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抗争为何难以取得成功

摘 要：在中国争取环境公平的进程中，来自民间的环境抗争力量往往陷入零散而孤立无援的困境之中，抗争成功的机会空间不断被既得利益群体压缩。其中，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强强联合与维权群众在合法性、资源和组织方面的巨大落差是环境抗争难以取得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环境抗争；合法性；资源落差；中间组织

在强大的经济发展压力之下，由于国家力量对社会经济事业过多的介入，以及市场经济对政府和企业的裹挟，中国当前的环境治理不但很难甚至不愿真正深入到“环境公平”这一环境问题的重要议题，还试图回避、打压民众的环境利益诉求，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常常遭到强势集团的侵害而无法得到有效的维护。面对如此境况，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往往被迫寻求环境抗争。

然而，在环境利益严重受损的普通民众被迫寻求环境抗争的同时，这些抗争实践却往往以牺牲抗争者的巨大利益为代价，在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所形成的权力结构中抗争成功的机会空间不断被既得利益群体压缩（包智明、陈占江，2012）。其中，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强强联合与维权群众在合法性、资源和组织方面的巨大落差是环境抗争难以取得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

一、合法性之争

环境纠纷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冲突类型，既没有传统经验可循，也缺乏确凿的科学论断。在这种情况下，环境问题很容易被冲突双方所建构（龚文娟，2013），环境利益之争遂变成了合法性之争。环境抗争者、污染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合法性之争主要体现在科学、法制和媒体等领域，可以看到，环境抗争者在每一个领域都难以建构出自身行为的合法性：

在科学领域，地方政府与市场共谋的信息与知识遮蔽体系加速了科技理性与日常理性断裂的进程（包智明、陈占江，2012），地方政府、企业和普通民众之间平等的科学对弈显然难以成为现实；此外，在权力和金钱的威力之下，一些本应保持中立、客观的“专家”也会为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这一强势联盟进行技术辩护（龚文娟，2013），这进一步强化了环境抗争在科学证据上的非合法性。

在法制方面，环境抗争者所面对的是公共权力的选择性执法，也即在环境污染受害者被迫走上环境抗争之路后，对那些执拗或有过激行为的抗议者启动机器，以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名义，将维权组织者、代表或闹事的人予以传唤、拘留、逮捕乃至判刑（张玉林，2010）；而那些污染环境的企业却相反得到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暗中庇护，始终没有受到根本上的制裁。

而在对媒体注意力的争夺方面，地方政府在操控本地媒体方面远比抗争者有优势；即便抗争者把目光投向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异地媒体，其主张也最好与当下的社会背景和主流问题相吻合，符合政策制定者的基本价值观（龚文娟，2013），否则即便能够引起媒体的关注，也会陷入政治上的不合法。

二、资源落差

事实上，环境抗争者、污染企业和地方政府等主体对自身行为合法性的建构能力，以及是否采取行动、采取怎样的行动的决策，与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源有极为密切的联系。那么，要考察环境抗争难以取得成功的原因，就必须将各主体所拥有的资源进行对比。一般来说，一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社会关系网络规模越大或势力越强，关系网络的疏通能力越强，对环境危害做出抗争的可能性就越高（冯仕政，2007）；但无论怎样，环境抗争者所拥有的资源还是无法和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强势联盟相提并论，这也就导致环境抗争者缺乏足够的抗争力量，抗争行动也难免于失败。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他们控制着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法规资源命脉（龚文娟，2013），这使得他们在环境抗争事件爆发时能够迅速集结大量资源，为其提供权力、资金、科学和法制支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掌握着对当地群众的收入、财产、福利、救济等方面进行再分配的权力，这对于原本就处于弱势地位，尤其是那些依赖于政府救济的抗争群体来说无疑是难以克服的障碍。而污染企业不仅拥有较弱势群体雄厚的资金支持，某些企业甚至还具有权力背景，得以分享当地政府的政治和法规资源（洪大用，2000；张玉林，2010）。除此之外，这些企业还为当地部分群众提供了就业机会，使之不敢进行过于激烈的抗争活动。面对在资源方面如此占优的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单打独斗或结成松散小团体的环境抗争者是无法与之抗衡的。

三、中间组织的匮乏

在资源上的劣势固然是抗争失败的重要因素，但事实上，环境抗争者如果能够组织好相关群众的知识、关系资源，以及对上级政府、相似处境公众、环境利益相关者和媒体资源的借力（龚文娟，2013），个体资源有机地累加起来也能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抗争成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但在很多情况下，由于抗争者的分散和孤立，这些资源难以得到整合和高效利用，最终致使大多数的环境抗争行动在面对既拥有资源优势，又拥有高度统一的组织的强势联盟时以失败告终。

从根源上来说，建国以来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过度延伸，使其在牢牢掌控基层社会的同时，也使个人和家庭完全原子化。尽管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推进居民和社区自治，如村委会、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等基层组织，但国家仍然牢牢地主导者社区的发展，从而呈现出一种“强政府、弱社会”的局面（周晓虹，2008），没能发展出基于共同利益或信仰而自愿结成的、能够引导公民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和社会事务的中间组织。在组织方面的缺乏既使之难以形成团结一致的集体去应对由强势集团制造的环境不公平，也由此形成了对公共权力的依赖心理。其次，在经济发展焦虑和技术话语对环境问题的虚化之下，往往只有生态环境遭受严重威胁的地区才能深刻体验到环境不公平所带来的苦楚，这就使得人们对环境不公平的理解过于集中于地方性经验，在对普遍的环境权利的诉求面前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无法真正突破个人和小集体利益的局限。正是在组织和共同利益上的欠缺，使得社会对环境公平的呼唤常常呈现出零散的、孤立无援的面貌。

参考文献：

[1]包智明、陈占江，2011，《中国经验的环境之维：向度及其限度——对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社会学研究》第6期。

[2]冯仕政，2007，《沉默的大多数：差序格局与环境抗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

[3]洪大用，2000，《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环境问题——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东南学术》第5期。

[4]荀丽丽、包智明，2007，《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及其地方实践——关于内蒙古S旗生态移民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5]张玉林，2010，《环境抗争的中国经验》，《学海》第2期。

[6]周晓虹，2008，《国家、市场与社会：秦淮河污染治理的多维动因》，《社会学研究》第1期。

作者简介：高歌（1991-），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专业2010级本科，从事社会学学习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