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迎来百年不遇的发展机遇

摘要：从目前来看，“十一五”时期虽然遭遇了许多始料不及的多种困难，但成就辉煌。在举世受金融危机影响而陷入困顿境地的情况下中国将迎来百年不遇的发展机遇，盘点“十一五”时期的得失，有利于明确“十二五”时期的发展思路与方略。

关键词：“十一五”；“十二五”；发展机遇

中图分类号：F123

“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同时还面临不少问题与困难。在举世受金融危机影响而陷入困顿境地的情况下中国将迎来百年不遇的发展机遇，盘点“十一五”时期的得失，有利于明确“十二五”时期的发展思路与方略。

一、“十一五”所取得的成就与进步

从目前来看，“十一五”时期虽然遭遇了许多始料不及的多种困难，但成就辉煌。

“十一五”前期的发展环境比较好，但进入2008年之后，南方冰灾、汶川大地震和三鹿毒奶粉事件等接二连三发生，让全中国人民痛入心脾。也正是在这一年，当中国人为成功举办奥运会和“神七”飞天而欢庆时，国际形势风云突变，金融危机从大洋彼岸席卷而来。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许多外向型企业破产或濒临倒闭的边缘，东部沿海部分发达城市地区大量企业外迁、倒闭或歇业，以至于2009年成了“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应该说，这些突如其来的国内外形势变化是“十一五”开局之时难以预料的。

即使国内外许多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在这一时期同时并发，但中国社会经济依然在大阔步前进。在风云变幻的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1.404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6%。在最为困难的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4.0507万亿元，增长速度达到了9.3% 。预计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39万亿元左右，中国将跃居世界经济总量第二。1957年主席正式提出“超英赶美”在当时来看的确是冒进的设想，但如果我们将时间跨度扩展到2010年，你能不佩服主席的远见卓识与预见力吗？ “十一五”初期的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8.3868万亿元。对比数据不难发现，如果不考虑物价因素“十一五”的五年再造了一个中国，这不仅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全世界的奇迹。这一奇迹引得全球许多人试图探索“中国模式”的奥秘。预计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接近30000元(超过4000美元)，中国将进合国划定的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十一五”的成就赋予“十二五”的特殊意义在于，“十二五”将成为中国超越日本后追赶美国的起点。这个起步迈好了，中华民族真正跻身于世界强盛民族之林的希望就升起了。

除了经济总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所提出的有关经济增长、人口资源环境与公共服务人民生活三个方面的主要目标均能如期实现。在国家实力增强的同时，民生得到了明显改善。例如，在“十一五”期间，中国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并建立了农业补贴制度。中国“种田纳粮”的铁规远可追溯至春秋时期，即使是史书中推崇备至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也只能做到临时的轻徭薄赋。给“种田纳粮”的历史画上句号是前无古人之举，惠及中国亿万农民，必将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流芳千古。在“十一五”时期，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一般民众都能切实享受到发展的成果。

国家整体实力跃上一个新台阶，使得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与话语权明显增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中国在2008年为全球增长的贡献度约为22%，而且在2009接近40% ，日美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加起来也不过0.1%左右。2010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估计将达到2.3万亿美元左右，有望成为世界贸易第二大国。在总体实力增强后，中国会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同时也会获得更多的利用全球资源的机会。我们可以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东亚病夫”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除总体实力大幅度提升、民生改善明显与国际影响大大提高外，“十一五”时期在体制改革方面也迈出了较大步伐。

回顾“十一五”时期的改革首先应该弄清楚规划纲要“一字之差”的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将从1953年延用至2005年的“计划”改为“规划”，“一字之差”并不玩文字游戏而是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转变政府调控的方式，计划到规划的变革是适应这种需要的具体安排，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体现了政府调控理念的转变。计划包括的面广，而且具有强制色彩；规划更强调了引导市场，明确政府的有限作用领域。规划要明确政府做什么，体现国家意志，明确政府工作重点，引导市场的发展方向。第二，体现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先进管理方式。“十一五”规划与以往不同的一点是强调民众的意见，因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专门成立了“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并开展了请人民群众为“十一五”规划建言献策活动。第三，体现了政府管理的空间观念和可操作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已经到了一个矛盾与问题多发期，其中区域问题增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因为如此，中央强调“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计划一般是按条条制定的，而规划更强调空间，因为任何活动总是要落实到具体的空间。不落实到空间就不可能有很大的操作性。由“计划”到“规划”，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的规划体系与政府调控进入了新的改革期。

由过去的按“条条”管理转变为按区域管理是“十一五”时期确定的未来政府调控基本方向。在这五年中央政府注重运用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指导与管理区域发展。“十一五”时期中央政府先后批准了七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6年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07年6月正式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同年12月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0年4月，批准沈阳经济区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12月批准设立山西省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这一时期，中央政府批准或批复了十多个区域规划，涉及的区域包括：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株潭城市群、中部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江苏沿海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图们江区域、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以及皖江城市带等。

除政府调控重点与导向的转变外，改革还在许多具体领域展开。例如，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全面推进增值转型；在24个省市区进行“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体制改革试点；正式推出创业板市场；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设。这种改革举措对规范市场竞争与改善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十一五”时期存在的问题与困难

在经济发展整体跃上一个新台阶后，原有的一些矛盾与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而且在新的阶段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与困难。

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所确定的主要经济结构指标不能如期实现。过去长期存在的依靠投资扩张和便宜劳动力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研究与开发投入不足，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比例不高，总体而言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没有明显提高；第二，资源消耗过多、环境污染问题严重，能源、矿产、水资源等战略性资源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第三，低水平重复建设依然十分普遍，导致产能过剩，加剧地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可以说，在许多传统产业领域盲目扩张而在高新技术领域投入不足是中国经济结构长期存在的痼疾，在“十一五”期间发展到了非医治不可的程度。这不仅导致国内各地区之间争夺能源原材料与产品市场的冲突不断加剧，而且由于对石油、铁矿石等资源的需求呈加速度上升还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对外依存度增大。单纯从经济角度分析，目前存在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都能从区域冲突中找到原因。内部冲突导致了中国利益流失问题相当严重。以铁矿石涨价为例，由于各地区盲目发展钢铁工业且没有形成一致对外的合作格局，中国是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但没有掌握铁矿石价格主导权。2005年至2008年这4年的铁矿石价格分别上涨71%、19%、9.5%、96%。有专家指出，2003年至2008年间，进口铁矿石涨价高达4.6倍。国际铁矿石价格的连续暴涨，外国公司已经从中国攫取了正常利润以外的7000亿元财富。区域冲突导致的肥水外流是何等严重由此可见一斑。在盲目发展传统资源型产业的同时，许多地区并没有对环境保护给予高度重视，导致了大量了环境污染问题。化学品污染、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固体废弃物污染、尾矿污染等时有发生。近年来我国重大环境污染事件频繁发生，引起社会关注的重大事件有：珠江北江和湖南湘江株洲与长沙段镉污染、昆明阳宗海的砷污染、无锡太湖蓝藻爆发、山东临沂河水砷超标、内蒙古赤峰自来水污染等。诸如此类的事件对我国环境质量、居民健康与社会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不改变资源环境代价大的发展模式，中国的高速增长态势将难以为继。

在社会发展方面，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差距扩大、地区教育不公、区域发展不协调以及社会管理漏洞多等问题依然相当突出。由于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再加之官员腐败问题突出，社会低收入阶层怨气大，上访与社会在各地方随处可见。在一些地区，地方财政靠“卖地”，但对失地农民补偿与安置均不到位。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影响社会和谐，也会阻碍地区经济与国民经济经济发展。

在经济体制方面，问题与矛盾积累较多。上述许多环境问题与社会问题都与政府管理缺位或不规范有关。从纵向看，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性规定在地方时常遇到执行障碍。从横向看，尚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地方政府之间没有形成完善的合作机制，冲突多而合作不足；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时常存在相互扯皮现象，有利益的多个部门争着管，没有利益的哪个部门也不管。虽然中央政府明确了区域管理导向，但在中央政府27个部门、16个直属机构与4个办事机构中只有两个不涉及区域管理。以规划职能为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与民政部等均具有一定的规划权，各部门主管的规划之间没有形成协调机制，往往导致不同规划之间出现明显的冲突。

三、“十二五”的发展前景与方向

在中国古代历法中每12年为一轮，天干地支组合成60甲子。“十一五”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度过了甲子生日，“十二五”是中国进入第二个甲子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期。作为第二个甲子的五年规划开端，“十二五”时期中国会面临怎么样的发展环境与前景？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十一五”时期超越日本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十二五”时期是追赶美国的起步时期。如果这个起步迈好了，将为在未来三十年内超越美国打下良好基础。放眼全球现状与态势，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判断：中国将面临百年不遇的发展机遇。

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美国的金融和经济体系遭受重创，欧洲也受到冲击，拉美与亚洲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率从2007年的5.0%、2008年的3.9%降低至2009年的3.0%，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出现负增长与债务危机。中国虽然受到了明显影响，但总体向好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的实力被金融危机削弱，意味着中国正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这给了中国企业一个难得的扩张空间。因此有人甚至预言，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将可能成为中国作为全球大国崛起的标志性事件。

然而，机遇并不等于现实实力，机遇可能会稍纵即逝；而且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每逢严重经济危机时期，紧迫感会催生出新的技术与产业革命。在百年不遇的机遇面前，中国有两种前途：一是紧紧抓住了机遇，中国再上一个新台阶，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的强国；二是错失良机，先进国家借危机中催生出来的新技术革命而有可能将中国再次远远地抛在后面。20世纪60年代全球曾经出现过一次产业调整的良机，当时中国没有抓住。在进入“十二五”时期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与当时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还会让机会溜走吗？

值得忧虑的是，中国的企业缺乏真正的自主知识产权，严重依赖资本扩张和资源消耗的发展模式没有改变，一旦陷入困境将难以自拔；而且一旦中国的实体经济受到冲击而普遍不振，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将是灾难性的。我们应该有这种危机感，倘若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可能会出现大倒退，兴我中华就会变成画饼。面对百年不遇的机遇，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这一年为“辛卯”年。按照古代的说法，“辛：辛者，新也，万物肃然更改，秀实新成”；“卯：冒也，万物冒地而出”。为了应验先贤们的判言，在百年不遇的机遇面前，中国需要从全球角度审时度势，冷静对待，缜密谋划，从战略角度布局好“十二五”时期的发展。

第一，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成本扩张）的发展模式。地方政府必须改变拼资源、牺牲环境与科技投入少的急功近利增长路径。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各地区均在强调“比较优势”（只单纯考虑成本因素），导致了许多重复建设。在新经济时代，只考虑比较优势已不合时宜，通过创新驱动提升整个国家与各地区的核心竞争力才是发展的关键，为此国内各地区要真正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特”。“十二五”期间，宁可牺牲一定的速度，也一定要实实在在地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第二，必须改变一味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将挖掘扩大内需潜力与促进内生增长（即培育本国或本地区的企业与企业家）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对外依存度过大存在较大风险，在金融危机来临时，沿海外部控制程度较高的地区比中西部地区感受到的压力大得多。

第三，必须着力解决长期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区域差距扩大等突出问题，为经济提质转型创造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收入分配不公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和城乡区域差距所导致的城乡对立与区域冲突需要通过制度化的政策来解决。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城乡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等政策在“十二五”时期应当是政策的重点。

第四，必须协调好各区域发展，提升中国整体竞争实力。东部地区保持率先发展的关键在于由过度的外生发展向内生发展转型，加大结构转型力度；西部地区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已经大为改善，内部出现了明显分化，西部大开发政策应该从过去的以打基础为主转变为分类支持；中部地区除了《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中所提出的“三基地一枢纽”（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定位外，还应该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基地；东北地区的重点是传统产业的振兴与现代化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另外，按问题区域制定区域政策，应当在“十二五”时期提上议事日程，中央政府对问题区域进行制度化的扶持是一国国力强盛的表现与文明的象征。

第五，必须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为经济发展提供合理的制度基础。明确政府有限作用领域，真正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加倍努力。国有经济改革、资源环境税的改革以及财政金融体制改革深化等均有待在“十二五”时期加强。政府调控法制化将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第六，必须强化文化建设，大力提倡讲职业道德。侈靡、颓废的生活态度和腐败行为是社会的毒瘤，必须摒弃之并提倡民众励精图治与官员廉洁奉公。在中国社会中最缺乏的是职业道德，只有提高职业道德素养，使讲职业道德成为一种社会规范，整个国家才会凝聚向上的氛围，社会才能井然有序。

回眸“十一五”时期的成就，环顾时下的发展环境，我们没有理由不畅想“十二五”时期的美好前景。中国有句古语：“乱世出英雄”。在全球出现普遍衰退与发展速度放缓的背景下，中国虽然遇到了不少困难但依然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全球为数不多的持续高增长经济体与全球经济的“引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乱世”中，中国在“十一五”时期已经渐显“英雄”之本色。“十二五”时期中国面临的是百年不遇的发展机遇，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中国在重振世界经济中的作用都寄予了厚望，我们没有理由不锐意进取而让难得的机遇再次与我们失之交臂。只要中国坚持科学发展，坚持革故鼎新，坚持兴利除弊，“十二五”时期中国就能在发展水平与国际影响力方面再上一个新台阶，坚实地朝国运兴隆、民族兴盛、民生兴旺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