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媒体采访的路径与理念

随着社会化媒体近两年的迅速发展，用户型内容生产模式（UGC）逐步深度介入新闻实务传播过程，专业化和用户型新闻生产相互交织。新闻则成为了一种“社交货币”（social currency）。对于社交媒介用户而言，社会交往就是新闻消费，新闻消费也就是为了社会交往。媒介化社会中，新闻生产呈现出“正在发生的新闻”和“与读者共同生产的新闻”等新的特征。在新闻采访环节，社会化媒体广泛应用于获取新闻线索、创新采访手段、进行社会动员等等方面。

采访主体间实现即时互动

微博的字数限制在140字之内，同时还可以上传图片、链接视频和文字，因此对于采访来说，这是一种多样化、即时的采访方式（即采访材料搜集工作和文字到达受众，两者之间的衔接实现零时差）。目前，大多数传统媒体都意识到微博在获取新闻线索时的价值所在，继热线电话之后，通过微博在社区网络里寻找新闻线索，有望成为未来新闻产品生产的一个制度化环节。和传统获取新闻线索的方法相比，这种新闻线索的不确定性大大减少，因为传播主体主要通过信息转发和评论的数量来判断新闻价值，某种程度上窄化了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范围。

新闻采访是具有双重主体的活动，除了记者外，采访对象是地位被忽视的另一主体。传统采访工作通常被赋予权力性和职业性。在记者调查、提问、访谈时，采访对象处于被动状态，两个主体之间存在鸿沟。在媒介融合的浪潮中，报网互动、传受互动被强调，采访对象和采访者的关系一直被忽略。

社会化媒体使采访环节呈现出面向多数人、内容既可以公开也可以私信的一对一传播形式，传播的方向既可以单向也可以双向。

在采访中，记者的微博发挥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宣泄情绪、作为人身安全的求助工具、抱团作战、直播采访等等。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经常会受到诸如新闻内容、客观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情绪波动在所难免。

记者在采访中不仅会产生情绪波动，还会面临一些危险，尤其是舆论监督时，在缺乏制度化保护的情况下，微博能成为非常时刻的求助工具。在“洛阳案”的采访过程中，记者通过微博成功化解了人身危机。另外，通过微博的“喊话”、“围观”等形式，记者在采访中形成抱团作战，共同应对困难和人身威胁。在采访中遇见报道思路上的问题，抱团采访的记者通过微博可以指出对方目前存在的问题，对下一步的采访计划提出可行的建议。

“微博内容的收发几乎与其构想和书写同时，都立即完成……远距离的传播像近距离交谈一样容易。”所以，直播采访过程变得轻而易举，能够吸引大量的受众关注正在进行的采访。值得注意的是，采访过程的直播都是以记者的名义进行的，以至于有的传统媒体担心，受众在了解到相关事实后，对后续报道不再期待。所以，如何利用新媒体让受众走出微博，继而去关注传统媒体，这是传统媒体在思考的问题。

利用微博寻找采访对象和进行调查也是目前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常用的两种形式。以知名记者闾丘露薇为例，从2011年10月18日到10月25日，其微博上了两条寻找采访对象的消息：1.@闾丘露薇：请问有鄂尔多斯的网友吗？急寻愿意接受访问的企业主或个人，谈谈当前的处境。有意者请私信我。2.@闾丘露薇：想寻找一名在北京，正在面对家暴问题的当事人，请私信我，我们会进行技术处理，保护隐私。

截至笔者调查时，发现上述两条微博均被转发、评论百余次，在评论中，不乏有价值的信息。如每条信息均有十余个粉丝表示愿意接受采访，个别人留有具体联系方式，也有粉丝推荐相关资料给记者。通过私信形式，采访者和采访对象之间在网络上实现即时传播，形成了顺畅的人际传播，为线下人际传播做了良好的铺垫。

如果发生争议比较大的新闻，还可以在微博上设计问卷调查，观察受众的态度，结果可以随时呈现出来。闾丘露薇2012年8月31日就香港保钓问题在微博上提出一个问题：“一个简单的问题，觉得不久前登上的香港人爱国吗？”评论人数竟达1700多人，相当于召开一个超大规模的新闻采访座谈会。

三大门户网站的微博平台以及传统媒体的微博经常采用在线调查手段来增强传受互动。实践证明，传受互动与采访合力往往会发掘到新闻背后的新闻。

在采访后期，随着笔记整理的完成，剩余资料的处理在社会化媒体时代也发生了变化。社会化媒体一旦应用于采访过程中，剩余材料可以迅速得到再利用，新闻产品的产业链被延伸了，媒介深度融合。

受众的触角伸向社会末梢

在采访过程中，微博起到了显著的社会动员作用，它不像传统媒体那样花费气力建构集体认同感，相互“加关注”就是凝聚参与者、吸引大众、引导参与的过程，而集体行动框架的建构则是指由记者在采访中“阐释、定义和重新定义”，从而使得记者和粉丝群共同采取集体行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主要表现在动员粉丝参与、帮采访对象建立微博并把其推向公共领域、开展“微公益”活动等等。

在微博平台下，动员粉丝参与被记者广泛使用，一旦遇到困难，传播便会在新平台上“求围观”、“求转发”，“求辟谣”、“求解”等，由此带来的转发、评论、私信数量相当可观，传受之间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互动，使问题得到广泛关注并得到进一步解决。

社会化媒体的动员功能，延伸了采访的社会接触面，采访对象在采访中摆脱了被动参与的局面。在微博上活跃的记者，正在尝试利用“@采访对象”的形式内容，在140字的文字中，链接上采访对象的微博。从新闻产品的生产流程来说，这种做法大致相当于传统媒体中的“相关资料”、“相关背景”等栏目，但是一个客观事实是，采访对象从后台走向前台，拓宽了采访涉及的领域，从而使公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真正进入公共领域视野，并通过私人微博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受众群体的角度来说，通过点击被采访对象的微博，能够进入到社会的更深处。

“@采访对象”的做法改变了媒体构建社会拼图的路径。传统观点认为，媒体使社会呈现出碎片化，受众通过报道了解到的社会大体呈现出通道模式，即记者通过采访打通一条了解社会的路径，但是这个通道壁垒坚硬，读者无法深入了解社会的神经末梢（如下图）。

一旦“@采访对象”被记者应用于微博平台，传统采访的通道模式发生变化，壁垒被突破，形成了树状模式，“@”是这个树分叉的节点，通过这个节点，传播者和受众可以深入另一个世界，媒体和受众的触须能深入到社会毛细血管的末端，拟态环境在“@”形式下进一步逼近客观真实，这是应对新闻碎片化的一个得力之举。

在制度化框架内，记者该如何担当道义，社会化媒体提供了一种可能。“微公益”是微博在采访过程中应用的一个衍生品，不少知名记者都有意无意在尝试。如调查记者王克勤在“探访尘肺患者”采访中，发起了“大爱清尘”和“温暖古浪”两项公益活动，在微博上公布需要被援助者的电话和账号，这也反映了社会化媒体中新闻传播的一个特征，传播者远离“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中去重构传统媒体的社会角色。

社会化媒体采访存在的问题

社会化媒体被广泛运用于采访中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最直接的表现是对后续的新闻生产流程产生了影响。据研究，近年来“否认新闻”、“辟谣新闻”明显增多，据笔者对新浪、网易和搜狐的跟踪调查，2012年8月，以“否认”、“辟谣”为标题的新闻数量不完全统计达30多条，几乎每日都有此类新闻，有时一日达数条。笔者以为，此类新闻对新闻的真实性有所伤害，如果不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长此以往会危及新闻业的公信力。究其原因，和以Twitter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几何级传播特性有关，它们往往超过管理者对它的理解能力和规范能力，更能促进极端思想和惊人信息的流布。为了强化竞争力，传统媒体往往不愿放弃此类信息，但是问题在于忽略了对信息真实性的核实责任，为了推卸责任，标题往往以“传”、“网传”的形式出现，在导语部分，来自微博、博客等渠道的内容占据主体，线下采访很少甚至根本没有。

目前，我国媒体还未就如何使用社会化媒体形成规制，路透社的相关做法值得借鉴：使用从网络上获得的信息时，标题中必须清晰准确地说明。新闻正文要在靠前的位置交代这些信息是如何获得的。给新闻事件涉及的各个机构公平的解释机会。如果相关机构不愿意证实某一消息，一定要在新闻中说明。对可能产生争议的信息，记者要保存有关网页，打印网页快照，以免受到“捏造信息”的指责。记者一定要学会“抓屏”。当网页被撤销后，抓屏留下资料是保护记者的最好证据。

链接

社会化媒体全面渗透新闻生产流程，对传统的新闻实践、新闻伦理形成冲击，并频频引发管理难题。尤其是在以下四个方面：

1.如何识别谣言与陷阱，保证新闻的真实性。社会化媒体已是从业人员获取新闻线索的重要途径，但社会化媒体上消息的真实和准确性却难有保障，甚至可谓陷阱重重。

2.如何区分个人与职业身份，界定网络行为的边界。在社会化媒体上，新闻从业人员的个人身份和职业身份被空前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二者的冲突也被无限放大。

3.如何保护隐私和消息来源，避免侵权与纠纷。在传统媒体时代，记者可以通过适度透露细节的方式保护采访对象的隐私，通过采用匿名消息源的方式保证消息源不被泄露。

4.如何保持平衡公正，在虚拟空间维护传媒公信力。用公正公平的姿态报道有争议的新闻事件、不偏袒事件任何一方或任何利益团体，是新闻机构基本的职业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