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新生阶层媒介报道研究述评

[摘要]从2002年到2006年，新闻传播学界针对中国社会新生阶层媒体报道的研究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其中，2002年到2004年的第一个阶段出现突破性增长，2005年到2006年出现爆发性增长。研究对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中产阶层为报道主题的，一类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弱势群体报道，关于后者的研究占有整个研究量的绝对大多数。本研究发现，主流的政策话语直接主导了媒体有关社会新阶层报道的议程设置，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学界相关研究的议题和话语策略。

[关键词]新生阶层报道；中产阶层；弱势群体：政策话语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转型中国社会的变化之一就是社会分层的不断展开，新生阶层的逐渐形成。这一社会变化在官方话语中得到体现，2001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 “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社会学者的研究也证实，“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分化并重构为以下十个阶层：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

本文所分析的对象，是新闻传播学界五年以来的主流刊物有关当代中国社会新生阶层的媒介报道的相关研究，它们的主要问题设置和主要研究路径以及主要的结论。本文认为，新闻传播学术研究虽然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知识生产，但是由于新闻学术界与新闻业界以及党政管理部门在场域上的重合性和密切性，从话语机制的角度看，新闻业界的报道方式、新闻传播学界的研究方式以及党政部门的政策条例的叙事方式都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整个“新生阶层话语”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三个层面之间的博弈和妥协及其结果也是我们考察整个中国“新生阶层话语”的一个重要的检测要素。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考察了《新闻传播与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和《当代传播》2002年到2006年五年中所有相关的研究文章，也从网上及其他刊物上零星收集阅读了相关文章。本文不作严格的内容分析，只做一般的观察和讨论。

从2002年到2006年，《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新闻大学》和《当代传播》

四本期刊共刊登相关论文22篇，其中2002年1篇，2003年3篇，2004年5篇，2005年3篇，2006年10篇，分别占研究总量的4.5％、13.6％、22.7％、13.6％和45.5％。显然，2002年到2003年的变化，体现了从2003年起，有关社会新阶层的研究开始得到新闻传播学界的显著关心，这种关注程度一直到2006年为止，在持续的同时，于2004年出现突破性增长，到2006年出现爆发性增长。我们把2002年至2004年出现突破性增长看作是第一个阶段，从2005年到2006年出现爆发性增长看作第二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研究在议题、视域、方法、侧重点等方面都呈现出比较鲜明的特征。

一

从2002年至2004年，有关新生阶层媒介报道的研究在数量上出现突破性增长，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第一阶段，搭建了新生阶层媒介报道研究这样一个新的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平台。其中，“弱势关怀”的主流政策话语主导了整个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的议程设置。

2002年只有《当代社会阶层变迁与电视传播价值取向》一篇文章。该文首先将陆学艺在当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十大阶层概括成三个等级：强势集团、中间阶层和弱势群体，然后以反映论为依据(媒体“反映现实”、“再现现实”、“表现现实”和“服务现实”)和线索去分析当时电视媒体和社会分层的――对应关系。

文章还从媒介人、节目构成以及受众心理三个方面，非常乐观地描述了因社会阶层变迁之后电视媒体所发生的相应变化：“媒介人的自主把握从传播内容的选择看，已从广泛的平民关怀向精英群体与多元化传播视角发展；从媒介功能的认知看，电视已然是现代人消解生存压力、寻求精神抚慰、娱乐休闲生活的重要方式；从传播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关系看，已经告别了传者中心的时代，受者仿佛以一只无形的上帝之手，控制着节目的变化”，并特别把中央台的《对话》《艺术人生》《商界名家》，湖南台的《新青年》等栏目将嘉宾选择聚焦在“社会精英与中间阶层”作为吸引观众眼球的“卖点”，看作是“电视人保留了已有的平民视角的同时将视线上移”的成功典范。

值得关注的是，文中提到了电视媒介人自身的社会阶层问题：“我们不能否认媒介人自身的阶层归属，使他们在价值取向、情感认同与这一阶层(按：指中产阶层)具有天然的亲和力。这些都使媒体必然成为这种发展趋势的积极有力的推动者”。在另一处文章还提到“我们的电视媒介人，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阶层变迁的传播者、鼓动者、利益相关者”。尽管文章没有在这个方面展开，但却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研究方向――新闻生产的研究。这个方向却没有在后继的研究中得到充分展开。

2003年，相关研究文章有3篇。

《大众传媒发展知沟现象刍议》把“传播价值选择的差距”当作中国传媒发展中七种知沟现象之一，主要指涉的现象是媒体只考虑吸引消费能力较强的群体，因而忽略了消费能力不足的群体。主要的例证就是媒体中“涉及‘三农’问题的新闻信息占的比例极小，与‘三农’问题的重要性不匹配”，与农民的人口比例不相称。

《当代信息传播中的传媒歧视》则把大众传媒在选择强势受众群体和弱势受众群体中出现的倾斜现象形容成“传媒歧视”，并认为这种失衡的选择将“扩大新型的贫富差距，也有碍于大众传媒自身的发展”。

而《当代传播》2003/5作为卷首语发表的《践行“三贴近”改进新闻报道》，完全是一篇解释领导讲话精神的呼吁性社论。

值得关注的是，2003年的三篇文章全部出自《当代传播》，一本在当时完全由业界主办，但入选全国社科学术论文统计核心期刊的刊物。三篇文章两篇是描述性概括性的观察总结甚至感言，一篇完全像是业界的内部社论。在我选取的四本期刊中，不管另外三本杂志《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新闻大学》的编辑方针是不是倾向于新闻实务界，他们毕竟都属于学院派的刊物，只有《当代传播》是业界主办的，虽然它加强学术性的愿望和动作都非常强烈，但是有时它毕竟要充当业界的指导者。

这三篇文章虽然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作业，但是它们仍然透露了一种议程设置的信息，这不但是媒体作业者的议程，也是学界研究者的议程。我们从2004年的突破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从2002年新闻传播学界开始关注这个议题，到2004年研究在数量方面呈现突破性增长，期间党

中央及政府机构多个文件及讲话，使得社会新生阶层的问题成为官方主流政策话语的重点。

2002年2月份，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收政策的“一号文件”，针对农民收入增长放慢的主要矛盾，提出在“三个代表”和“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下，“关怀弱势群体和建立社会公正”；随后又出台了《做好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

2002年3月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朱基总理提交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捉到“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

200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提出新闻报道应该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注意服务、为党和国家的大局服务。

2003年4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在中央宣传思想文化部门负责人会议上强调，切实把“三贴近”要求贯穿到宣传思想工作的各个方面。

2003年10月24日，重庆农民熊德明在回家路上，遇见当时正在当地考察的总理，她鼓起勇气向总理说了句“实话”……她丈夫2240元打工的工钱已经被拖欠了一年，影响娃儿交学费。温总理当即答应为她要回被拖欠的工钱。当晚11点，熊德明一家就拿到了2240元工钱。随行的记者将此事写成《总理为农民追讨工钱》的新闻，经新华社播发后，海内外近300家媒体在显著版面或重要时段刊播，全国几乎家喻户晓。各地纷纷出台措施，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

2004年3月3日至3月14日全国两会期间，“弱势群体”议题再次受到重视，尤其是“农民工欠薪、农业税、失地农民生活”等问题备受关注。

从2002年2月到2004年3月的两年零一个月中，信手拈来就有7次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或决议以及有关领导的讲话直接涉及到农民阶层的问题，大众传媒以及针对大众传媒的研究有了非常容易跟从和遵循的议程设置目标。这7次中包括国务院常规文件和通知、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两会的重大议题、中央领导在专业部门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一次非常戏剧性的国务院总理的现场办公。前6种都是中国媒体领受来自党和国家的媒体议程设置的常规路径，而温总理给熊德明讨薪则进一步强化并突出了农民工欠薪议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7次相关主题的议程设置里包括有比较笼统的“弱势群体”话语和“三贴近”话语，也有比较直接明了的“农民工欠薪”话语。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2次是直接针对媒体工作的，其左右媒体议程设置的能力是不言而喻的。

考察2004年所谓的突破性增长的5篇研究文章，可以发现，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农民阶层(包括进城务工农民)的政策方针和决议，既是我国新闻媒体相关报道的直接议程设置者，同样也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的相关研究的间接议程设置者。2004年突破性增长之中有两篇文章直接反映了中央政策对媒体议程设置的显著影响。它们分别是《二零零三年社会弱势群体报道透视》(《当代传播》2004/3，P13-16)和《“弱势群体”报道为何骤然升温》(《当代传播》2004/6，P79-80)。两文的作者都有意识地探究，媒体有关农民阶层报道如此持续并快速的增长是不是与中央的政策决议有直接的关系。《二零零三年社会弱势群体报道透视》一文在总结有关“弱势群体”报道骤然升温的原因时，把“政策热点引导，社会责任驱使”列为三条原因之一。

由于新闻媒体(日报或者日播类电视节目)出版或频率是一般学术期刊(季刊)的出版频率的91.25倍(以一年365日为计算单元)，再加上研究者通常需要观察一年甚至几年才能得出揭示一定规律的、有说服力的结论，再加上学术期刊最低提前一季的收稿截止期，学术期刊对中央政策导向的议程设置，比大众传媒对中央政策指导的议程设置至少应该慢12-15个月。从2002年就已经开始集中报道并逐渐升温的有关农民阶层的报道，一直要到2004年才有相关的学术研究相对应。对于这个阶段的研究文章的考察证实，中央决议是媒体议程和研究议程的有力引导者。

除此之外，除了受到主流话语的制约之外，研究领域的理论话语同样也有引导作用。显示了学术作业的自主性和作业规律。2004年研究的突破性，更体现在从问题设置到研究方法都出现了变化。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话语分析等在学术界比较活跃的理论话语对这个议题的研究都产生了影响。

《大众媒介与社会边缘群体的关系研究》一文从叙事方式和报道机制两方面探讨了大众媒介再现边缘群体的一些策略。从叙事方式看，劳资双方被塑造成实力悬殊的矛盾对立体，通常，“农民工被描绘成悲惨穷苦、逆来顺受的羔羊形象”。文章进一步指出，这种“悲情主义的叙事诉求唤起受众强烈的同情心和焦虑感”，但是麻烦的是，不像文学叙事可以给出适当的结局以缓解焦虑，新闻的这种悲情主义叙事只能给出某种“替代品”――“关于一些地方政府制定政策维护民工权益、一些职能部门帮助民工讨回欠薪的消息”，但是，这些解决问题的个案毕竟杯水车薪，不足以释放受众的焦虑。

从报道的时间机制看， “故事的开端和叙事的起点并不是重合的”，比如春节往往是媒体“走近民工、了解民工生存状态的一个契机”。这 “与其说是媒介在履行监视环境的职能，不如说是媒介的一个议题设置”。

《大众传媒与农民话语权》像一部微型的媒体语汇考。文章展示了某种系统性话语歧视：“同样在挣薪水养家活口，有户口有工作关系的叫‘工作’，而农民进城干同样的活，挣同样的钱，就叫‘打工’；有点知识和文凭的人四处找工作叫‘人才流动’，而农民外出找工作就叫‘盲流’；城里的人被企业辞退叫‘下岗’，而农村来的人被辞退叫‘清退’等等”。文章强调这是媒介主流话语强加给农民的“非国民待遇”。文章认为这类话语由媒体首创，随后“再泛化为大众语言”。这样的判断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传播流动的事实，这类话语大部分来源于民间，是自发性社会心理在民众语言中的沉淀。

《大众传媒对民工观念的影响力研究》回到了发展传播学的框架。该文发现，大众传媒除了在消费、维权等特定领域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对民工观念方面的影响力总体上很微弱。

从2002年俞虹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了学界对中产阶层和传播分化之间互动关系的一丝热忱和体认。但是2003年一直到2004年学界有关社会新阶层研究的文章出现突破性增长为止，学界在研究对象上出现了一边倒的趋势，所有的研究都是针对媒体的农民阶层报道。按照我的观察，这是由于中央相关决策决议为整个社会设定了话语议程，而媒体的积极回应更是引导了整个话语空间的走向，研究者顺势而为，也成了推动这种话语议程惯性的一种力量；由于研究圈的反映至少要比媒体的反映迟12―15个月，所以出现了2003年《当代传播》独家回应中央议程的局面，而到了2004年，研究圈的回应能量才有一个适当上攻的释放；另外，研究圈的话语自主性同样在2004年的研究文章中得到体现，同样是有关农民阶层这样一个议程对象，在问题设置上可以体现出一定

的多样性。

二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写作有关农民阶层报道的研究文章，就好像买了一支有政策概念的股票，初期阶段，只要属于这个概念范畴的股票，只要买进一定看涨，并且获利(只要写这个主题的文章，一定就能够发表)。等所有概念股轮涨之后，就会有一个获利回吐的局面。但是这类股票的整体市值已经提升，获利回吐只是一个调整过程，这类概念股同样可以再创新高，但是对升值的股票的质地要求会更加高出一筹。

第二阶段开始的2005年，就像是一个获利回吐的调整时期，因为中央政策议程而普遍翻红的有关农民阶层报道的研究文章数量比2004年有明显下降，但是以农民阶层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新阶层媒体报道的研究已经跃上主流平台，从2005年和2006年的趋势来看，这类研究出现从保持稳定到爆发性增长的趋势。第二阶段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研究对象仍以农民阶层报道为主，但是零星出现小资和中产报道的研究，第一阶段中对2002年传播分化中中层现象观照的强烈纠偏动能释放殆尽，学界关于新阶层研究的对象和议题重新出现多元化的态势，这多少跟2005年主流话语从“弱势群体”向“和谐社会”的转向有关，因为和谐社会不是否定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而是强调这种冲突的可协调性。那么，农民阶层的利益也只有和中层阶层的利益得到协调的过程中产能体现出来。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研究议题设置和研究方法的相对多元化。

我们先来看调整期的2005年，一共有三篇文章，《网络空间中的小资形象》、《欧美传播研究视野中的新闻传媒与弱势社群》和《农民工社会处境的再现：一个弱势群体的媒体投影》。针对中产阶层形象的研究文章的出现表明，有关“三农话语”、“弱势关怀话语”题材已经做到饱和甚至有余的地步，而“和谐社会话语”正好又打开了新的主题选择库的大门。《欧美传播研究视野中的新闻传媒与弱势社群》体现了学者意欲将“弱势关怀”题材做深做透的决心和努力，而《农民工社会处境的再现：一个弱势群体的媒体投影》一文已经显示学界将新的理论话语工具运用到这个尚有潜力可挖的主流体裁之上的努力。

《网络空间中的小资形象》一文从新媒体的交互性和小众化的特点出发，认为网络比传统媒体更适合为小资们构建“想像共同体”文化空间。

《欧美传播研究视野中的新闻传媒与弱势社群》实际上梳理的是传播批判理论介入弱势社群研究的理论脉络、问题设置和一般命题。这也为“弱势关怀话语”在跟从主流政策话语之外，又找到了“国外”研究理论话语的支撑点。

《农民工社会处境的再现：一个弱势群体的媒体投影》一文认为，卷入“农民工议题”新闻场中的四个主体，即农民工、政府、城市(市民)和雇主，后三者对媒体的话语实践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力，唯独处在议题中心的农民工，“它唯一的资本就是其本身的遭遇带来的话题，它对议题的影响和积极的塑造能力却相当薄弱。他们总是在被看、被讨论、被塑造……一个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却与其本身的积极主动的参与无关，这就是农民工在新闻场中的尴尬地位”。该文试图将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和传统的内容分析相结合，但是有机度并不显著。

2005年文章虽然不多，但是却体现了学界关于新社会阶层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为2006年的爆发性突破做了很好地铺垫和预示。

2006年有关媒体新社会阶层报道研究的10篇文章全部刊登在两本杂志中，其中《新闻与传播研究》在上半年两个季度内发出3篇，而《当代传播》除了第5期之外，五期杂志共发出7篇，整个年度都保持持续关注社会新阶层媒体报道问题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当代传播》的七篇文章除了主题、思路、研究方法和深度总体上都有明显的进步，文章在学术性理论性和对政策话语灵敏度上的结合，在新闻传播类的学术刊物中颇具独特性。

2006年这个爆发性阶段，除了显示出针对媒体社会新阶层报道的研究已经跃上新闻传播学术写作的主流平台之外，也体现了学术议程设置的多样性和学术理论话语自主性的回归。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和谐社会话语”已经成功替代“弱势关怀话语”，成为新闻传播业界和学界的共识，出现了从城市化进程角度观照农民工报道的视野，也有学者肯定了社会分层和传播分化的必然性；其次，有关农民工在媒体中的再现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细化，叙事策略的分析被提升到身份建构的高度来看待；再则，研究思路和议题显著多样化，发展传播学路径将媒体报道和受众幸福感的关系纳入其研究议题，新闻生产中有关从业人员和新社会阶层形象的关系也得到关注；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中产阶层的媒体形象研究再度回到学界的视野当中。

对单一的“弱势关怀话语”向丰富的“和谐话语”转换来讲，《新闻传媒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是一种解释，本身又是一种症候。该文从宏观和原则的角度提出了新闻媒介在当今建构和谐社会中应该和能够发挥的功能，包括：引导社会动用必要的物质资源来调节各阶层的利益，特别是要呼吁社会加强对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关注和保护，新闻传媒是和谐社会的“舆论推进器”；对社会各阶层的心理进行疏导和调适，新闻传媒要充当的是疏导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减压阀”；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从而改善全民的精神状况和提高道德素质，用良好的社会心理结构来优化社会结构，推动全社会形成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合力。

《媒体对城市化议题的设置》丰富了业界和学界观照农民阶层的角度和类型。文中提及的广东媒体关于珠三角民工荒的报道，显然不是从农民工的利益或者视角出发的，而是把农民工当作是城市劳动力结构中的一个棋子和因素来考察的，这种视角是现实的，也有其合法性。事实上，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工的身份本身就处在变动之中，一味强调那种静态的或者原生态的主体认识，是不现实也是没有必要的。

《当代社会的传播分化》一文认为，在任何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必然产生裂变，社会分化加剧，社会的价值、文化、政治、经济等都不同程度地产生各种形态的分化现象，传播分化就是这种分化中的主导形式。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在主导地位的当代社会，传播分化自然而然是社会分化的主要载体和催化剂。传播分化伴随着社会分化而产生，加速社会分化的进程，促成了社会分化过程中各社会阶层的形成。同时，传播分化又体现着社会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分化。这是整个2002年至2006年中间唯一一篇从理论角度肯定传播分化的作用和必然性的文章。

在2004那个突破性增长的年份中，我们已经看到有研究者开始关注农民工报道中的叙事模式问题了， 《大众媒介与社会边缘群体的关系研究》观察到媒体通常把农民工和雇佣者建构成“羔羊与狼”的对立关系。到了2006年爆发性增长的阶段，我们看到了更加系统、深入地用话语分析方法观照农民阶层报道的研究文章。

《一个“差异人群”的群体素描与社会身份建构：当代城市报纸对“农民工”新闻报道的叙事分析》一文分析广州四家主流报纸中和农民工相关的报道，总结出五种类话语原型的叙事模式，即受难叙事、负面行为叙事、英雄/正面行为叙事、受爱护叙事和中立叙事等五种类型化叙

事模式，以此来推测这些类型化叙事对农民工的身份建构、社会主流对其的认知和情感乃至社会公共政策制定的可能影响等等。

研究者着重分析了受难叙事和负面叙事两种模式所造成的对农民工形象的社会认知后果。研究者认为受难叙事体现的是农民工群体在“拥有幸福”或是“备受爱护”等被媒体传统上所观照的主体经验之外的经验和事实，开辟了表达农民工主体经验的空间，有助于促进城市社会对该群体之生存状态的理解和同情。

研究者还分析了都市报和党报在农民工形象塑造方面的不同之处：市场取向报纸由于比党报采用了更多的受难叙事，呈现了更多的农民工的受难形象，因而在表达农民工的文化主体性方面扮演了更积极的角色。不过，市场取向报纸由于采纳了一定的“受难＆负面”叙事，抑制了农民工主体经验的表达，削减了受难叙事所产制的社会同情；党报则由于采纳了较多的“受难＆受爱护”叙事，同样削减了产制社会理解和同情的可能性。

农民工形象和社会对其的认知也得到了展现：负面叙事是构成农民工作为“问题”群体和“威胁”群体的主要来源。农民工如果被塑造成“问题形象群”，会助长一种弥漫性的“反民工”的社会情绪；如果被塑造成“威胁形象群”，可能并不直接导致“反对”性的社会情绪，而是容易产值一种嘲讽和歧视式的社会情绪。

从2002年到2006年之间，我们能够看到的有关农民工再现的研究中，本文话语分析的技术含量是最高的，五种叙事模式的概括不一定精准，离话语原型尚有距离，但是其分析功能是显而易见的。

《大众传媒与社会公众的幸福感》、《新闻从业者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认知调查》两份调查，显著地拓展了有关社会新阶层媒体报道研究的思路和议题，给2006年爆发性增长阶段增加了多元化的色彩。

《大众传媒与社会公众的幸福感》集中探讨了社会公众对幸福感的认知和心理意义，也就是大众传媒对社会公众的主观幸福感的构建。该研究主要以媒介使用时间和频率作为变量，考察三大媒体报纸、广播和电视与受众主观幸福感建构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多少有点出人意料：报纸对社会公众的幸福感的影响关系最为直接和明确。

具体来讲，读报频率与社会公众的幸福感评价之间有直接的影响关系，而读报时间则与幸福感的评价没有直接的影响关系。也就是说，社会公众对自己生活是否幸福的情感评价，主要与他是否经常读报有关，而与他每天阅读多长时间报纸之间并无直接的关系。研究同时显示，社会公众对幸福感评价，与电视和广播的接触(频率、时间)没有直接的影响关系。该研究虽然只涉及到媒体接触和受众幸福感这一初步的相关分析，却是开了媒体报道和公众幸福感研究的先河。

《新闻从业者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认知调查――以湖北省新闻媒体为例》是5年中唯一一篇研究新闻生产者的文章。问卷设置主要从当前新闻从业者对和谐社会理论的了解程度、认识程度和对构建和谐社会报道的思路、面临的问题以及意见、建议等角度入手，探讨了新闻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工作中，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调查显示，86％的媒体从业人员对构建和谐社会理论“了解和了解一点”； 对于媒体哪些提法不符合和谐社会原则，回答主要集中在一些称谓和提法上，如称农民工为外来务工人员、闲散人员、盲流、打工妹、打工仔，称收入高的人群为小资、贵族、富人等。

刚才提到，从2005年开始，政策话语的议程已经从“弱势关怀话语”向“和谐话语”过渡，研究底层与研究中层同时并存应该是一种体现。本阶段中研究中产阶层媒体形象的文章，是5年中第：二篇以中产阶层报道为对象的研究，和05年那篇研究网络小资的文章一起，02年俞虹文中提到的和底层并存的中层视线得到了滞后的延续。

《时尚消费类杂志对本土中产阶层的形象建构》选择了《时尚・伊人》和《新周刊》中的人物专栏一共140篇，试图发现“在广受批评的时尚杂志中，究竟呈现了怎样的中产阶层形象”。该文通过研究为中层阶级绘制了这样的人物形象特征：积极、正面、向上的；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强调通过个人奋斗获取好的生活；充分享受个人劳动成果，享受原则即是追求“物质生活里带来的精神富足”，看重物质享受，更强调心灵的自由和快乐。

另外，何文在文献综述部分提到的一些相关命题和假设，倒是给人留下了一些非常好的研究线索和议题，其一，“中国中产阶层的兴起对新闻媒体消息来源构成的影响”；其二，“平面媒体正在成为稳固的中产阶层社会身份的文本生产基地”；其三，“弱势地位人士对媒体中中产阶级形象的可能反应：激励和榜样；挫折感和不平感的来源”。

2005年郑坚的《网络空间中的小资形象》和2006年何晶《时尚消费类杂志对本土中产阶层的形象建构――以《时尚・伊人》和《新周刊》为例》表明，新闻传播学界中的“三农话语”以降的“弱势群体”研究的单一议程局面被打破，除了印证了主流话语从“弱势关怀”向“和谐社会”的成功转换之外，也是学术作业内部发展的一种趋势。媒体与“弱势群体”关系作为一个重要议题，经过将近5年的作业，已经站到了新闻传播学界主流的议程设置平台之上，不同视角和不同理论得到程度不同的试探，量能得到比较充分的释放，接下来学界和公众期待的是质地比较良好的深入研究。李艳红在2005年发表《欧美传播研究视野中的新闻传媒与弱势社群》，在2006年发表的《一个“差异人群”的群体素描与社会身份建构：当代城市报纸对“农民工”新闻报道的叙事分析》，前者表明研究者试图进入世界传播学相关研究的理论腹地的愿望，后者则是作者比较系统地使用某种话语工具进行作业的一个成果。姚君喜在2006年发表《当代社会的传播分化》和《大众传媒与社会公众的幸福感》，前者提升了相关研究的理论高度，后者则给主流议程“和谐社会”与媒体在具体的研究中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落脚点：乔同舟、李红涛试图在《农民工社会处境的再现：一个弱势群体的媒体投影》一文中体现布尔迪厄的理论分析和传统的内容分析结合的可能性，付晓静则以内容分析作为基础，以政治经济学作为主导完成了 《弱势群体的传媒失语探析》；申凡、牛亚娜的《新闻从业者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认知调查――以湖北省新闻媒体为例》，再次提醒人们从业者研究是新闻生产研究中的重要环节。

三

通过对五年四本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针对中国社会新生阶层媒介报道的研究，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和决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不仅主导了媒体报道的主要议程，同样也主导了新闻传播学界的问题设置，不管这种主导方式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从2003年开始，媒体有关新生阶层尤其是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阶层的报道出现了持续稳定的增长，已经成为各级各类媒体报道中可以预期的常规性报道内容之一了。在新闻传播学界，也相应地出现了相关主题的研究热潮，上面的分析已经显示，从2003年到2004年，相关研究的数量出现了突破性增长，从2005年到2006年则出现了爆发性的增长。应该说，针对新阶层报道

的研究已经占到了新闻传播学术界主流的研究平台之上。

从研究对象看，2002年对中产阶层报道的研究呈昙花一现之势，2003―2004年则是完全排他性的弱势群体报道研究，2005―2006中产阶层报道回到研究者视野当中，这些变化轨迹和主流话语从“弱势关怀”向“和谐社会”的转换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从研究路径和方法来看，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并举，问卷调查、内容分析为量化研究中经常采用的方法，而知沟理论是主要的理论工具；叙事模型和话语分析是质化研究中经常采用的方法，政治经济学和批判理论是其重要的理论主导。

五年来总体的研究水平呈上升趋势，2002-2004第一阶段，研究基本停留在初步的描述阶段，主题单一，视阈比较狭窄，问题意识相对薄弱。2005-2006第二阶段，无论从理论路径的多元还是问题意识的深入以及方法论的技术含量上，都有显著的进步和提高。

五年研究，严重倾斜于有关农民阶层报道的研究；几乎所有的研究中，含有一个致命的假设，好像媒体中出现的次数频率一定要和该阶层在人口中的比例相对应；这些问题，部分反映了主流话语议程设置的影响力，更多地反映了一个社会从两级向多级发展时所产生的焦虑并没有一个好的渠道得到释放，换一种说法，正在经历社会分层的人们是很难对社会分层本身有一份很客观和冷静的认识的。我们必须明白的有两点，社会阶层分化与重组不但在所难免也是势在必行，这是一个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必由之路；社会分层在产生了高中低三个等级阶层之间的区隔，但同时也为三个等级之间的流动创造了条件。无论是媒体还是学界，对社会底层怀有充分的同情的关怀是必要的，但是一味地强调所谓底层的主体意识，漠视了底层永远渴望向上流动的现实。“弱者天然是正义的”这种民族心理在我们的各种话语里边都有沉淀，某种程度上，这种先见也限制了我们的研究。

针对研究选题和角度提出如下一些建议：

其一，新闻生产的研究

我注意到俞虹在文章中提到“电视媒介人，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阶层变迁的传播者、鼓动者、利益相关者”，在2002年，这可以算是一个相当敏锐的观察。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关媒体人身份变化与新社会阶层报道之间联系的研究，这里其实还涉及到另一个群体的自我意识问题，即研究者同样也步入了中产阶层，这就要求研究者带着反思意识进入到研究场域中。

所以说，媒体人和研究者本身的身份变化，会给媒体的报道议程设置、学界的研究议程设置带来怎样的影响，是一个值得开拓的选题。

我的分析从头至尾贯穿了这样一种观察和判断，即代表中央政治和决议的主流话语左右了媒体的议程设置，这个判断是否正确是否准确，都有待研究者去做深入的田野调查和焦点访谈，这是新闻生产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申凡、牛亚娜的《新闻从业者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认知调查――以湖北省新闻媒体为例》这种角度值得开掘，只是需要更好的方法。

第三、消息来源和媒体报道议程设置之间的关系。媒体大力提倡专业主义，专家学者以及种种快速思想家纷纷进入媒体，中产阶层作为消息来源是不是变成常规性制度化的作业标准?会对新闻文本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很好的议题。

其二，新闻产品的研究

现在叙事研究很流行，但是研究水平基本停留在内容分析的层次上，学会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叙事研究的空间还大的很。宽泛来讲，这也是文化研究的问题，这个场域谁都可以进来，谁都可以声称在做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大概没有中间水平和层次，做的烂，连研究都谈不上，做的好，不管人文的社科的业界的学界的都首肯。

建议在产品研究这块多做产品模式的实务研究。

其三，受众研究

在我分析的22篇文章中，除了姚君喜的《大众传媒与社会公众的幸福感》，就没有受众研究了。很多文章中都在批判媒体忽略了弱势群体的主体意识，但是没有一份研究去调查受众的主体感受，即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到底是怎样的?农民工对媒体中所塑造的他们的形象是怎样一种看法?农民工对媒体中中产阶层的看法到底是怎样?是有了生活目标还是加剧了相对剥夺感?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挖掘的研究选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