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兵家的仁义思想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1)06-0030-02

摘要:先秦兵家从当时军事斗争的实践出发，创立出一系列的军事思想，其中包括“以战止战”的理想战争观；“赏罚分明，重视道德”的治军观；“安国保民，重视人道”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突出地反映了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仁义思想对军事思想与斗争的影响。

关键词:兵家；仁义；战争观；治军观；人道主义

先秦兵家是诸子百家之一家，它与儒、道、墨、法、名、阴阳、纵横诸家一道参与了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对其他各家的思想既有吸收，也有影响，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独具特色的一枝奇葩。先秦兵家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六韬》、《尉缭子》、《司马法》六书中，其思想中蕴含了丰富的仁义思想，表现出强烈的民本情怀。

1以战止战的理想战争观

中国古代兵家的谋略思想是将“和”这一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作为自身的追求，而不是把侵略与攻击别人作为自己的目标，这种倾向对兵学谋略思想的发展影响至深。“是故百战百胜, 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1］，即不经过交战就使对方屈服才是最高明的。因为战争的破坏力巨大,对人力和财物的损害都十分严重，动辄死伤数万人，“白骨露于野, 千里无鸡鸣”［2］的场景史不绝书。战争的巨大破坏性对追求和平的人是一种巨大的警醒，因此“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便成为战争中一种理想境界，并进一步把“不战”发展为兵家谋略思想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 在古代兵书《尉缭子》一书中，尉缭子提出“诛暴乱、禁不义”的义战论,对穷兵黩武的不义之战深恶痛绝。“凡兵, 不攻无过之城, 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 利人之货财, 臣妾人之子女, 此皆盗也。故兵者, 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 农不离其田业, 贾不离其肆宅, 士大夫不离其官府，由其武议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 而天下亲言。兵者, 凶器也。争者, 逆德也。事必有本, 故王者伐暴乱, 本仁义焉。战国则以立威、抗敌、相图,而不能废兵也” ［3］。因此，尉缭主张以“义战”反对那些肆意掠夺财物、杀戮无辜、侵犯他国的暴行，倡导“本仁义”而用兵。当非用战争不可时，仍要采取某些补救方法，如能因此而免于出兵动武方为上策。

2 赏罚分明，重视道德的治军观

《司马法》中关于治军的思想核心可以用“礼、仁、信、义、勇、智”六德概括，即“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继绥不过三舍 ，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而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终知始，是以明其智也。［4］”。正是由于《司马法》也反映了这种“不鼓不成列”的仁义思想，所以有人把《司马法》说成是西周“仁义之师”的兵法 。又“布令于军曰：入罪人之地，无暴神只，无行田猎，无毁土功 ，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强壮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5］”这种布令，不但约束自己部队，敌人也必然受此仁政而感动，大大减低敌对的抗拒行为，此对战争可以说具有相当的助力。 《尉缭子》的战术战略思想以“道胜”为本。认为战争的发起要光明正大，同时要策必胜之谋，乃所谓“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对求胜之基本观念是“兵胜于朝廷”、“不暴甲而胜”，若是非出兵不足以制服敌人，则可从三方面使敌人不战而屈服，即“高之以廊朝之论，重之以受命之论，锐之以逾垠之论，则敌国可不战而服”。［6］“道胜”是用兵作战的最高境界，“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为实现“道胜”，还必须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因此强调“凡兵不攻无过城，不杀无罪之人”、“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由其武议，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7］ 《尉缭子》的治军思想以明赏严责为本。《尉缭子》认为法制是治国治军的根本，主张健全法制，以法制军“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8］。号令明确，法制健全，就能使士卒统一行动，勇往直前“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9］。 《尉缭子》同时主张执法要与教化结合起来，强调教化在治军的作用。“国必有礼亲爱之义，而后民以饥易饱；国必有考慈廉耻之俗，而后民以死易生。故古者率民，必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托其身焉”；［10］主张治军要文武兼施，赏罚并重。“夫不爱说其心者，不我用也；不严畏其心者，不我举也。爱在下顺，威在上立；爱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将者，爱与威而死已”。［11］《尉缭子》强调赏罚要公正严明，“有功必赏，犯令必死”。认为赏罚要起到积极作用，必须要“刑上究，赏下流”。“赏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岁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赏下流，此将之武也”［12］。如此方能发扬全军将士的激情，英勇奋战。

三、安国保民，重视人道的人道主义精神

先秦兵家表现出较强的儒家色彩，其著作都吸收了儒家的“仁义”思想。比如《司马法》贯穿了儒家的仁义思想，主要反映了西周时期的战争理论和特点，表现出浓厚的人本主义倾向。在治兵方面，《司马法》指出了七种治理手段：“凡治乱之道：一日仁，二日信，三日直，四日一，五日义，六日变，七日专。”其中“仁”、“信”、“义”都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儒家的仁义思想也是《孙子兵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司马法》与《孙子兵法》对儒家仁义思想的接受却不同，《司马法》接受儒家的形体，而《孙子兵法》却化用儒家得精神。所以，《孙子兵法》具有非常明显的儒家特色，因为它不是儒家概念的简单移植，而是儒家精神的化用，儒家精神在《孙子兵法》里表现得更为抽象。

《吴子》认为将帅必须具备“威、德、仁、勇”四种品质。《六韬》强调将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忠”五种材质，《孙子兵法》强调将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五种品德…… 兵家把儒家之“仁”作为为将的基本品质之一。只有仁者之将，才能对士卒要有仁爱之心，与士卒同甘苦；只有仁者之将，在作战当中才不会滥杀无辜，因此而得到民众的拥护，成为“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13］。同时兵家还认为“兵非多益，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14］，其意是指兵力不必众多，但不能轻易冒进，只要能够并力、料敌、获得部队的尽心竭力拥护就够了。如何才能“取人”呢，孙子采取“令之以文”的基本理念，即用仁义道德来凝聚力量，维系军心。如果不知敌情，损兵折将，耗费大量军资，就不能称为仁义之将，不能保国安民,“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15］。《吴子》主张“教百姓而亲万民”，“禁暴救乱”，实行“义战”。注重“文德”之治，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认为治理国家和军队必须具备道、义、礼、仁四德“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16］”。《六韬》强调君主要爱民亲民，以“仁义”治天下，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只有有道之君才能得天下、居天下。《尉缭子》认为战争是“诛暴乱，禁不义”以谋求和平的一种暴力手段。军队“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属于强盗行为。

先秦兵家对儒家思想有诸多的吸收和借鉴，其战略思想、谋略思想融合为一，对儒家的“仁义”思想多有摄取和借用，但已不是纯粹的儒家，属于“兵家之儒”。与儒家不同的是，兵家多吸收“仁义”之精神，儒家多阐明“仁义”之功用。兵家的“仁义”却有敌我之别、阶级之分。如对违反军令军法者不能一味讲仁义，而要以军法处置；对敌人不能讲仁义，而要讲“诡道”。儒家的“仁义”是指为人应该具有的共同的品性来理解的，没有阶级之分、贵贱之别的。人与人之间要讲仁义，统治阶级对人民要施行仁义，“仁义”是所有人共同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因此，兵家得“仁义”更侧重于一种用兵之术，儒家德“仁义”更侧重于作为一种普遍政治准则与规范，但无疑儒家的仁义思想对兵家的谋略思想影响至深，即使发生战争，也要以人为本。

参考文献

［1］ ［13］［14］［15］孙武.孙子兵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 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3］ 黄朴民.黄朴民解读吴子?司马法［M］.湖南:岳麓书社，2011.

［4］ ［5］ ［6］［7］［8］［9］［10］［11］［12］［16］徐勇注译.尉缭子•吴子［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