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不久前，发改委公布了《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年)》。为了增加粮食储备，国家将不惜代价，加大研发力度。据了解，每增加1斤粮食，国家准备买单的费用将达到5元。对一些主导粮食品种，如小麦、玉米、水稻等，国家对单项谷物科研投入就高达1亿元。

这是自2008年国家投资260亿元启动转基因重大专项解决粮食关键技术以后，又一次大力度的粮食生产科研投资。

然而，国家的大量投入，除了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和有关企业得到很大的好处外，并不能使粮食生产最为关键的要素――农民这一主体受益。影响粮食生产的因素中，除新品种等技术措施贡献外，更重要的是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几千年来，中国首次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避免了农民因饥饿造成的政治循环。但是，粮食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粮食始终是我们这个人口大国最为紧迫的问题。这是因为，新的问题出现了：农民开始不愿意种地。随着城乡差别的持续扩大(从50年前的4倍多，到今天的40多倍)，农民们不情愿地抛弃了养育他们的土地，进城做“三等公民”造成农村出现大量的“空心村”。现在，伺候土地的是老弱病残孕，是“3860”部队(妇女和老人)。长期下去，将动摇我们这个人口最多国家的粮食安全基础。

1982年到1991年10年间，中国粮食产量每年递增8％，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和5％的淡水资源，基本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一是靠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的土地“包产到户”政策，带来了粮食产量的飞跃。这一政策促进了土地与农民的结合，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二是靠科技：良种、肥料、水利等对粮食增产功不可没；三是靠人力：中国农民几乎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我国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方式至今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政策因素最终是把农民种粮积极性调动起来，技术进步对粮食增产尽管有一定的贡献，但具体操作上还要靠亿万农民的辛勤劳动。

遗憾的是，现在的农民不愿意伺候土地了。根本原因是城乡收入差距太大。如果外出打工，一个月的收入相当于种地半年的收入。一方面，工业化进程不断侵蚀农民的种粮用地；另一方面，由于农民进城打工，部分土地没人料理，甚至荒废掉。在中国南方很多地方，农民弃耕现象比较普遍；在产粮大省山东也有类似的现象。

在过去50多年里，我国粮食单产变化其实不是特别大。在山东局部地区，1978年前后的小麦亩产就达到过1000斤，但现在亩产却停留在800斤上下。原因之一是上述提到的农民的积极性问题。由于用地不养地，农药、化肥等对产量产出的贡献影响力已经越来越低，甚至起相反的作用。农民使用的化肥是过剩的，每年有六七成的化肥都白白扔到地里了，不但浪费钱财，还严重污染了环境。但是，目前政府的很多补贴资金都给到了化肥、农药、农膜生产企业以及种子公司头上，这就变相鼓励了农民浪费资源与污染环境。

中国在几年前已经取消了“公粮制”，并全面停止了几千年来的农业税。这样一来农民没有压力，反而成了一盘散沙。如果让农民继续交“公粮”，国家高价来收购这些“公粮”，达到市场价的2～5倍，则将国家补贴直接送给农民。例如，规定每亩地要上交200斤粮食，农民不种地，他就要去买200斤粮食上交，他们肯定舍不得买，不得不自己种地。此外，取消农药、化肥补贴，将这些补贴直接补到种出来的粮食上。由于取消补贴，农用物资肯定会涨价，老百姓用不起就不用了，就会直接用自家的有机肥，有机肥可以养地，进一步提高单产。这是一举多得的事情。其实，只要农民勤勤，艮恳在家种地，养猪养牛，就能够产生有机肥，那么政府就应该给予补贴，从而多方面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国家计划到2020年增产1000亿斤粮食j分散到18亿亩耕地上，每亩不足56斤。如果按照每增加1斤以“公粮”形式3元出售给国家，则农民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必将刺激其种粮积极性。这样的花费比起交给科学家、部分企业家或让相关部门层层截留的效果要好得多。如果国家投资仅让少数人受益，收到的粮食增产效果是不明显的；而以“公粮”形式从农民手里直接高价收购，则能够从根本上破解粮食生产的瓶颈问题。

因此，只有通过政府市场行为，在销售价格上给予补贴，才能实实在在地给农民带来实惠，带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恢复“公粮制”，一方面可以充实储备粮；另一方面直接惠及农民。这才是真正的农业补贴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