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日本情报工作之我见

摘要：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家和军队的情报机构得到进一步完善。在二战中，日本的情报机构不仅得到了扩大和补充，而且他们所进行的情报活动为日本侵略方针的制定和军事行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依据，使其在侵略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策略、军事进攻、经济掠夺和文化摧残等更有针对性。本文分析了二战日本情报机构及其工作特点，总结了二战日本情报工作的得与失。

关键词：二战；日本；情报工作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家和军队的情报机构得到进一步完善。在二战中，日本的情报机构不仅得到了扩大和补充，而且他们所进行的情报活动为日本侵略方针的制定和军事行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依据，使其在侵略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策略、军事进攻、经济掠夺和文化摧残等更有针对性。

日本帝国主义在对外侵略扩张中十分重视通过各种手段来获取情报。那么，二战中日本设立了哪些情报机构？日军的情报工作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呢？

一、二战中日本情报机构林立

二战中的日本情报机构，基本上包括三种类型：

一是中央的情报机构，主要有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分别设立的情报部，以及政府所属各部，诸如外务省、拓务省、兴亚院、大东亚省设立的情报机构。1940年，近卫第二次组阁时，为了协调各情报机关的工作，还特意增设了一个内阁情报局，但并没有发挥作用。其中，陆军参谋部和海军军令部主要负责日本外派间谍的指挥、调遣与组织工作，它们派出的间谍多以使馆武官的身份为掩护，刺探所在国的各种情报。陆海军的情报组织是两个系统，互不隶属，但有时也有联合，例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陆海军就在缅甸共同设立了“缅甸机关”。

二是日本侵略军于侵占地设立的特务机关。这类特务机关的数量和规模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加深而日益庞大。它们具有系统缜密、分布广泛的特点。日军最早在中国设立的特务机关是关东军于1916年在奉天设立的，1918年又在哈尔滨设立了特务机关。“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又相继设立了许多特务机关。到1945年，关东军在东北共设立了15个特务机关和20个分机关，监视和调查中国军民的动向、扶植汉奸、监视的官吏等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在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等地纷纷组建各类特务机关。这些特务机关根据不同地域的特点进行谍报和阴谋活动，如设在宁波的分机关的任务就包括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军队的情报和搜集英美在浙、闽沿海地区活动的有关情报；而设在上海的儿玉机关的任务则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掠夺战略物资并进行谍报阴谋活动。日军的特务机关内除日本特务外，还搜罗、培植了大批华籍特务，如设在上海日本海军武官府下的南城机关就有华籍特务59名，日本特务则只有6名。不言而喻，这也是日军贯彻“以华制华”侵略方针的一个具体而微的侧面。

三是由一些殖民公司或大资本公司设立的情报机构，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的调查课。满铁始建于1906年，表面上看是铁路公司，而实际上是“开发和经营满洲、推行日本大陆政策的殖民侵略机构”。满铁调查科于1907年在大连成立，其下属机关分布在奉天、哈尔滨、天津、上海、南京，直至东京、纽约和巴黎。到“九·一八”事变前后，满铁调查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2000多名骨干的庞大调查机构。起初，它还只是针对中国东北的历史、地理、资源、物产等进行调查、搜集资料，“九·一八”事变后，为了配合关东军作战，满铁调查科开始搜集军事情报及中国抗日武装动态等，并直接向关东军守备队、宪兵队或警察署提供，并以此为契机，从一个供给情报的咨询部门变成了配合关东军决策的机关。据统计，满洲调查课在近40年的情报活动中，共提出调查报告6200份，积累的书刊、剪报资料50多万件，可谓近代殖民史上情报机关和特务系统的集大成者。

二、谍网广布，气焰嚣张无孔不入

为了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日本的谍报机构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正式起步，并在甲午战争中初显身手，在日俄战争中其力量得到验证和加强。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谍报机构可以说是大显身手，在日军历次先发制人或有预谋的军事行动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仅以日本偷袭珍珠港为例，便可窥一斑。

为掌握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船只是否确实停泊在珍珠港的信息，日本海军军令部选择了28岁的海军情报官吉川猛夫少尉担任搜集情报的任务，他于1941年3月被派往日本驻美檀香山总领事馆。很快，吉川利用各种身份作掩护，获取了大量具有重要价值的军事情报。同时，吉川根据统计材料判断，美国舰船在珍珠港停泊最多的时间是星期日，是进行袭击的最好时机。12月6日，吉川向东京发出了最后一份情报，告之：“6日珍珠港停泊舰船如下：战列舰9、轻巡4、潜水艇3、驱逐舰17。此外，轻巡4、驱逐舰2已入坞。航空母舰和重型巡洋舰已全部出港，不在港内停泊。舰队航空队没有进行航空侦察的征兆。”夏威夷时间12月7日（星期日），日本成功偷袭珍珠港。参加空袭的日本海军空中攻击部队总指挥官渊田美津雄评价说：“情报对飞行队袭击珍珠港起了很大作用，这次作战的成功，有一半归功于它。”日本间谍吉川因此被日本誉为“珍珠港作战的无名英雄”。

据不完全统计，为了顺利实施突袭珍珠港的计划，日本派到珍珠港的日本间谍多达200人，从各方面搜集珍珠港的天气、水文、地形和美军基地、飞机、舰艇的部署，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馆就是其间谍活动的大本营。可以说，日本在珍珠港的间谍活动，成就了日本的珍珠港袭击。

在侵华期间，日本的谍报机构在窃取机密情报、监视中方重要人物、镇压和破坏中国的抗日力量、物色扶植傀儡汉奸并从事各种分裂活动等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被称为“东方的劳伦斯”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扶持清废帝溥仪建立洲国；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国民政府机要秘书、掌管最高统帅部机要文件的黄浚，使中华民国的军事政治情报通过这位机要秘书之手，被源源不断地送到日本军部；由影佐祯昭任机关长的上海机关成功策动投敌卖国，而影佐祯昭也因此成为汪伪傀儡政权的最高顾问——“太上皇”。由此可见，无孔不入的日本谍报机构在侵华战争中充当了何等重要的角色。日本于侵华期间在中国建立的细密而庞大的间谍情报网，不仅为其各种罪恶的侵略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证，同时成为其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情报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过于依赖谍报工作，缺乏战略情报意识

二战先期，依靠出色的谍报工作和其他情报手段，日本情报机构在掌握敌方特别是中国和美国的动向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眼前的利益”并不能使日本最终实现他的扩张野心。相反，日本情报工作确切的说是日本战术情报工作取得的成功，恰恰与日本的战略情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对战术情报工作的重视与对战略情报工作的忽视注定了他最终失败的后果。这种对战略情报的忽视主要表现在战略决策与情报工作的严重脱节和对战略情报分析的置之不理。

早在16世纪后期的丰臣秀吉时代，日本就确定了对外扩张的总体战略。这个被后人称赞为“统一日本列岛的间谍大师”的丰臣秀吉，胸怀当初“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作着“定都北京”的美梦于1592年发动了侵朝战争，虽然最后他的野心没有实现，但他对之后日本战略思想的影响却根深蒂固。从因日俄战争而名声大噪的山县有朋反复鼓吹“线”、“利益线”等扩张理论到“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这句臭名昭著的话出处的世称日本侵华教科书的“田中奏折”。很明显，日本的扩张战略实际上是日本历代政府毫无删除的继承和追求。从1592年侵朝战争到1937年的侵华战争3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国的决策者们竟然没有一个考虑到小国寡民的国力状况与宏伟的“日本大帝国主义”目标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日本的战略目标与本国的战略资源之间巨大的悬殊，注定了日本的侵略战争必定失败的命运。

日本决策者孤注一掷的执行扩张战略，对战略情报的置之不理，仅靠“只看重眼前利益”的“以战养战”的策略就全面侵入中国和发动太平洋战争。期间，也有认识到这种错误的“有识之士”，如约翰·亨特·博伊尔眼里的那个认为日本的经济资源无法支持一场长期战争的同扩张主义争执到战后的石原莞尔，还有在多次反对对美作战无效后一手制造美国人噩梦——“珍珠港事件”的山本五十六，等等这些代表战略情报工作与扩张战略必须紧密联系的少数人并没有阻止了自己的祖国最后陷入一条不归路。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先期出色的情报工作——尤以谍报为主的战术情报手段取得的眼前利益，给后来世界各国在情报战线上工作的情报人员留下了许多传奇的“日谍秘史”；然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仍未意识到在战略情报上的缺陷以及情报机构的骄狂自满、松散无度注定日本因为战略情报工作的失败而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参考文献]

[1]刘宗和，高金虎：《外国情报体制研究》，军事出版社2003年版

[2]理查德·迪肯：《日谍秘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

[3]实松让：《情报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5]云网 ：http：//wwwyunnancn北京日报 2005-12-14

（作者单位：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