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兵学思想理论研究

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命光禄大夫刘向负责校勘政府藏书，刘向为每一种图书编撰一篇叙录，并将其汇辑成《别录》，其子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上又编成《七略》，成为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全书分为七大类: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班固在编撰《汉书•艺文志》时，承袭《七略》，将兵家书和诸子书分在“兵书略”和“诸子略”中，把兵家置于诸子之外，这种做法对后世影响巨大，以至于后人在研究诸子百家时，将兵家摒弃在研究视野之外。人们把儒、墨、道、法等思想流派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把儒家视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其实，形成于先秦时期的兵家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属诸子百家，从《汉书•艺文志》著录各个部类书籍之后的类序可以看出，古代人是把兵书和诸子同类看待的，只是后人的理解有误罢了，可惜的是，现在的学术界对兵家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先秦兵家思想的起源、流派和地位等三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先秦兵家起源

关于兵家的起源，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1］1762－1763认为诸子“出自王官”，如同儒家出于司徒，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出于稗官。同样，班固把兵家的起源说成是源于司马这一古代官职，但这是不确切的。“司马”是春秋战国时期掌管军政和军赋的官员，作为思想流派的兵家，不可能出自某某官职，而应该源于社会实践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应该是先有兵事、后有兵学，最后才形成兵家。

古代学者特别是后汉的班固和明代的叶子奇，都认为兵法起源于黄帝，班固还据前代文献资料，在《汉书•艺文志》里著录《黄帝兵法》16篇、《神农兵法》1篇。《吕氏春秋•荡兵》也说:“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即有了人类就有了战争，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依据摩尔根《古代社会》、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著作，战争并非和人类与生俱来，而是在原始社会中晚期，原始氏族或部落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资源才开始的。到了阶级社会以后，随着剩余产品的增多，战争便日益频繁起来。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黄帝时代，已经发生了阪泉之战、涿鹿之战及共工与颛顼争雄等规模较大的战争。大致说来，西周以前，虽有兵事但无兵学。尽管随着作战经验的不断积累，思维能力的逐步提高，人们对大规模的战争的认识，也由直观感性向理性概括的层面升华，如黄帝大战炎帝时，已开始有意识地修德振兵，周灭商之战，“太公之谋计居多”，［2］谋略在军事斗争中的作用开始显现，然而当时的战争充斥了血腥杀戮和神巫气氛，基本谈不上什么军事谋略思想。西周以前，由于书段的简陋，难以出现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

西周时期出现了兵学著作，统称之为“司马兵法”，亦即司马之官治军用兵法典法令的总称。武王伐纣、周公东征、昭王南伐、穆王西巡、宣王中兴、幽王失国等一系列战争现实，为军事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在金文和《尚书》《周易》《诗经》《逸周书》《周礼》等典籍中，都对军事问题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和总结，《左传》和《孙子兵法》等书中提到的《军志》《军政》《令典》等春秋中期以前的军事典籍，也相继出现，这些书籍专门记载和论述军事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原则，它们统冠之“古司马兵法”的名字。这时的军事思想受到西周礼乐文明的限制，具有“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1］1762的特点。如《周礼•夏官•大司马》主张战争的宗旨是征讨不义，只有当敌方犯有“凭弱犯寡”“贼贤害民”“放弑其君”等9种严重罪过时，才可以兴师征讨，军事行动原则是“不加丧，不因凶”、“成列而鼓”、“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由于“古司马兵法”的礼乐内容，班固撰《汉书•艺文志》时，就考虑到它的“军礼”“军法”属性，改为列入“六艺略”之“礼”部，称“军礼司马法”，其篇数是“百五十五篇”，其中包含丰富的军事理论原则、阵法战法要领、训练编制纲目，“余读《司马法》，闳廓深远，虽三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亦少褒矣”。［3］“司马兵法”的出现标志着兵学的诞生。《唐李问对》“卷上”指出:“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西周时期的兵书特点就是藏之官府，以“军令”的形式，在文化上没有独立的地位。尽管其内容已属于军事学研究的范畴，但还不足以形成学派，与春秋末期的兵家文化不可同日而语。

历史发展到春秋时期，“礼坏乐崩”，人们的军事行为不再受迂腐军礼的制约，“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1］1762《韩非子•难一》曰:“繁礼之人，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左传•禧公二十二年》也说:“获而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在军事实践中，奇袭、设伏、截击等战法迭出。与此同时，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学兴起，学术下移成为趋势，作为诸子百家之一的兵家便应运而生。其标志是春秋末期《孙子兵法》的出现。

中国古代治兵思想从萌芽、零散，发展形成基本理论体系的关键人物是孙武。仔细考辨先秦兵家思想流派的发展变化，应该说治兵之学是从孙武开始，经吴子、尉缭子等的发展，才大体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兵家思想体系，而这个体系的奠基之作是《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从原则、制度、思维模式、精神实质、行为规范以及世界观意义上设计了一套理论模式。书中明确提出“兵以利动”，“兵者，国之大事”，“夫钝兵挫锐，屈力弹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提倡“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因粮于敌”、“掠于饶野”。可见，《孙子兵法》和《司马法》有着性质上的区别，南宋人郑友贤在其《孙子十家注遗说并序》中说:“《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不仅浓缩了前此所有的有关战略技巧的精华，而且更是一种充满了哲理思辩的人文策略，突出了以智计为先的操作主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治兵之学的主要奠基者是孙武。他从当时军事实践的特点出发，总结了中国战争指挥实际情况的经验，加以凝炼和升华，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兵家思想体系，成为这一时期治兵之学的旷世经典。由此看来，《孙子兵法》创立了全新的兵学体系，标志着兵家的产生。

二、先秦兵家流派

先秦兵家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历史上明确谈到这个问题的是《吕氏春秋•不二篇》，该篇这样论述诸子之学的不同特点:“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其中的孙膑、王廖和兒良三人属于兵家，各自的特点为:孙膑强调的“势”，即战争态势，是敌我双方军事实力(包括兵力、武器装备、军事物资等)的布局;王廖重视的“先”，即指“先发制人”之意;兒良注重的“后”，即指“后发制人”之意。可见，孙膑、王廖和兒良代表着三个不同的兵家流派。

先秦兵家流派传统上划分为四大流派。《汉书•艺文志》曰:“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1］1762班固是说西汉武帝时期，杨仆收集散失的兵家著作，汇成目录，但不完备，至西汉成帝时，命任宏整理兵书，“论次兵书为四种”，任宏把兵书按四个种类著录编次，大体上把兵家分成兵权谋、兵阴阳、兵形势和兵技巧四大流派。班固在撰写《汉书•艺文志》时沿袭了这一做法，不仅在《兵书略》中将兵家流派定为兵权谋、兵阴阳、兵形势和兵技巧四个流派，而且对每个流派的特点进行了概括。这种兵家流派的划分为后世所认可。在《唐李问对》中，兵法大家李靖认为“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然大体不出三门四种而已。”所谓“三门”按李靖的解释指的是《太公》的谋、言、兵三部分。而四种则为“汉任宏所论是也。凡兵家者流，权谋为一种，形势为一种，及阴阳、技巧二种，凡四种也”。［4］正是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兵家的本质核心是尚谋，是讲究战胜攻取之道的学术思想体系，内部流派衍生为四种。

对于先秦兵家的流派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根据先秦兵书内容与其他诸子百家思想联系的多寡，把兵家流派划分为儒兵家、道兵家、法兵家、墨兵家、杂兵家、纵横兵家等。［5］任何一个学派，只要它能够流传下来，就必然是个开放的学派。在坚持自己独特的思想内容的同时，吸收其他学派中的有益成分，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兵家亦是如此。不能由于兵家思想中有道家思想就把它说成是道兵家，也不能由于有儒家思想就把它说成是儒兵家。这种划分容易造成思想史研究的混乱。因为，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来推理，道家、儒家和墨家等诸子百家中也有兵家言论，那么，它们岂不就成了兵道家、兵儒家、兵墨家了吗?还有的学者以地域文化渊源及兵家思想文化传承角度分析，将先秦兵家流派分为齐、魏两大系统下的五大流派等［6］，应该指出的是:兵家流派与先秦其他诸子有别的是学术门户之见不显或学术渊源传承考据尚待充实。不仅兵家流派师承需要进一步厘清和更多的资料佐证，更重要的是在师承不清的前提下，古人根据所流传下来的兵书内容来概括分析不同的兵家流派，在目前不失为可以采纳的说法，尤其是众多兵书已经散佚不可见的今天。

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和兵技巧四个流派，既有个性，又相互兼容，同一个流派内，既有兵权谋著作，也包括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的著作。例如，在兵权谋类书中，就有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的成份，正如班固所说“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17］1723。清末学者、咸阳人刘光贲在《二十五史补编•前汉书艺文志注》中说:“阴阳、技巧皆以辅权谋、用形势，阴阳尤遁于虚，流于幻，不如技巧之真确可据。序之于先者，本孟子天时不如地利语也。阴阳即天时，地利即形势，人和则兼权谋、技巧也”，“兵分四家，以权谋为体，形势、阴阳、技巧皆其用。权谋兼治国在内，孟子所谓人和，荀子所谓附民也。形势有地利，故曰兼;阴阳即天时，故曰包;技巧则用兵之本事也，故曰用”。即阴阳和技巧都是辅助权谋，为形势所用的。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时、地利即阴阳、形势，人和则包括权谋与技巧的成份。在这四个兵家流派中，权谋为“体”，形势、阴阳和技巧皆为“用”，因为权谋包含治国的思想，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人和”，荀子所说的“附民”。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先秦兵家最为主要的特征是“权谋”，或者说是以智用兵。其他流派是在这个前提和基础上各有不同风格侧重而已。正如明代茅元仪在《孙子兵诀评》中所说的“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释可也。”虽有扩大《孙子》之嫌，但先秦兵家诸流派虽有侧重形成不同风格，但讲究权谋用兵是这个学派的根本所在。从一定意义上说，兵家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派，成为诸子之一，关键就在于它是以权谋为核心，在讲究用兵操作技术层面形成一定的方法论的流派。

在强调先秦兵家以“权谋”为本的同时，我们也要充分重视到兵家的不同流派还是有着各自的风格和特征的。概括而言之，权谋讲的计谋，或者说战略性的、综合性的战争艺术;形势是临兵布阵的具体运用，是战术的结晶;而兵阴阳家则是“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1］1760，是以杀伐为阴，德化为阳，根据自然界的时序星辰变化，借助鬼神的力量，部署军事行动，是“数术之学和阴阳五行说在军事上的运用”的流派。“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1］1762，实际上就是要作好军事训练和器械操演工作，是和人有关，和武器的使用和军事训练有关的兵家流派［7］。

具体以兵形势为例来分析: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兵形势家”定义为“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1］1759。虽然班固在《汉书》中所列兵形势家的11部著作多数都亡佚了，但存留至今的还有《尉缭子》。参证分析《尉缭子》中的具体内容，可以探讨出班固的所谓“兵形势家”的具体涵义。著名学者吴如嵩从《尉缭子》的内容分析出发，认为“形”表现为、武器装备、战前准备等有形的东西。“势”是指“形”所蕴涵和爆发出来的力量，所以说“雷动风举，后发先至”，而作战特点就是“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并明确指出先秦“兵形势家”的特色有三个方面:即未战之前的对敌优势，强调拥有军事实力，建立战前对敌优势;将战之时的作战布势，强调精心运筹决胜，造成最佳战场布势;既战之后的凌敌威势，强调临阵审时度势，充分发挥击敌威势［5］。从对兵形势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先秦兵家虽然互有包容，但各流派在具备一定共性的基础上，具有系统完整性、思辩深密性、操作灵活性等特征。

三、对先秦兵家的重新认识与整体定位

《左传•成公十二年》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精确地点化出政治礼法与军事战争的鼎足之势。《汉书•艺文志》曰:“《洪范》八政，八曰师。孔子曰为国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1］1762。战争对于国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而研究战争的兵家，其地位之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根据《兵书略》的统计，先秦兵家四个流派合计53家，789篇，数目可谓相当可观。但存留至今的情况则不尽如人意。仅以兵形势这一派而言，班固在《汉书》中共列有11部著作，存留至今的只有《尉缭子》1部，其余都已经亡佚了。在现今保存下来的先秦兵书中，最为基本的，或者称得上代表性的著作不过数家而已，基本上以《武经七书》①中的《孙子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为主，再加上《孙膑兵法》②，从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先秦兵家并非穷兵黩武的推销者，而是战争的制止者、反对者，他们提倡以战止战，“重战”与“慎战”。从兵家的起源、西周时期的“司马法”看，兵家反对穷兵黩武。所谓正邦国的“九伐之法”便是这一观念的具体注脚。今本《司马法•仁本》曰:冯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九伐之法”的内容体现了“仁”的观念。《管子》说:“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时而胜，不义而得，未为福也。”反对“不时而胜，不义而得”，基本上同孟子所说的“春秋无义战”的论点相一致。《管子》战争观上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初步认识到战争有“义”和“不义”两大类。《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同时指出:“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温而致战”，主张慎重对待战争。同时，并不回避战争，对战争的基本原则是:“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即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不打，没有必胜的把握不打，不到危亡关头不打。

兵家深受儒家“义战”理论的影响，对于春秋战国以前的战争以极其浓厚的理想色彩加以描述，把战争区分为“义战”与“不义之战”两大类。所谓“义战”，按儒家的理解，就是拯民于水火之中，吊民伐罪，为实施仁政开辟道路，并将其视为军事斗争的理想境界。所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故能诛暴静乱，以济百姓”，并进而指出，“义战”顺乎天道而应乎民心，因此必定是所向披靡，无敌于天下，甚至根本无需通过真正的战斗。并据此逻辑推理得出结论，从事“义战”，就是用兵上的最理想境界，是任何战争指导者都应该执著追求的战争宗旨。这种按自己的主观愿望，对战争的性质和宗旨加以理想化的虚拟，把原本是残酷、可怖的战争改造成为合乎自己政治理想的事物，显然是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战争目的论和战争方法论。

作为兵家经典的《孙子兵法》对后世的兵书影响巨大，对中国的军事学发展影响非常深远。现在，它被翻译成英、俄、德、日等二十余种语言文字，有数千种《孙子兵法》的刊印本在全世界流行，不少国家的军校还把它列为教材，奠定了兵家思想的世界地位。

四、结论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兵家不是好战主义者，而是提倡仁爱的。兵家与儒家都是人文主义者，只是实现目的的途径不同。儒家从正面表达其人文关怀;兵家主张以战止战，以杀去杀，从另外一个方面表达其人文主张。先秦兵家对敌用诈，对百姓和士卒则用仁，扬善弃恶。要求将帅具备“智、信、仁、勇、严”五个方面的修养。先秦兵家还强调不杀无辜、善待降卒，区别对待有罪者与无罪者，以德安人，以义感人，以仁服人，使军队具有仁义之师、威武之师的风范，充分体现了古代人文主义精神［8］。先秦兵家处于奠基创业的阶段，而且也的确是构建了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基本框架及理论体系，并加以具体运用与发展，成为整个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源头。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先秦兵家思想的包容性、哲理性和深邃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缩影，这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先秦兵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历史地位与重要作用不容忽视。作为在春秋时期兴起的专门讲究战胜攻取之道的兵家学派，其实质还在于以智为先。纵观历史发展的长河，农业经济时代的战争，以冷兵器的运用为主，强调的还是作战双方的体能和技巧，心智巧妙的“计”虽运用不多，但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时期的智计还不能完全归结为知识的积累，但已经反映出了知识的威力。从某种程度而言，随着历史跨入21世纪，中国古代的兵家，尤其是作为中国古代兵学思想源头、中国古代文化缩影的先秦兵家思想的魅力不仅没有丧失，相反，正逐渐引起世人更大的关注。这就是我们研究先秦兵家的意义之所在，也是其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运用发展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