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寻求环境抗争

摘 要：在中国的环境治理进程中，环境利益遭受损害的普通民众往往通过环境抗争的方式进行着维权行动。这揭示出在生态危机与发展焦虑的矛盾之下，中央对地方过于单一、形式化的管理方式，经济利益促动下的政商共谋，以及公民社会的不健全是导致中国环境治理陷入困境的重要结构性因素。

关键词：环境抗争；环境治理；国家-市场-社会

自1996年以来，环境抗争事件就以29%的年增长率困扰着中国，而到了2012年，更是在短短四个月之内就相继爆发三起较为大型的环境抗争事件 ；同时，环境访民也逐渐成为中国庞大访民队伍中十分活跃的一部分。这无疑将许多潜藏在中国环境治理中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深刻的结构性矛盾推向前台。

一、生态危机与发展焦虑

很长时间以来，我国的发展战略始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追赶思维的支配，在短短三十年间便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走过的路程，却也因此导致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关系的高度尖锐化（李培林，2008）。日益深重的环境危机促使国家开始寻求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之间的平衡点，并不断加大整治力度。然而，经济发展依然是目前全国的核心任务，鼓励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念与忽视环境压力的发展模式早已深嵌于我国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与利益格局当中（荀丽丽、包智明，2007），这为中国的环境问题及其治理奠定了在短时间内无法得到根本扭转的基调。

二、中央与地方的利益与权力关系

尽管中央政府对我国环境治理问题持有审慎而积极的态度，但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家的不均衡发展策略和社会的日益分化已经逐步拉开了城乡和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在经济效益悬殊差异的刺激下，许多经济相对落后的区域有着十分强烈的发展冲动；另一方面，这些地区产业结构不完善，只好依附于发达地区，而这些较发达的地区也逐渐有将环境污染企业向外转移的要求，这使得经济落后地区极易因为对经济增长的渴求而接纳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对生态环境进行无序开发（洪大用，2000）。这也就意味着，国家对环境治理的决心与各地方发展的实际目标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这一矛盾为环境治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逐渐偏离其原初目标埋下了伏笔。

而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来看，尽管经历了1978年后的市场化改革，中央政府以政治任务的形式层层下达、层层验收的管理模式仍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周晓虹，2008）。在严密的政绩考核机制和问责机制下，地方一旦无法完成任务，将失去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资源的投入，从而陷入更艰难的发展境遇。对此，许多地方政府只得在地方发展空间和政治任务之间来回拉锯，不是只在上级考核或无法作假的指标上下功夫治理，就是突击应付上级检查；更有甚者，还争当重污染城市，拖延达标期限，以便抢得以环境质量换取当地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机。而在这拉锯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正是通过把环境污染转嫁到那些上级环境考核难以兼顾的地区，才能够在环境政绩考核取得局部成效的同时稳住了经济增长的势头。这种消极应对的治理倾向显然将大大折损环境整治的成效。

三、市场力量的裹挟

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明确了经济发展的市场导向，同时，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仍然在发挥作用。正是这样一种改革过程中不完整的体制交叉，对当代中国环境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洪大用，2000）。从日益形成的市场经济来说，一方面，其特征在于对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追逐能够迅速积累大量的物质财富，这对于急于谋求经济发展、拓展发展空间的企业和地方政府而言乃是求之不得的一剂良方；另一方面，环境这一“公用地”在面对自由化的市场时很容易被少数利益群体所侵占，公共利益也就很容易置于个体利益之后，造成对环境资源的无序开发和危机转嫁。此外，尚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环境管理方面的难度也大大增加，甚至出现没有管理或根本不想管理的局面，难以遏制市场机制中容易发生的短视行为、以及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等弊端。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在创造市场的同时，并没有像原来预期的那样逐步退出市场，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对市场的干预，甚至其本身也开始市场化、企业化，比以往更多地卷入到经济活动中去。对“发展”宗教般的信仰，对GDP和税收不计代价的追求，使得某种程度上已经企业化了的政府往往会选择与能够带来更多GDP和税收的企业结合为政商同盟，这种同盟使地方政府的环境实践经常表现为“污染保护”，而非“环境保护”（张玉林，2010）。更有甚者，对于一些环保部门和官员而言，环境管理本身已经成为谋取私利的手段，而改变了其保护环境的性质，形成了典型的“政策失灵”（洪大用，2000）。

四、公民权利的缺失

面对在经济发展冲动引领之下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强势联盟，饱受环境污染之苦的普通民众却身处投诉无门的尴尬境地。首先，在企业或政府有意无意地回避、掩盖环境根本问题的解释机制和信息控制下，这些普通民众对于他们所经受的环境污染缺乏相关的技术知识和信息，很难与企业或政府在环境治理中惯用的技术话语相抗衡。其次，由于法制建设尚不成熟、健全，司法系统常常受到行政权力和金钱的干扰，无法公平公正地维护环境正义：默许企业运转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甚至在企业收买“黑恶势力”对抗维权群众时也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而面对维权群众的环境公平诉求时，却态度冷淡、少有回应，“不立案、立案不审理、审理不判决、判决不执行”成为环境司法实践中的普遍现象（张玉林，2010）。如此一来，公众对当地社会建设的知情权、监督权等公民权利就被架空了，在正规的法制途径走不通的情况下，饱受环境恶化之苦的民众只好举起“弱者的武器”，以环境抗争来应对高度统一且通常具有某种权力背景的排污企业。

参考文献：

[1]包智明、陈占江，2011，《中国经验的环境之维：向度及其限度——对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社会学研究》第6期。

[2]洪大用，2000，《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环境问题——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东南学术》第5期。

[3]李培林，2008，《现代性与中国经验》，《社会》第3期。

[4]荀丽丽、包智明，2007，《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及其地方实践——关于内蒙古S旗生态移民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5]张玉林，2010，《环境抗争的中国经验》，《学海》第2期。

[6]周晓虹，2008，《国家、市场与社会：秦淮河污染治理的多维动因》，《社会学研究》第1期。

作者简介：高歌（1991-），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专业2010级本科，从事社会学学习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