陆的报刊，不但省一级以上的全部订，而且，许多地方小报也订。这些研究机构里的资料员分工极细，政治、军事、经济各大类中又分小类，资料逐年积存下来，一旦发生了新闻，来龙去脉便一目了然。

就连近年频频爆发的事件，也随处可见日本的谍影。有资料说，某日出海的中国渔政船，十天后才现身海域，中间躲避“鲇鱼”台风耽搁了数天，但日本已对此情况了如指掌。中国海军一位资深人士也曾说过，日本的情报来源，首先是依托在中国大陆、香港以及台湾地区建立的情报网络，提前获悉两岸保钓船只以及执法船的行动信息，海上保安厅因此能及时采取针对性行动，部署足够多的巡视船，甚至在海上布下口袋以逸待劳。

这位海军人士说，经过多年的经营，日本已经建立起了以海上保安厅为核心的情报侦测体系，上至日本内阁情报调查局等机构获取的两岸高层涉钓决策信息，下迄海上保安厅所辖灯塔上拍摄的红外线夜视图像，都成为引导日本巡视船控制海域的“指挥棒”。由此可见，时至今日，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日本的情报活动花样越来越繁多，中华民族的反日本情报侦察、间谍渗透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