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家中国观分析

一、文明世界的样板: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观

西方经济学家中最先关注中国的是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学家,这与法国“中国热”最盛有关。法国与中国的交往开始于17世纪下半叶。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法皇路易十四派卫方济、白晋、刘应等6名懂天文、数学的传教士到中国,以后法国传教士陆续东来。这些传教士在中国一方面传播西方知识,另一方面学习中文、中国历史地理,并到各地旅行,调查各地文物,写成大量日记、报告,寄回法国。这些著述大都先后在法国出版,如1702—1776年陆续出版的《耶稣会海外教士书信集》(共34卷,其中16—26卷是关于中国的);1739年出版的《志》;1776—1814年陆续出版的《中国纪事》(16卷)。另外,传教士们还翻译中国古代经籍以及文学作品,如传教士殷铎泽、郭纳爵在1662年及稍后翻译的《大学》、《中庸》和《论语》;传教士柏应理1687年著的《中国哲学家孔子》;1711年卫方济翻译《四书》、《孝经》,撰著《中国哲学》一书;1706年白晋著有《古今敬天鉴》(该书以中国经籍论证教理)一书和《易经大意》稿本;1733年传教士孙璋译了《诗经》和《礼记》;1739年传教士宋君荣译有《书经》及《诗经》、《易经》。以上著述,虽然由于宗教偏见及研究不够充分等原因,时有简单化、粗略和失真之处,但它们毕竟反映了中国的基本事实,为法国人打开了研究中国学术思想之门,为18世纪的法国思想界掀起一股崇尚中国的热潮提供了思想材料。17、18世纪登上历史舞台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们对于忽然传来的外国文化,特别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物昌盛的东方大帝国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借用中国文化的外衣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

法国启蒙思想家对的圣君贤相和道德观念大加赞赏,对中国伟大而古老的文明心向往之。如伏尔泰认为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相信中国的历史比《圣经》创世说的年代要早得多,“当我们还是野蛮人的时候,这个民族(中国)已有高度的文明了”。“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之事,就必须注视东方;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1](P57-580)法国和欧洲社会对于中国瓷器、漆器、丝织品及其他许多贵重器物的爱好、搜集与仿制,也达到狂热的程度。路易十五时代甚至发起销毁银器而以中国瓷器代之的所谓“日用品革命”。当时有人在英国《世界杂志》上载文慨叹:“现在的风气,一切都变为中国式或中国化了。椅、桌、炉橱、镜柜,甚至最平常的用具,无一不受中国的影响”。[1](P49)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被其门徒波多神父誉为“欧洲的孔夫子”的魁奈(1694—1774),本是一位有名的外科医生,他研究过化学、生理学、医学,因发表过有名的生理学论文《放血效果的观察》和《动物结构的物理论》而蜚声于医学界。1749年,55岁的魁奈被任为法王路易十五的宠姬朋巴陀侯爵夫人的侍医而进入巴黎,住进凡尔赛宫,3年后,他又因治愈皇太子的豆疮有功,被任命为路易十五的侍医,并由国王赐封为贵族。进入首都巴黎使魁奈有机会感受当时日隆的“中国热”;侍医和贵族的身份又使他有机会与法国当时崇尚中国的知识精英———启蒙学者相过从。

这一切,一方面激发了魁奈对研究中国的兴趣,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他对中国的评价。魁奈几乎全盘肯定的文化,他主张开明专制,把作为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倡导改革的范本。他在《市民日志》上发表题为《中国的专制制度》的论文,结合的伦理观念和政治制度,全面地论述他的基本思想与政治经济学。该书共分8章:第一章,绪言(包括中国的起源、疆域和富饶、军事实力及社会各阶级);第二章,中国的基本法(包括自然法、经书、学问、教育、科举、财产所有权、农业、商业);第三章,实定法;第四章,租税;第五章,关于权力;第六章,行政、官吏、刑法;第七章,中国统治上的缺点;第八章,中国的法律同作为一个繁荣政府的基础的自然原则相比较。魁奈生活的18世纪,西方处于工业革命的前夜,的繁荣富强仍居世界前列。魁奈在该书中对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荐贤制度、监察制度和税收制度非常赞赏。关于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他说:“政府的第一个实际行动,应该是设立学校来学习这方面的知识。除中国以外,所有的国家都没有重视这种作为统治工作基础的设施的必要性。”[2](P400)关于荐贤制度,他说:“中国依靠了学问,经常能够而且非常成功地防止了这些错误。那里在学问的帮助之下,形成了国家的第一阶层,这些学问非常适合于通过理智的光辉来领导人民,使政府完全服从于那些确立社会制度基础的自然和颠扑不破的规律。”[2](P419)

对于中国的监察制度,他也极为欣赏:“在这个疆域辽阔的帝国内,长官的一切错误和的现象经常在政府的通报中颁布出来,以便使这个巨大国家的所有省份都能遵守法律,反对滥用权力;这样,依靠自由的检举———一个稳定而自信的政府的重要条件,政府的活动经常得到检查。”[2](P419-420)对于中国不征收人头税、所得税及不向日用品征税的税收制度,他大为赞赏:“人本身失去财富而只得到需要;因此,赋税不能从他们本身征收,也不能从他们劳动的工资中征取”,“向个人征的税,例如人头税或者劳动所得税,照他们看来,无疑是不合理和不公平的”,“根据中国人的意见,同样不能对食物或人们日用必需的商品征税”,“这就是数千年来中国政府走向安宁的生活所遵循的学说的基本原则。”[2](P412-413)基于对中国制度文明的崇拜,魁奈认为中国完全可以作为一切国家的范例:“这个服从自然秩序的疆土辽阔的帝国,不就是一个稳定而持久不变的政府的范例吗。”[2](P420)魁奈企图找出这个帝国古老而繁荣不息的终极原因和规律。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上帝”,就是他所说的造物主,而中国文化中的“道”、“礼”、“道德”,就是他所说的自然法或自然秩序。而实际统治之所以有效,就是由于它符合并严格服从这些自然法,他说:“中国人崇拜的首要对象就是上帝,他们赞美它是万物的根源,在上帝的名字下,他们或说君主、或皇帝、或说天,意思是相同的”。[3]

“不是由于遵守自然规律而得以年代绵长、疆土辽阔、繁荣不息吗?那些靠人的意志来统治并不得不靠武器来征服人的民族,难道不会被人数众多的中华民族完全有根据地看作野蛮民族吗?”[2](P420)“建立在科学和自然法则上的政治制度和道德制度,这种制度也就是科学和自然规律的发展结果。”[2](P395-396)魁奈认为,中国这种由理性选择的高效率的制度容许由智慧自由之光发挥作用:“上帝的法制……是通过由教育和对自然的研究而获得的智慧之光向人们显示出来的,除了由智慧自由发挥作用以外,自然界不容许有别的规律。”[2](P404)魁奈还进一步预言,由上天制定的自然秩序以及以儒家学说为指导的统治者和人民遵守自然秩序所作的努力,会使继续在全世界领先向前发展。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魁奈看不到深藏在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和道德制度里面那些限制个人自由,扼杀创新活动,以及抑制工商业发展等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与魁奈的预言相反,他所美称的并没有保持长久的繁荣,魁奈死后不到70年,中国就被英帝国打败,未能与欧洲列强并驾齐驱,这是魁奈所没有预料到的。另一个重农学派的经济学家、曾担任过里摩日州长和财政大臣的杜尔哥对中国也极为关心。当两位在法国留学14年的中国人杨德望(1733—1798)和高类思(1733—1780)即将返回中国时,杜尔哥想借这两位中国人之力,系统了解中国的经济情况,为此他专门开列了研究中国的52个问题交给杨德望和高类思,要他们回国后进行调查,向法国政府提出报告。

这52个问题包括4个部分:第一部分“财富、土地分配与农业”,含30个问题。主要询问有关中国的“富人”阶层,涉及拥有大量房地产者,大工业企业家,大商人,放债收息者及其财产的等级划分;官吏与富人的关系以及高官要职的俸禄标准;土地分配状况与耕作方式;田地的年收入,田地买卖以及田地卖价与年收入之间的关系;稻米和小麦所占耕地面积情况;贷款利率标准;人均粮食年消费标准;工人的日工资标准及其在北京与外省的差别;土地税收制度;粮食的自由买卖与北京粮食的年平均价格等。第二部分“工艺”,含15个问题,其中又分为造纸术、印刷术和纺织术三个方面,均系一些十分具体而细致的工艺技术问题。第三部分“自然史”,含4个问题,主要是了解中国矿产的种类、分布及蕴藏情况。第四部分“几点历史上的问题”,含3个问题,一是有关在华犹太人的历史和他们使用的圣经;二是有关苗民的语言、体形和肤色及其与周围各省中国人之异同;三是习惯游牧生活的鞑靼人归化后是否采用中国人的风俗习惯问题。由此可见,杜尔哥对当时传入西方的中国知识相当熟悉,堪称中国通。他涉猎的中国材料,已超出当时流行欧洲的几部有名专著。为了指导两位中国人进行调查和撰写报告所需要具备的理论知识,1766年杜尔哥还特意写了一篇专文,即后来单独出版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成为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本名著。对此,该书的英译本序言在谈到该书的缘起时指出:“这两位中国学生这时已经在法国完成了学业,得到皇家的资助要回到他们的祖国去。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中国是开明政治的策源地;人们都希望这两位中国青年能够让他们的欧洲东道主不断地了解中国的内部情况。杜阁曾向他们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请求解答,因此他写了这本书,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领悟这些问题的旨趣之所在”。[4](P10)杜尔哥1766年12月9日致友人杜邦的信中也提到这一点:“我已为我向你提出过的那两位中国学生拟好了几个问题;为了使他们能够明白这些问题的目的和意见起见,我又在这些问题前面写了一篇关于社会的各种劳动和财富的分配的简略分析”。[4](P94)

二、富有与停滞:亚当•斯密论中国

出生于爱尔兰的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家L•杨格,1996年在《太平洋经济评论》上发表“司马迁:先于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家”一文,该文认为,司马迁早在亚当•斯密之前就在其《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了市场机制概念和“经济人”假设,认为司马迁在价格机制的阐述上远比斯密详尽和充分。并推测斯密《国富论》的中心思想,可能是在他造访巴黎期间,通过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杜尔哥及其接待的两位中国留法学者杨德望和高类思那里了解了司马迁的思想,从而受到启发,或者说,可能直接从杜尔哥和两位中国人那里“盗用了”司马迁的思想。[5]其实,早在1946年,L•A•马弗利克出版的《中国:欧洲的模范》一书就认为,斯密1759年出版的成名作《道德情操论》一书就可能受到中国古代道德伦理思想的启发,他认为,由法国传教士杜哈尔德翻译并收录在《全志》中的《孟子》一书“可能促使亚当“斯密撰写《道德情操论》。”[1](P5)姑且勿论亚当•斯密是否“盗用了”司马迁的思想,是否受到《孟子》一书的启发,但斯密的确很早就注意到了中国,英国经济学家坎南整理斯密1775—1764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期间教授“道德哲学”的讲义的法学和政治学部分出版的《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一书就多次提到中国,如在谈到家属关系法时,他注意到了中国的一夫多妻制问题:“一夫多妻对于一国的人口增加是及其不利的……诚然,也许有人会说,在中国、在恒河口附近和在埃及,虽然实行了一夫多妻,人口却很稠密。

但这些国家都有关于促进人口增长的规定,而且还有其他情况,有助于人口的增长,例如土质非常肥沃”,[6](P105)又如在谈到分工如何增多产品数量时,提到中国由于运费及税制的制约影响到了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中国的棉织品和其他商品,要不是因为长途运费和捐税的关系,就能够比我国所产制的卖得便宜”。[6](P181)再如在谈到商业精神对于人民不良习俗的影响时,认为商业精神使人豪气消沉,一点没有尚武精神,他以中国为例说:“无数的中国军队,老是惨败于鞑靼人之手。在这些国家,劳动分工和奢侈风气都发展到极点,他们没有常备军队,人民都专心致志于研究和平艺术。”[6](P264)1764年,斯密放弃格拉斯哥大学教职,专任贝克莱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公爵去游历法国和瑞士。在法国期间,会见过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机会受到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和重农学派学者“中国热”的感染。如斯密非常钦佩魁奈,“以致曾有这样的打算:如果《国富论》出版时魁奈还在世,便把该书献给这位令人尊敬的法国经济学家。”[7](P458-459)杜尔哥对斯密的影响更大,“在他(斯密)在法国所交的所有朋友中,同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相比,没有一个人在交往中能给予他更大的满足,或其思想和品德能使他更为尊敬。”法国重农学派学者杜邦•德内穆尔甚至曾宣称:“斯密著作中正确的东西都是从杜尔哥那里剽窃的,而不是从他那里剽窃的部分则都是错误的。”[7](P181-182)

欧洲大陆的旅行是斯密写作《国富论》的重要契机,而正是欧洲大陆中国热的影响,使斯密对中国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对中国给予了非同寻常的关注。该书征引了到过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外交官和商人回国后写的大量介绍中国的论著。据统计,《国富论》中直接提到“中国”二字之处达75处,内容涉及工资、农业、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制度及对重商主义的评价等方面。其对中国的关注在古典经济学家中除法国重农学派学者外是最多的。与重农学派对中国的崇拜与倾慕不同,斯密对中国的评价比较理性,他认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是富有和停滞。斯密对中国的富有印象深刻,他在《国富论》中反复提到这一点:“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8](P65)“中国比欧洲任何国家都富得多”;[8](P230)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几个国家“虽然没有比较丰富的金银矿山,在其他方面却比墨西哥或秘鲁更为富裕,土地耕种得更好,一切工艺和制造业更为进步”。[8](P20-21)中国为什么会富有呢?斯密认为,制造业体积小且价值大,是增进国民财富的主要产业;制造业的完善,完全依赖分工;制造业所能实行的分工,又受市场范围的支配。所以,他认为中国的富有与中国市场巨大有关:“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及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就面积而言,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8](P247)但另一方面,斯密又指出中国的发展处于停滞的状态:“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

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孛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中国为什么会处于停滞的状态呢?斯密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法律制度:“也许在马可孛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8](P65)在《国富论》中,斯密对阻碍中国发展的法律制度作了具体分析,如他认为中国重视农业,轻视工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中国的政策,就特别爱护农业。在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优于农业劳动者,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却优于技工。在中国,每个人都很想占有若干土地,或是拥有所有权,或是租地……中国人不重视国外贸易……除对日本,中国人很少或完全没有由自己或用自己船只经营国外贸易。允许外国船只出入的海港,亦不过一两个。所以,在中国,国外贸易就被局限在狭窄的范围。”[8](P246)“大家知道,近代中国人极轻视国外贸易,不给与国外贸易以法律的正当保护”。[8](P67)他举例说,当俄国公使兰杰来北京请求通商时,“北京的官吏以贯常的口吻对他说,‘你们乞食般的贸易!’”[8](P246)他认为,外贸在国民财富的增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中国允许对外贸易,那么就能大大促进中国的发展:“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8](P246-247)应该说,斯密对中国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分析是比较中肯的。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政府的基本国策,也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三大教条之一(其他两大教条为重义轻利和黜奢崇俭)。

重农抑商政策的效应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为中国农耕文明的持久繁荣功不可没,另一方面它又阻碍了近代工商文明的发展。中国农耕文明在唐宋时期达到顶峰以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缺乏有利于工商文明制度安排创新的环境。与法国重农学派非常欣赏中国的重农抑商政策不同,当西方近代工商文明发展曙光初现之际,作为天才的经济学家,斯密敏锐地觉察到工商业发展对国民财富增进的作用,并用这种视角透视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这正是斯密在中国观上超出重农学派的地方。斯密指出,中国虽然“国富”,但并不“裕民”:“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铄金。中国的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技工的状况就更恶劣。欧洲技工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工场内等候顾客,中国技工却是随身携带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在街市东奔西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接着,他以同情的笔调写到:“据说,在广州附近,有数千百户人家,陆上没有居处,栖息于河面的小渔船中。因为食料缺乏,这些人往往争取欧来船舶投弃船外的污秽废物。腐烂的动物尸体,例如死猫或死犬,纵使一半烂掉并发臭,他们得到它,正像别国人得到卫生食品那么高兴。”[8](P65-66)斯密将中国的国富民贫归结于中国社会的停滞。他认为“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民财富增进的自然征候。反之,贫穷劳动者生活维持费不足,是社会停滞不进的征候。”[8](P67)“就生活资料价格说,中国与欧洲有很大差异,而就劳动货币价格说,则有更大的差异。这是因为欧洲大部分处在改良进步状态,而中国似乎处在停滞状态,所以,劳动在欧洲的真实报酬比中国高。”[8](P182)

16-18世纪,由于地理大发现和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全球经济互动加快,掀起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全球化的浪潮。由于美洲银矿的发现,这次经济全球化是以白银为纽带展开的,白银充当了世界货币的职能。中国经济发达,人口众多,在这次经济全球化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有一位现代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当时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多边贸易”,这个全球多边贸易的核心经济体是中国,中国的这种核心地位,“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水路)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它的贸易保持着最大的顺差。”[9](P181-182)斯密在《国富论》中对作为世界货币的白银的价格变动问题用了非常大的篇幅进行探讨,在有关论述中多次谈到中国。清代中国的币制,大体上是银钱兼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长期是出超,白银不断由欧洲和美洲输入中国。白银的大量流人引起中国货币市场银价下跌,所以当时中国朝野普遍关心的是银贱钱贵的问题,而且他们主要从钱制方面找原因,并没有考虑世界白银市场对中国的影响。斯密将中国银价问题放在国际银价体系中加以考察,他得出了与中国人相反的结论,他认为是从世界银市场来看,中国银价长期高企:“当欧亚初通贸易时,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的金银的价值,却比欧洲高得多。迄今仍是如此。”[8](P197)“中国比欧洲任何国家都富得多,但贵金属价值在中国,却比欧洲各国高得多”。[8](P230)他对广州与伦敦的银价作了一番比较:“在中国广州地方,半盎斯白银所可支配的劳动量或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量,比伦敦一盎斯白银所可支配的也许还要大。

所以,对于各该地的某一商品的所有者来说,在广州以半盎斯白银出售,比在伦敦以一盎斯白银出售,实际上也许更有价值,更为重要。”[8](P33)对于中国银价高企的原因,斯密也作了分析:“此种差别,是因前者多为产米国,其稻田大抵每年能收获两次甚或三次,而每次收获的产量,又比小麦普通的收获多。所以,产米国与产麦国比较,即使面积相同,产米国的粮食,亦必较更为丰富。这些国家的人口,因此多得多。此外,这些国家的富人,持有自身消费不了的大量剩余,可以出卖,于是掌握着可购买多得多的他人劳动量的手段。因此,征之任何记载,中国和印度斯坦的高官巨豪,比欧洲最富裕的人,都有多得多的隶役。而且,这些大官富豪,持有过剩食物,于是能够支付较大数量的粮食来交换那些产额甚少的珍奇品,例如富翁竟求的金银宝石。”[8](P197-198)斯密把中国银价置于国际银价市场来考察是非常有远见的,但他对中西银价落差的原因分析不得要领。欧洲银价的猛烈下跌,是欧洲在重商主义将金银视为唯一财富的观念指导下在世界各地(主要是美洲)大肆掠夺白银,造成欧洲白银严重供过于求带来的结果。而中国虽然白银大量输入,但由于当时中国是世界最大经济体,加之当时中国正处于白银货币化加速发展时期,因此白银的需求增长非常快,因而银价的下跌相对要慢一些。斯密写作《国富论》时,中国对于欧洲的影响,已开始由西方人狂热追求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进入它的尾声阶段。随着夕日笼罩在中国形象上的耀眼光环逐渐暗淡,这个东方封建帝国的各种衰败现象也就在欧洲人眼前日益显露出来。加之斯密所在的英国是当时欧洲经济最发达,民主最进步的国家,对中国崇拜的风气远逊于法国。因此,斯密在《国富论》中讨论有关中国的经济问题时,比重农学派的学者较为客观而冷静。

三、日薄西山的帝国:萨伊和约翰•穆勒论中国

重农学派后,欧洲的法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经济出现了加速发展的趋势,政治的民主化浪潮席卷欧洲。与之相反,中国在经历了康乾盛世之后国运转衰。中西文明出现的巨大落差,使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商人、旅行家逐渐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欧洲狂热追求中国文化的风气逐渐淡化,笼罩在上的神秘面纱渐渐消退。这一切使得法国知识精英改变了他们的中国观,开始由盲目崇拜转向理性观察。19世纪初,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萨伊对中国的看法就体现了这种动向。在萨伊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的描述中,中国再也不是魁奈笔下的那个至善至美的帝国形象,也不是斯密所描述的富国形象,而是一个贫穷、落后、保守的国家。关于中国的贫困,萨伊指出:“印度和中国的一些部分,不但人口过剩而且穷困过日。”中国和印度“几乎没有对外商业或海口商业,它们的穷困阶级,严格地说,老是仅仅得到只够糊口的必需品。在这些国家,平常年份的产品只够把这样少得可怜的粮食分配给他们,如果收成有点不好,便有许多人由于完全缺乏一般必需品而整批死亡。所有记载都说,由于这个原因,饥馑在中国和印度斯坦的许多部分常常发生,并造成严重祸害”。[10](P426-427)对于中国的保守和落后,他给予了批评,他说:“中国人是极其多疑和拘泥形式的民族。他们由于遥远的位置,广阔的版图,特殊的需要,可完全不依靠别的国家。所以,得他们允许跟他们通商是一种特殊利益,同时也是朝不保夕的利益。因此,我们如不忍受没有他们的茶、丝和南京棉布的痛苦,就得采取预防办法,只有预防办法才能保证这个贸易的继续。”[10](P201-202)

像当时西方许多其他学者一样,萨伊也注意到了中国的“溺婴”现象,他对此野蛮行为给予谴责:“中国的杀婴行为证明,当地的宗教偏见使倾向于阻止人口增加的预谋远虑不能起应有的作用。我们对于这些偏见不能不感到遗憾。人越进化,感觉越灵敏,对于这种杀人行为越感到痛苦”。[10](P420)亚当•斯密之后,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页英国与中国发生的两件历史事件彻底改变了英国对中国的看法。一是1793年英政府派马德拉斯总督马嘎尔尼以庆祝乾隆80寿辰名义出使中国,要求清政府增开通商口岸,减低关税,并派公使驻京。马嘎尔尼的中国之行预示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与“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11](P2)对抗的开始。结果引发“礼仪之争”,英国的要求也遭到拒绝。这一事件加剧了奉行自由贸易理念、且急欲打开中国市场的英国人对中国的反感。二是1840—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这场不对称战争以中国的惨败告终,中国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从此一落千丈。这里仅以约翰•穆勒为例,管窥当时英国经济学家的中国观。约翰•穆勒(1806—1873)是19世纪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1823年他进入英国东印度公司工作,在该公司任职达35年之久。业余从事经济学研究。东印度公司是一家垄断远东贸易的特权贸易公司,是英国官方允许的唯一与中国及远东进行海外贸易的公司。这种工作环境使穆勒比当时英国其他的经济学家有机会更多了解中国。穆勒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一书在论述经济理论时,多次把中国作为一个反面案例加以介绍。在谈到决定生产要素生产力程度的原因时,穆勒认为社会为其成员提供全面的保护而使人感到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他说:“若一个人被人知道拥有一定资产,总担心随着局势的每一次动荡会被贪得无厌的政府官吏夺走,那就不大可能会有很多人努力生产多于生活必需品的东西。

这是亚洲很多一度很富庶的地区陷于贫困的公认原因。”[12](P194)这里的“亚洲很多一度很富庶的地区”自然包括中国。在谈到资本增加规律时,他认为资本是节约的产物,因此,一个国家积累欲望是否强烈是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他又把中国作为“积累欲望不强的例证”拿来与作为欧洲加以对比:“就实际积累欲望的强度来说,作为上述情形和现代欧洲两者之间的例子,中国人的情况是值得注意的。根据他们的个人习惯和社会状况可以期望,他们在节俭和自我控制力方面……比大多数欧洲民族要差。”[12](P194)对此,穆勒引用到过中国的旅行家的有关报告来增加“说服力”:“耐用性是表明实际积累欲望高低的主要标志之一。旅行家们证实,中国人造的工具远不如欧洲人造的工具耐用。关于房屋,我们听说,除了较高级的以外,通常都是用土坯、泥或涂上泥的竹片造成的,房顶则用茅草和板条盖成。我们简直无法想象还会有比这更不结实或更不耐用的建筑物。隔墙是用纸糊的,每年都得换一次。农具和其他用具的情形也是如此。它们几乎全部是木头的,金属用得很少。因而它们很快就会磨损,不得不频繁地更新。

若实际积累欲望较强的话,他们也许会制造较昂贵但较耐用的农具。由于同一原因,很多在别的国家会被耕种的土地,在中国却未被开垦。”[12](P194)穆勒还以资本报酬率来说明这个问题:“由于中国像我们设想的那样,实际上已达到了静止状态,因而当资本报酬仍然很高,法定利率为12%,实际利率(据说)在18%与36%之间时,积累便停止了。由此可以推测,超过该国已有数量的资本将找不到利润率如此之高的投机机会,而较低的利润率又不足以引诱中国人放弃当前的享受……如果真的是在资本报酬仍然很高的时候资本就停止了增加,那便表明,同大多数欧洲国家相比,中国人的实际积累欲望要低得多,只顾眼前,不考虑未来。”[12](P197-198)穆勒由此得出结论:“限制中国生产发展的不是人民不够勤劳,而是没有长远打算,这一点比在半农业化的印第安人那里还要明显。”[12](P195)穆勒以上关于中国资本报酬率的分析基本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如北宋王安石变法中青苗法规定,政府贷与民间的青苗本钱收取20%的利息。到晚清时期,当铺和钱庄贷款的年利息为15-25%。即使是作为现代信用机构的中国银行组织,在各大城市的放款利率也在10%左右,而同期英国银行放款利率在3%左右。[13]

穆勒并没有进一步分析中国积累停滞、资本报酬率高的原因。从根本上说,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文明与工商文明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生产结构是一种简单再生产,自身缺乏膨胀发展机制,社会财富或是集中投向土地(即中国古代盛行的“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模式),或是进行奢侈性消费。该书中,中国人唯一一次以正面形象出现的例子,是穆勒在论述劳动者与资本家合伙经营时提到的:“精明能干的中国移民早就采用了与此相类似的做法。在马尼拉中国移民开的店铺里,店主通常能使他雇用的本国同胞尽最大努力干活儿,因为他让每个人都分享企业的利润,也就是说,实际上使工人都成为企业的小合伙人,当然,他会把最大一份利润留给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卖力干活儿,既对店主有利,又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好处。”[12](P340)其实,中国早在明代这种劳动者(伙计)参与企业利润分享的制度就在许多商业、金融组织中非常普遍地被采用,海外中国人只不过是把这种制度移植到国外。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中国观的演进是西方文化对待中国文化态度变化的一个缩影,它既是中西文明运势易位的反映,也是西方深化对中国了解的产物。由于具备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知识素养,古典经济学家能以经济学家的审视眼光批判性的分析和研究各种中国资料,他们提供了一个分析中国问题的新视角,他们有关中国的分析与描述,展示了一幅西方版的大清帝国兴衰史画卷。

当西方人,包括西方经济学家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研究时,中国人对欧洲社会的巨变感觉迟钝,仍以传统的华夷之辨的视野对待欧洲,以固有的节奏迎接欧洲的挑战。这种中西文明交流的格局彰显出西方文明的勃勃生机和中国文明的停滞落后。两种文明对接的结局自然不会有悬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二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14](P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