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高储蓄的原因分析

居民储蓄是一国经济循环过程中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居民储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居民储蓄可以转化为投资对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而经济增长使得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从而促进居民储蓄的增加。但居民储蓄的增加却相对降低了自身消费的比重，进而又抑制了经济增长。从长远来看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离不开稳定的储蓄，但又不能有过量的储蓄，储蓄需要有一个适度的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我国居民储蓄的数量和比率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进入80年代中期后，居民储蓄在国内总储蓄中的主导地位开始确立，截至2008年底，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217885亿元，是1978年的1035倍，其增长幅度是巨大的；而国民储蓄率也从1990年的39%上升到2008年的54%，而同为亚洲的韩国平均为34%，欧洲的德国23%，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为20%，美洲的美国仅为15%。其年份比较如图1所示。

这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下中国的高储蓄显得尤为关注，甚至也成为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和美联储现任主席伯南克诟病的对象，他们认为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率造成全球经济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虽然过快的居民储蓄增长，暂时掩盖了失衡的储蓄结构以及弱化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但过高的居民储蓄率以及由此产生的内需不足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研究居民储蓄状况、储蓄行为及居民储蓄的影响因素，对我国居民储蓄政策的制定来引导居民转变储蓄动机和储蓄方式，对于在保证储蓄总量稳定扩张与结构调整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当前居民储蓄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居民储蓄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居民储蓄年末余额迅速增加。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和年增长额规模巨大，增速很快。从总量看，我国的居民储蓄存款从1978年的210.6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217885亿元。30年内增加了1037倍，平均年增长速度为26.5%。最高的年份是1980年，储蓄增长率高达42.17%，1996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增长率也有所下降，1999年下降到11.64%，2000年下降到7.90%。2000年以后，中国储蓄快速增长的主要特点是，居民储蓄增长率虽有所下降但仍平稳增长。其中定期储蓄占多数比重，并且不断攀升。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明显快于GDP的增长，我国的GDP从1978年的3624.1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300670亿元，仅增加了82倍。而同期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1978年的210.6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217885亿元，增长了1935倍，可见改革以来我国居民储蓄的增长是远高于我国经济的增长的。

近年来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分流的现象比较明显，增长速度逐年减缓。但这并不表明居民储蓄高速增长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压力己经不复存在。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居民储蓄虽然增速减缓，但每年增长的绝对数额仍然相当大，在我国GDP及银行信贷资金中依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居民储蓄的变动对我国的国民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短期化的趋势比较明显，活期存款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活期存款的增加意味着银行资金的流动性趋势变强，银行必须持有更多的准备金，从而给银行等金融机构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也增加了他们经营的风险。

二、高储蓄的成因分析

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时期，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很多。因而要分析各种因素对我国居民储蓄行为的影响，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具体分析，下面将从经济、制度、文化因素分析我国高储蓄形成的原因。

1、经济型因素

（1）居民收入水平。居民收入水平是居民蓄增加的直接影响因素，它构成了居民储蓄增加的基础，消费与储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两个互为补充的部分，三者关系一般可表示：可支配收入减消费等于储蓄，在消费已定的情况下，可支配收入与储蓄成正相关关系。

（2）金融市场发展状况。主要表现为居民投资渠道不畅，由于近年来中国股票市场的不稳定性，一部分投资者从股市撤资，转而把资金存入银行。加上股票市场投机大于投资，保险服务不尽如人意，使得老百姓更愿意把得之不易的钱存到银行里。投资基金从理论上说应该是一种理想的投资工具，但目前也有较高风险，购买国债是最安全、最方便、利息收入又高于银行储蓄存款的投资方式，但由于农民居住分散，面向农民发行国债成本大大高于面向城镇居民发行成本，短期内难以解决这个问题。

2、制度性因素

主要是社会保障体制，社会保障水平指一定时期内一国社会成员享受社会保障的高低程度，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由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和社会优抚四部分组成，社会保障总支出应是这四部分的总和。一个稳定的社会保障系统是可以给居民在生命周期中一个稳定的现金流，这对居民的消费具有推动作用。

3、社会文化性因素

中华民族素有勤俭节约的风尚，很重视积累，以防不测。随着我国住房、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居民在考虑收入的支配时，普遍有较强的“防患于未来”的意识。我国历来多信奉孔教，有崇尚节俭、自律、提倡克制、中庸、反对奢华等传统。我国家庭结构紧密，社会对家庭依赖程度高，家庭承担着大量的社会责任。一般家庭不仅要赡养老人，还要抚育子女，子女上学、技能培养都由家长承担。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家庭责任没有这么大，上下两代人相互承担责任的意愿并不那么强。

三、对策与建议

1、经济性对策

（1）提高居民收入。保持经济的持续均衡发展，稳步提高城镇居民收入。经济发展与居民储蓄相辅相成，经济增长是居民储蓄来源的保证，居民储蓄反过来影响经济的增长，只有两者协调发展，才能加快整个社会经济的腾飞，为人民创造更多的财富收入。在规范居民收入来源渠道的同时，不断拓宽和保护居民合法收入的来源渠道，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改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方法和手段，一方面对高收入者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和开征遗产税；另一方面要加大对低收入者、失业人员和退休人员的转移支付，使全体社会成员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2）完善金融市场。完善和规范资本市场，拓宽居民投资梁道，发展资本市场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来，我国证券等金融市场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市场上有很多不规范行为，造成投资风险大、收益低，我国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在投资选择上仍比较狭窄。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提高操作的透明度，防止市场出现暴涨暴跌。目前股票市场的不规范行为，使其资源配置功能、提高资金效率功能大打折扣。因此必须完善各项制度法规，规范上市公司行为，确保股票市场这一储蓄向投资转化通道的顺畅；开发新的金融产品，丰富居民的投资对象。在开发新的产品时要注意在期限、利率弹性和风险特征等方面有所不同和区别，同时要注意开发适合农村居民投资的金融产品。这样可以使居民在选择替代性金融资产时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2、制度性对策

消除制度上的不稳定因素，稳定居民的预期，各项制度改革应尽快到位以稳定居民预期。在未来预期收入方面，根本的措施在于调整居民收入，在政策选择上应增加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在矫正居民的支出预期方面，一方面应尽早明确国企、住房、医疗、教育等改革方案，各项制度改革应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尽快到位，把影响居民消费预期的主要改革措施明晰化、具体化，从而使其储蓄与消费行为更具有理性。实施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缩小贫富差距。目前储蓄高增长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收入两极分化，大多数低收入居民缺乏消费能力，少部分的高收入居民消费总量有限，从而体现为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不高。因此提高消费水平，降低过高的储蓄率，必须要缩小我国当前悬殊的贫富差距。应努力增加农民和城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充分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并通过失业救济金、困难补助金、养老保险金等转移支付方式，增加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

3、社会文化性对策

引导消费观念，针对我国居民长期以来深受文化传统影响的“节俭”、“量入为出”、“求稳”、“防老”等消费观念应加强对消费的舆论引导，使人们在收入不断增加的前提下，增强人们转向更积极的消费方式。推广信贷消费，改变单一的“银货两讫”式的消费模式，完善消费信贷制度及服务网络以使消费信贷更贴近消费者。

【参考文献】

[1] 周小苑：中国居民储蓄率有点高，储蓄余额破18万亿人均储蓄过万[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11-21.

[2] 李扬、殷剑峰：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J].经济研究，2007（6）.

[3] 周小川：关于储蓄率问题的若干观察与分析[J].中国金融，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