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兵家的战争经济思想

摘 要: 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强大的国力和后勤保障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在当时战争频繁和社会生产力相对低下的条件下,为保持强大的军力以保证战争的胜利,又不超过国家经济的承受能力,先秦兵家对战争与国家经济的关系给予了很高的关注。他们针对“日费千金”的战争消耗,提出了“因粮于敌”的后勤策略和“耕战合一”的强国战略。

关键词: 先秦兵家 战争 经济

先秦兵家对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认为战争的发动和进行都离不开强大的经济基础,如果脱离经济基础盲目发动战争,必将导致国破家亡。因此,国家在战争方面要注重本土后勤补给与“因粮于敌”的结合,解决军队后勤问题。同时,施行“耕战合一”政策富国强军,是从根本上增强国家实力。

一、“日费千金”的战争消耗

战争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军队的日常消耗、战斗损耗、武器装备需求和伤亡抚恤使得战争对国家经济的依赖性增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各国经济力量的比拼,国力强才有可能有充足的实力供养一支强大的军队和进行战争。

1.战争的发动对后勤的要求很高

兵家纷纷认识到后勤保障对于战争的胜利意义重大。孙子在其《军争》篇中论及:“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就说明他已经注意到军事后勤的重要性。孙膑也有类似的论述,他说:“城小而固者,有委也。”①“积弗如,勿与持久。”②《司马法》指出:“马、牛、车、兵、佚、饱,力也。”③把后勤保障作为战胜敌人的实力的重要部分。《六韬》的作者认为粮食供给充足是能支持长久战争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有“深沟高垒,粮多者,所以持久也”④的论述。《尉缭子》认为:“委积不多,则士不行。”把后勤工作的好坏作为是否用兵的前提。后世黄石公继承了孙武的思想,也注意到战争对后勤的依赖性,指出,如果粮食后勤不足,不仅不能支撑远征,反而会导致国贫民弱,结果只会失败。他说:“夫运粮千里,无一年之食,二千里,无二年之食,三千里,无三年之食,是谓国虚;国虚,则民贫,民贫则上下不亲,敌攻其外,民盗其内,是谓必溃。”

2.战争对综合国力要求较高

战争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综合国力的比拼,包括战车、粮草、甲胄、外交等各方面都离不开强大的国力的支撑。孙子对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作了比较深刻的阐述,“在《作战》篇中提出了中国古代军事学轮廓框架的后勤理论,表明了孙子把后勤放到战略位置上予以高度重视的远见卓识”。有学者甚至认为:“战国兵家诸子在军事后勤保障问题上的认识,正是沿着孙子所开辟的理论思路前进的。”[2](P107)孙武不仅认识到后勤的重要性,而且深刻阐释了战争对于经济、后勤的巨大依赖性。《孙子兵法》云:一旦打仗,就要“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⑥这只是战争发动所需要的物质条件,要将战争进行下去就还要有更充足的后勤补给。如果战争持久进行,攻城掠地受到敌人的顽强抵抗,就会导致军队战斗力耗尽、国家经济困难,这对于国家来说是致命的威胁。孙子还很详细地说明了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失弓、矛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正如孙子所说:“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孙子认为作战要讲求速胜,用大军出征就要做到“兵贵胜,不贵久”,并提出“速战速决”的标准和要求,即“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可以说孙子对于战争对国家经济影响的认识很深刻,揭示了其中隐含的密切联系,指出了如果不顾国家经济状况而一味投入战争,这将是国家和社稷的不幸。即使投入战争也要做到“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尉缭认为,即使战争结束、占领敌国也要做到“无丧其利,无夺其时,宽其政,夷其业,救其弊”⑦,使“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⑧,让百姓安居乐业,从而从根本上保证农业经济的运行。

3.战争对经济具有很强的依赖性

尉缭针对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有自己的思考,他点明了军事对经济的依赖性:没有管理经济的人才,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是不可能取得战争胜利的。他在《武议》中写道:“万乘农战,千乘救守,百乘事养。农战不外索权,救守不外索助,事养不外索资。”⑨国家的强盛与衰弱与经济力量的大小成正比,万乘之国要实行农战结合,以掌握战争经济的主动权;千乘之国要做到靠自身力量生存发展;而那些只有百乘的国家只需要做到自给自足就够了。尉缭还特别提出了发展集市贸易对于国家经济的重要性:“夫出不足战,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给战守也。万乘无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把发展集市贸易作为税收的重要渠道,以供给战争的巨大需求。同时,尉缭认为:“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要对市场进行有效的管理,否则就会出现市场混乱、供给缺乏的情况,即使统率天下的军队也是不能顺利进行作战的。可以说尉缭对于战争与经济关系的认识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农业经济,而是将商业也提上发展国家实力的议程,显示出深远眼光。《六韬・文韬・六守第六》亦将农、工、商列为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指出它们关系到国家的富强安稳,认为这“三宝”是国君应该亲自处理的大事,“三宝完,则国安”:“农一其乡,则Y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足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

二、”因粮于敌“的后勤策略

先秦时期的战争多以争霸和兼并为主,具有很强的进攻性质,对后勤保障的要求很高。因此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军队出征除随军补给外,普遍采用因粮于敌、以战养战的策略。

孙武对战争对经济的依赖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于既避免运输过程中的巨大损耗,又不影响后勤供应的后勤方式进行了探索。通过总结长期的战争实践经验,他提出了“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的军需供应观,认为出国作战就要做到因粮于敌,用缴获的敌方后勤物资补给己方之缺⑩,并认为这是十分必要的手段,因为“千里馈粮,则费二十钟、石,而得一钟、石到军所。若越险阻,则犹不啻,故秦征匈奴,率三十钟而致一石”。[3](P36)李筌对孙武的这一思想评价道:“具我戎器,因敌之食,虽出师千里。无匮乏也。”[4](P33)可见这一军需观受到古代兵家的一致认同。杜佑对此解释到:“兵甲战具,取用国中,粮食因敌也。取资用于我国,因粮食与敌家也。”[5](P33)张预则对其原因进行了阐释:“器用取于国者,以物轻而易致也;粮食因于敌者,以粟重而难运也。夫千里馈粮,则士有饥色,故因粮则食可足也。”[6](P34)“取用于国,因粮于敌”中的“用”指的是以武器装备为主的军用品。总的意思是指武器装备取之国内,粮草则取之于敌。具体方法则有“掠乡分众,廓地分利”、“重地则掠”等。孙武这一思想被后世兵家所借鉴和推崇。宋朝沈括就认为:“凡师行,因粮于敌,最为急务。”{11}《百战奇法・饥战》也认为在兴兵讨伐敌国时要以“因粮于敌”为保障胜利的重要措施,“凡兴兵征讨,深入敌地,刍粮乏阙,必须分兵抄掠。据其仓廪,夺其蓄积,以继军饷,则胜”。

孙武的这一军需供应观,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同时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由于远征战争在当时封建统一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而远征战争所遇到的难题就是后勤供应问题,因此可以说,谁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有所作为,谁就在统一过程中掌握了主动权。“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对于解决当时远征军的后勤供应问题来说,的确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另一方面,它将军队的后勤供应寄托在对敌国的掠夺上,不仅是一种转嫁剥削的做法,而且那种毫无选择性的掠夺对客观条件的依赖程度很大,不能有效保证自己军队的粮食供应{12}。

三、“耕战合一”的强国战略

经济力量是战争的物质基础,先秦兵家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基础上,结合农业社会的现实情况,提出了“耕战合一”的政策,将平时农耕与战争准备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

1.经济的特性决定了战争的本源是经济。

物质力量决定军力,进而影响战争的结果。孙子从物质力量这个根源上阐明了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要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做支持。他用五个步骤来估计胜利的可能性,即度、量、数、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升数,数生称,称生胜。”{13}国土的大小产生衡量国家物产和人口的“量”,由于国家和人口多少的不同,产生能动员和供应军队的“数”,由于物力和人力的不同就产生双方军事力量对比的“称”,由于力量对比的不同从而构成了各方胜败的物质基础。《尉缭子》也有相似的论述,指明了城邑、人口、粮食三者之间的关系:“量土地肥硗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以人称粟。”{14}意思是衡量土地肥瘠来建立城邑,城邑的兴建要和土地面积的大小相适应,城邑的大小要和人口的多少相适应,人口的多少要和粮食的供应相适应。立国建军做到这三个“相适应”,才能做到“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司马法》中也有“顺天,阜财,怿众,利地,右兵,是谓五虑”{15}的论述,将经济力量的大小作为治国必须考虑的因素。孙膑认为在仁政德教、发放粮食收拢人心、无为而治等强兵手段中,富国是强兵的最紧要的手段{16}。管子则从反面对经济对战争的影响作了详细论述,深刻揭示了经济与战争、与国家安危之间的关系。他说:“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利,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17}因此,只有富国,才能强兵,强兵的国家才可以在先秦乱世中生存发展,统一诸侯。

2.正是认识到富国与强兵的这种关系,人们不断探索富国强兵之道。

《六韬》中把农业经济的发展作为富国强兵的根本方法:“善为国者,取于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辟其田野,安其处所,丈夫治国有亩数,夫人织有尺度,是富国强兵之道也。”{18}尉缭则认为要恢复古时的耕织制度,发展耕织是从物质方面治理国家的根本,不误农时,不竭民财,才能天下富有。他说:“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故充腹有粒,盖形有缕,夫在芸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夫无雕文刻镂之事,女无绣饰纂组之作。”主张男子从事耕种,女子从事纺织,人们都专事耕织而不受其他事务的影响,国家就有储备了。此外,尉缭用金木披锦绣、牛马吃粮食等不合常理的事情来说明要建立合理的制度来保证耕织的正常进行。他说:“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绣饰;马牛之性食草饮水,而给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设之制也。春夏夫出于南亩,秋冬女练于布帛,则民不困。今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古者土无肥瘠,人无勤惰,古人何得,今人何失耶?耕者不终亩,织者日断机,而奈何饥寒。”{19}要做到种田的人能经常耕作,织布的人能经常纺织,才能避免民众缺衣少穿。在农业社会,发展耕织可以说是富国强兵的根本之举。

3.先秦兵家也主张实行寓兵于农,将耕织和作战准备相结合。

尉缭说:“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生于无,故开之,大不窕,小不恢。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治。富治者,车不发轫,甲不出,而威治天下。”{20}国以农为本,兵以农为本,发展农业生产,就可以做到国富兵强。实现了寓兵于农,就可以达到无形的境界,平时深藏不露,但却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作战时就可以应对任何规模的战争,而不必在意兵力的多寡。《六韬》将作战的准备完全寓于农事之中,运用生产工具为战斗工具,生产技术为战斗技术,生产组织为战斗组织,生产工程为战斗工程,从而做到兵农合一,农耕与战备两不误。具体方法是:

战攻守御之具尽在于人事,耒耜者,其行马蒺藜也;马、牛、车、舆者,其营垒、蔽橹也;锄i之具,其矛戟也;蓑薜簦笠者,其甲胄干J也;锸斧锯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马所以转输,粮用也;鸡犬,其伺候也;夫人织,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钹草棘,其战车骑也;夏耨田畴,其战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粮食储备也;冬实仓廪,其坚守也;田里相伍,其约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长,其将帅也;里有周垣,不得相过,其队分也;输粟收刍,其廪库也;春秋治城郭,修沟渠,其堑垒也。故用兵之具,尽在于人事也。善为国者,取于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辟其田野,究其处所。丈夫治田有亩数,妇人织有尺度,是富国强兵之道也。{11}

由此见之,在古代农业社会里兵农合一是一条重要的治国方略,将农耕与战备结合起来一方面可以保证农业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国家税收的充足以支持战争消耗,另一方面也可减少平时备战消耗。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国富不等于兵强,农业经济发达不代表军队就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农耕与战争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战争对武器装备、组织制度、后勤军需等都有很高的要求,平时的农耕只能提供最基本的需求,而当战争真正爆发时,决定胜负的还是战备工作是否做到位。

注 释:

①孙膑兵法・见威王.

②孙膑兵法・五度九夺.

③司马法・定爵.

④六韬・龙韬・奇兵第二十七.

⑤黄石公三略・中略.

⑥孙子・作战.

⑧尉缭子・将理第九.

⑨尉缭子・武议第八.

⑩孙子兵法・九地.

{11}梦溪笔谈・官政一.

{12}潘明德在其《孙武军事经济思想评析》中认为只有在孙武自己所说的“掠于饶野”的情况下,才能做到“三军足食”,如果碰到穷乡僻壤,军队的粮食供应就成问题了。因此,军队的粮食供应也应该主要靠自己国家解决.

{13}孙子・军形.

{14}尉缭子・兵谈第二.

{15}司马法・定爵第三.

{15}孙膑兵法・强兵.

{16}管子・七法.

{17}六韬・龙韬・农器第三十.

{18}尉缭子・治本第十一.

{19}尉缭子・兵谈第二.

{20}六韬・卷三龙韬・农器第三十.

参考文献:

[1]施芝华.孙子现代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6.

[2]吴如嵩等.中国军事通史・第三卷・战国军事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10.

[3][4][5][6]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北京:中华书局,19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