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选官制度演变及启示

我国具有深厚的吏治传统。

早在战国时期，国君重用贤能几成风尚，并一度成为强国之要，所谓“人存政兴，人亡政息”，就是反映的这种情况。从选官任官的角度来看，这种重用仁人志士的模式，应该为我国最早的选官制度。

到了秦汉之际，国家的形态日趋完善，选官制度也有了“制度化”的发展，当时形成了被称之为“察举”、“荐举”以及“征辟”等选官方式。察举即考察而后推举，一般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通过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直至朝廷，由上级或朝廷经过一定程序任用官职的制度。荐举的形式有如察举，但也有与察举不同。荐举还包括了他人举荐以及“毛遂自荐”等种种方式。所谓“征辟”，就是征召名望显赫的人士出来做官，皇帝征召称“征”，官府征召称“辟”。征辟是中国汉代擢用人才的一种制度，主要包括皇帝征聘和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施行了一种叫做“九品中正制”或称“九品官人法”的一种选官制度，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政府的一种官员选拔制度。据认为，九品中正制度是为了避免现有管制之弊端而施行的。如过去那种察举等制度，因缺乏客观标准，长久以来为门阀把持，乃至贿选之风极盛。所以到曹魏时，开始定九品中正制以选拔人才。其主要内容是，在各州郡选择“贤有识见”的官员任“中正”，中正必须是二品现任中央官，中正以簿世（谱牒家世）、行状（才干、道德）、乡品（中正鉴定）为标准查访评定州郡人士，将他们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中正给乡品前先列某一层次，即所谓“辈目”，先由小中正（郡）列入记录，再报大中正（州），最后转呈司徒，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在这个过程中，中正制通常还每隔三年清理调整一次，有所上下，言行有修者则升之，如由五升四，道义有亏者则下之，如自五退六。到了隋唐之际，开始施行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封建王朝通过相对规范的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可以注意到，我国古代的选官制度虽然几经变化，但是沿袭着同一的观念和传统，这些观念好传统可以概括为这样三个方面：一是在我国的选官制度中，有一种重视贤能的传统。无论是养士求贤，还是科举制度，主观上都希望选用到最好的能人志士。二是“以官选官”的模式，即选官制度无论怎么变化，都没有超越上官选任下官的基本模式。三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在选官制度中，无论形式发生什么的变化，但都具有人治的基本特征。

而且我们还注意到，这样的观念和传统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所以即使是现代社会，干部选任制度使用了很多现代的方法和技术，但是从基本面来说，依然没有摆脱传统吏治的影响。譬如说，我们还是具有选拔最优秀人才的良好愿望；我们无论通过多少复杂的程序，但上官选任下官的模式没有变化，如此等等。

现在的问题是，在现代政治条件下，传统吏治的一些观念越来越受到科学和逻辑的挑战：譬如说，重视贤能固然是选官制度的一个良好出发点，但是，由于人的复杂性以及评价人的局限性，我们在实践中往往很难对人作出科学的判断和选择。就是说，就一个特定的岗位来说，我们无论如何无法从科学的意义上来判定选择张三就比选择李四要好，特别是不能保证这种选择的持续的正确性。这就无法避免这样的情况，即在选择的问题上花了很大的成本，但是其结果却并不尽人意，所谓选人用人上的“后悔”问题也就在所难免。再譬如，以官选官的模式也越来越与现代的民主政治以及管理原理发生冲突。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部分的官员需要通过选举等法定程序产生。而根据组织的管理原理，不同的领导岗位需要通过不同的程序产生，如此等等。

（摘自《组织人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