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诚信思想与和谐社会

摘 要: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形成了崇尚诚信、贬耻伪诈的优良传统,构建了一套极为完整的社会道德、伦理规范体系。儒家思想作为统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正统文化,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文化、思想史领域都具有极高的地位。挖掘和利用传统诚信道德的精华是我们创新和构建现代市场经济诚信观的基础和前提。

关键词: 儒家思想 诚信 和谐社会

一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形成了崇尚诚信、贬耻伪诈的优良传统,构建了一套极为完整的社会道德、伦理规范体系。儒家思想作为统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正统文化,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文化、思想史领域都具有极高的地位。在西方学者的眼里,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思想、伊斯兰思想、佛教思想并称为世界四大思想瑰宝。儒家思想的开创人及后世学者就诚信问题从哲学伦理道德、社会管理理念等方面进行了精深的研究,使我国传统的诚信观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并在千百年的传承中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乃至世界。

目前,虽然学界已达成共识,即儒家诚信是现代诚信可资利用的宝贵文化资源,但因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必须经过现代化改造。因此,目前学界关于诚信的研究旨在解决下面的几个问题:(1)克服儒家诚信一定程度上标准太高、脱离现实的局限,立足现实的道德水平,注重诚信的普适性;(2)克服儒家诚信多强调个人自我约束的纯伦理局限,在契约和法律基础上,相互承担权利义务,建立健全法律诚信机制,使之和道德诚信相结合;(3)弱化儒家诚信和人治的联系,用法律保护公民的利益和权利。从而使儒家诚信逐渐转化为现实的道德力量和法制力量,并焕发新的生命力。

基于此,本文试以儒家思想为主线对我国传统诚信观进行一些探索和思考,并结合现实给予广泛的关注,旨在从几千年的传统积淀中挖掘出丰富的诚信资源,并以现代社会的视角予以审视,同时,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策背景下展开阐述。

二

诚信是支撑社会和谐的基础保证,是社会和谐秩序的道德基础,是和谐社会赖以确立的人格基础,是和谐秩序的社会制度基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诚信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应努力汲取中国传统诚信文化的精髓,加强道德建设,并把制度建设与道德建设贯彻到政府、企业、公民的互动诚信实践中去,促成良好的社会诚信环境。传统儒家诚信思想在提高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秩序的整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现代社会相较儒家倡导诚信的时代有了很大改变,但是冷静分析和思索造成当代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个人诚信自律不够、诚信教育软弱、诚信建设和利益引导相脱离是很重要的原因。因此,继承和发扬传统儒家的诚信美德,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意义。

在儒家学说中,“诚”并不仅仅指人与人之间的真诚,还是一个本体论范畴。《中庸》有言:“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在儒家思想中,“诚”不仅是人之德,而且是天地之德。这一思想对当代哲学启示良多。如果我们认为真理是存在或存在者的本真显现,则真并不仅是命题的属性,而且是事物的属性,真理(truth)与真实性(reality)、真(true)与真实(real)密不可分。“诚”即体现着二者的统一。“诚”乃天地之德、自然之德,在人类的认识中,只有道德规范与自然规律统一起来,人才能顺天地之德。现代人将道德与自然知识截然分开,失去了诚,人们不仅互相欺骗,而且欺骗自然,从而愚蠢地自欺。也就是说,现代人扭曲了德。关于这一点,正如史怀泽批评现代文明时说:“由于贬低思想,我们这代人已失去对真诚的信念,并由此也失去了对真理的信念。”这一批评已切中现代性的要害!平庸没有力度的思维能力是真诚品质不能“有常且不已”的原因之一。

儒家的诚信学说在总体上是应一种适应自然经济形态下的社会需要而形成的,其作用范围往往是熟人社会,履行诺言具有超功利的道义性,诚信的依据主要是情感,而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诚信观念、“信义”原则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实际需要,创造性地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信用伦理秩序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当我们注意儒家诚信伦理的时代性和局限性时,也必须看到和肯定它的普遍价值,它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诚”是儒家的重要范畴,从辞源上而言,它产生于西周时期;从观念上而言,它产生于原始的宗教祭祀活动,表达的是人对神灵的虔诚的心理态度,随着人的主体性意识的增强,“德”的观念凸显,“诚”的观念逐渐转化为人们对道德的虔诚信奉;“诚”作为范畴而言,由《中庸》最先提出,在孟子、荀子的思想体系中得到了深化。

三

儒家的诚信理论涉及诚信问题的诸多方面,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内容。毋庸讳言,虽然儒家的诚信之说有其不可避免的时代性和局限性,但是在几千年传承中,散见于历代思想家的论述中的真可谓比比皆是,形成了独特的内容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深刻的思想和宝贵的智慧,对今天克服欺诈之类的恶信,重塑诚信,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经验和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儒家的诚信观中固然有其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但在现代化进程中经过改造,能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儒家的诚信伦理理论地解答了人类交往关系中的一个永恒话题,从而使之具有超时空的普遍价值。诚信问题贯通古今,在不同社会,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民族,不同的个体和群体之间,诚信问题的表现形式和内容、程度和范围,可能会有很大差别,但它的存在却是客观的、普遍的,现代社会也莫能例外。儒家学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特定的话语形式,提出并理论地解答了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必须面对和如何面对这一普遍性、人类性的问题,亦即如何消除和克服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无信、作假、伪善、欺骗等问题,为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一问题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料。从这个意义说,儒家的诚信之论又有其超时空的普遍价值,而不只是仅仅具有时代性和历史的局限性。

人格诚信仍然是人际交往所必需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人际交往的范围日益扩大和日趋复杂,已不局限于有限的范围和熟人圈子,履行诺言已不完全是超功利的纯道义行为,儒家传统的“人格诚信”观念已不能充分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但是,不能充分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并不意味着社会不需要,人们的交往范围仍具有有限性的一面;人与人的关系并不全是经济关系、交换关系,每个人依然有其相应的熟人圈子。因此,人格信用、无字据的“君子协定”在亲属、朋友、同事之间的一般往中,仍然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约束力,履行诺言也不完全是功利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的“言而有信”、“朋友有信”、“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的诚信理念,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仍然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在加强诚信制度建设的同时,仍需要积极提倡和培育良好的诚信道德,二者并行不悖。儒家的诚信伦理主要是基于人际交往过程中的道德约束的规范,而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这主要是因为儒家伦理是一种德性伦理,它所关注的是如何通过社会舆论和个人的道德良心来维护社会秩序,调节社会关系,而不祈求用外在的强制手段来发挥作用。所以,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认为只有通过道德教化,以德教的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在人们有了“羞耻之心”之后,才有可能在内心构筑起一道预防违法犯禁的堤防,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四

任何新的道德规范体系的建立,都不仅要以新的社会生产方式为基础,而且要从传统道德中获得传承和启示。从以上的研究分析中,我们知道,儒家的诚信思想至少能给我们提供以下三个方面的借鉴。

第一,现代社会是一个人人平等,人际交往的范围无限广阔,人们的经济利益又高度独立的社会,此时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就像私有制社会初期处理平等的没有血缘根基的人际关系一样,应当以讲信用为第一人际准则。社会应当自觉建立起完善的个人信用监督体系,以适应社会发展对安全、可靠的人际秩序的客观需要,个人要将维护自己的信誉看成是立世的根本,将失去信誉看成是处世失败的标志。

第二,将讲信用只看成是手段,这样的信用不可能持久。只有出自个体真诚的信用才是真实可信的,才能“有常且不已”。我们不仅要建立高效、稳定、有序的社会运行机制,不仅要追求外在的事功,而且要修炼人格,涵养心性,要使外在的社会信用体制内化为个体的道德人格追求,使诚信范畴不仅服务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而且成为培育新型人格和建设现代文化的核心力量。

第三,诚信对当代中国的政治伦理建设也有重要启示。旧时代的国君与百姓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益冲突,他们之间不可能建立真正的诚信关系。如今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与以往的任何执政者都有着根本的区别,它除了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然而,在执政条件下,党与人民群众之间毕竟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施政与施政对象的角色分工,而且由于腐败现象的存在、社会结构正发生巨大变迁等主客观因素,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仍然存在着脱离人民群众的可能与危险。旧时代的贤明国君尚懂得百姓信任国家才能维持,与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政府更应时时刻刻视诚信为执政之本。必须信守对人民的诺言,在制定政策、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取信于民,切不可朝令夕改、为所欲为,必须以真诚之心对待人民,以高度透明、高度负责的态度管理施政,自觉、坦荡地接受人民的监督,如此才能真正持久地取信于民。

参考文献:

一、期刊类

[1]陈勇.和谐社会的伦理意蕴[J].理论与现代化,2006,(01).

[2]王炳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特征概述[J].求索,2005,(08).

[3]肖林.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初浅认识[J].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3).

[4]王忠武.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与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方略[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2).

[5]刘彦.以人为本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制与社会,2006,(09).

[6]薛秀军.以人为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石.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4).

二、古籍类

[1]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1958.

[2]杨伯峻.孟子译注[M].中华书局,1960.

[3][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M].中华书局,1986.

[4][宋]周敦颐.周子通书[M].商务印书馆,1937.

[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周纪二・显王十年[M].岳麓书社,1990.

[6]韩非子・外储说左上[A].百子全书:二[C].长沙:岳麓书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