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民族意识

【摘要】城市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民族意识问题值得关注，它对城市化背景下的民族关系和民族交往具有重要影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民族意识发生的外部环境随之改变，导致其在表现形式上出现分化与断裂的现象，在此基础上民族意识开始在若干方面呈现出异化的趋势。

【关键词】城市化；少数民族；民族意识；异化；分化

Abstract：Intheprocessofurbanization，nationalconsciousnessofminoritynationalitiesisworthpayingcloseattention，whichmakesacrucialimpactonnationalrelationsandnationalcontacts.Withthedevelopmentofurbanization，theexternalenvironmentchanged，whichleadstothetrendofdifferentiationandalienationofnationalconsciousness.

Keywords：urbanization，minoritynationalities，nationalconsciousness，alienation，differentiation

一、少数民族的城市化与民族意识研究的城市化视角

城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集中表现，城市化是社会变迁与发展的直接动力和必然途径[1]。少数民族的城市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族地区的城市化，二是民族人口的城市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民族地区和民族人口卷入城市化进程之中。城市化过程本身就是城市多民族化、文化多元化的过程。由于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同，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城市各民族群众经济交往活动日益增多，产生摩擦和矛盾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多，城市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必然是需要长期重视并着力解决的问题[2]。在这种形势下，以城市化的视角来探讨民族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工作、宗教工作、民族关系、族际交往、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变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都成为研究焦点。

民族意识是综合反映和认识民族生存、交往和发展及其特点的一种社会意识[3]。在城市化的新形势之下探讨民族意识问题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首先，城市化是我国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它将多民族人口的生产生活纳入到一个共同的有限时空之中。一方面，民族交往、民族融合在此过程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城市生活人口密集、关系复杂、文化多元的特点又使得民族交往与民族关系都面临众多的考验和变数。民族意识是民族交往的产物，城市化对民族交往的巨大影响必然在民族意识上得到展现。其次，城市化的实质就是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转变的过程。城市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上，还体现在深层次的文化、意识和观念上。民族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必然对城市化过程中民族交往的现状做出相应的反映。再次，民族意识一旦形成就将对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的建构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城市化使得民族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关注这一新形势下民族意识的发展与变化对于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维护国家和平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基于民族意识研究的城市化视角，本文拟探讨以下问题：城市化背景下民族意识的发生条件有何改变?城市化进程中民族意识的表现形式呈现何种局面?城市化背景下民族意识可能出现哪些新的问题与倾向?

二、城市化改变了民族意识发生的外部环境

民族意识是人们在族际交往中形成的关于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的观念。民族意识的产生不是单个民族孤立的存在所能进行的，它是“民族内部条件和民族关系外部条件相结合的产物”[4]。民族意识的走势是同民族及民族关系的趋向相伴随的。也就是说，民族意识不仅来源于民族内部的自我认同，其形成与发展还离不开外部的社会定义[5]。外部环境影响着民族意识的走向，民族意识也不可避免地打上外部环境烙印。从现实情况来看，城市化的进程从多个方面改变了民族意识发生的外部环境，从而必然对民族意识的发生发展及其特征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民族人口增多，民族成份复杂，文化多元

随着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城市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迅速增加。根据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城镇少数民族人口达2458万人，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23.09%。与此同时，城市居民的多民族化现象日渐突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上海、深圳、成都、西安、南京、青岛的少数民族成份均在50个以上，武汉、杭州、济南、广州等城市少数民族成份也在40个以上[6]。而民族人口增长、民族成份复杂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城市空间内文化的多元。复杂而多元的城市生活使得各民族在文化传统和生产生活模式上都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碰撞，各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得到调整与适应。语言、宗教、饮食、习俗、观念、节日等方面的彼此差异，使得非我族类的思想更加明晰，族群分界和认同意识更加明显。而城市生活中交流合作的因素也使得各民族在若干方面的趋同，也存在导致民族意识的弱化的因素。

(二)民族交往深化，融合深入

城市化使得各民族的生产生活具有前所未有的一致性与关联性，族际交流与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得到迅速提升。城市化的生产生活方式让不同民族成员得以相互了解、彼此合作，个体感情和民族情谊随着交往深化不断加深，在共同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建构起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联系。随着民族交往的深入，民族融合也得到进一步深化。不同民族成员杂居于同一社区之中、对其他民族宗教活动与传统习俗的尊重、参与庆祝其他民族传统节日、民族语言之间的借用现象以及民族通婚的日益增多都是城市民族融合进一步深化的表现。

(三)民族交往中竞争成分增加，民族分层初步显现

城市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生产生活模式，其主要特征就是竞争性与开放性。不同民族在共同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既存在合作与交流，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与分化。相对于前城市化时代而言，民族交往中竞争的领域开始呈现出从经济到政治及文化全方位深化的局面。不同民族不仅在经济生产或商业上展开直接竞争，在政治领域如本民族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人数和比例等方面也是各族民众广泛关心的问题。

族际竞争不仅体现为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竞争，也体现在各个民族整体之间的竞争之上。竞争的结果就是民族分层和民族分化的出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各个不同民族人口在就业、教育、职业、城市化比率、从业产业、收入等方面都存在分化现象。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族际竞争与民族分层呈现进一步加剧局面。

(四)城市少数民族的散杂居化

居住模式对民族意识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民族聚居能够使本民族文化、宗教、语言等得到很好的保存，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但民族聚居使族际交往相对减少，可能导致民族分界意识淡薄，民族意识处于模糊状态。民族杂居则正好与此相反，杂居可能引起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感的弱化，也可能因为族际交往和族际区分而增强民族意识。对于具体民族而言，居住模式对民族意识的影响方向由该民族自身文化特性决定。

从目前形势来看，城市少数民族在居住模式上主要呈现出散杂居的趋势。尽管有学者认为城市少数民族“聚族而居，聚族而业”[7]，但这种聚居仅发生在部分有独特和生活习俗的民族之中，同时这种聚居也是属于大杂居的模式下的小聚居，并没有改变城市少数民族散杂居的总体面貌。散杂居对民族意识和民族关系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这种居住模式既可能因增进彼此了解与合作而促进民族团结融合，也可能因强化民族差异与民族利益而引起民族纠纷和矛盾。如何通过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来排除这种不确定性是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三、城市化使得民族意识表现形式呈现分化局面

有关城市化对民族意识的影响，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城市化、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等因素使得民族意识得到普遍增强。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城市少数民族民族意识出现弱化趋势[8]。研究结论上的差异体现了学者们在民族意识表现形式上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化使得民族意识的表现形式呈现分化断裂局面。

民族意识的内涵是丰富而复杂的。它表现为对本民族存在和发展道德义务和责任感的复杂感情。诸如民族自尊、民族自信、民族自强、民族自豪、民族优越、民族自卑等等心理感情，都是构成民族意识的重要成分[9]。民族成员基于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形成群体性意识，又在此基础上通过族际交往而形成群体共同利益感，这就是民族意识形成的过程。因此民族意识必然包含三个部分内容：文化意识、群体意识、利益意识，这三个部分构成了民族意识的整体框架。因此，民族意识的表现形式不仅反映民族生存和发展条件以及与他民族交往的环境与条件，也应该反映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特征和特点、历史及传统的认识[10]。前者反映的内容是群体意识和利益意识，后者反映的内容则是文化意识。

从群体意识和利益意识的角度来看，城市化使得民族意识进一步明确和强化。民族意识一般是从民族属性(民族成份的更改恢复、民族认同和分界)、民族交往(民族交往联系中平等地位和权利的强调，对民族侮辱歧视现象的反对等)、民族发展(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自主发展、均等发展机遇和协同发展的要求等)三个方面认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11]。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同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趋强化，在民族交流合作得到深化的同时，相关民族的利益冲突也在不断地形成。在这种背景之下，民族自我归属意识发生作用，使民族个体趋向于民族整体的内聚；民族认同意识促成民族整体的形成；民族分界意识将相关民族界定为不同利益的集团；民族平等意识唤起同等地位与利益追求；民族自尊意识进一步使其民族的地位与利益追求强烈化；民族自我发展意识提升民族本位意识；民族自主自立发展意识进一步强化民族本位意识；消解民族协同发展意识[12]。在城市化的背景之下，民族差异被彰显与放大，民族竞争得以强化，民族利益感日趋明晰。学者们普遍基于这种现实认定城市化促使民族意识增强。

文化意识也是民族意识的重要构成部分。吴治清认为民族意识具体内容表现为六点，即族籍意识、族源意识、民族语言文字意识、民族地域、环境意识、民族文化意识、民族生存发展意识[13]。其他学者如张学礼、刘宝明等在总结民族意识的表现形式时均对属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范畴的语言文字、服饰、宗教、传统节日、居住饮食习惯及禁忌等有所强调。无论从当前的实证研究的结论来看，还是从理论分析上来看，作为民族意识重要组成部分和形成基础的民族文化传统意识在大部分族群中都呈现衰落的趋势。

民族意识的分化不仅体现在民族意识的表现形式上，而且体现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上。在城市化过程中，具有民族、人口较多、具有独立语言文字和独特生活习俗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易于得到保存和强化，并与城市化的过程相互形塑，形成新的民族意识特征与特点。而人口较少、缺乏独立语言文化宗教等传统文化因素作为支撑的民族意识容易在城市化的熔炉中弱化和消失。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必将出现人口较少民族、长期受周边强势文化影响的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弱化和消亡，从而导致民族特性的消失。例如杜玉亭认为基诺族民族意识正在快速消亡[14]，韦东超通过调查研究也发现广西百色城市地区壮族居民民族意识弱化趋势明显[15]。

四、城市化进程中民族意识的异化

城市化对民族意识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民族意识强度与方向的改变上，也体现在民族意识构成与特点的变化上。

(一)民族意识中文化虚无化

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化在观念形态上的集中反映[16]。一个人民族意识产生的最原始的基础的无疑是我群之于他群的区别，而此意识的强烈程度则主要相关于、思维方式和历史文化传统等[17]。英国社会学家史密斯认为：族群是一种文化的集合体，……(族群)并凭借文化方面的一个或几个差别(如宗教、习俗、语言或组织)来相互区别[18]。文化所具备的这种相互区分的功能正是民族认同意识和民族分界意识的来源。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宗教和仪式、共同的节日和风俗、共同的服饰和礼仪都成为建构民族认同的基础，而在这些文化要素上的异同则成为区分“我族”与“非我族类”的重要标准。民族成员在文化的基础上产生民族认同，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产生民族区分，再在民族区分的基础上产生民族利益感。从这些角度上来说，民族意识产生与发展的基础是民族文化。

而从当前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意识发展趋势来看，作为民族意识形成基础和重要构成部分的民族文化意识呈现逐步弱化的态势。民族意识中文化虚无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竞争与融合的大氛围之下，城市化进程中各民族文化交融过程中容易出现马太效应，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主流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冲击与影响得到强化，而大部分少数民族则可能出现文化加速消亡的局面。二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一些特质，如语言、文字、宗教、节日和服饰等，都已经很少能得到展现的舞台，也就无法承担起原本承担的民族认同或民族分界功能。在城市生活中，民族认同和民族分界的标准不再是文化，而是作为民族识别结果的民族身份划分。功能的丧失也是导致民族意识中文化虚无的重要因素。

民族意识中文化虚无将会导致民族凝聚力的下降，也会导致民族意识对本民族发展的推动力和协调力的丧失，从而对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不良影响。同时，缺乏民族文化基础的民族意识还容易向狭隘和偏激方向发展。

(二)民族意识中情感性与工具性的疏离

民族差别与民族利益是民族意识形成的双重基石，因此民族意识兼具情感性和工具性的双重特性。一方面，民族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是对民族存在的反映。它是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基于共同文化、共同际遇、共同心理特征的产物，因而具有强烈的情感性和排他性。其表现形式为民族自豪感、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另一方面，推动民族意识形成与发展的“归根到底是民族的共同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19]。“民族意识本质上是关切、维护自己民族的民族权益或民族利益的”[20]。对自身民族生存、交往、发展的地位、待遇和权利、利益的享有和保护是民族意识工具性的体现。这两部分共同构成民族意识的整体内容。

随着城市化进程中文化的多元碰撞，市场经济背景下利益考量的增加，个体利益和民族整体利益的逐步分离，以及随着民族意识中文化成分的虚无，民族意识中工具性和实用性的因素和考虑逐步增加。相对于民族意识的情感性作用，如族内交往、情感支持、彼此认同而言，作为民族意识或民族身分背后维系的利益因素却日益为民族成员所重视。民族意识工具化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从作用机制来看，民族意识在发挥动员、组织、协调作用时对民族情感和认同方面的强调在减少，而群体利益因素在整个过程中能够发挥更为强大和直接的感召力。即民族情感所起作用下降，利益因素所起作用上升。第二，城市化背景之下个体利益与本民族整体利益并非完全一致。个体民族意识的激起往往需要强烈的外部刺激，同时这种刺激指向了个体利益所在。个体只有意识到自己利益受损的时候才能积极投身入整体民族利益的维护。第三，部分民族成员为个体利益或小群体利益，如在城市拆迁、商业竞争、私人恩怨这些问题上，利用自己的民族身份，通过民族意识动员引发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在城市化进程中利用民族身份谋取利益、利用民族冲突为个人寻求好处的案例都有存在。这样一种借助民族意识的方式来挑拨民族关系、影响民族交往的行为和趋势是值得警惕的。

(三)民族意识的两极分化

从现实情况来看，城市化进程中民族意识的两极分化主要有两重意思：一是就民族意识构成自身而言，民族意识中文化意识因素日渐衰亡，而利益意识因素则日趋强烈。二是就民族意识主体而言，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部分少数民族民族意识日益高涨的情况之下，部分少数民族民族意识日渐衰退。本部分主要就第二种意义上的两极分化进行讨论。

多元的文化环境、主流文化的外在迫力、各民族全方位的竞争与融合，面对城市化进程中诸如此类的外部环境，各民族都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来适应形势的发展。然而复杂多元的外部环境容易使得民族意识脱离“适度”的区间，呈现向两个极端发展的局面。一方面，部分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空前高涨，甚至出现“把民族意识要凌驾于国家意识之上，把民族群体的利益凌驾于国家整体利益之上”的思想意识。这种狭隘偏激的民族意识的结果就是导致民族自利主义或民族主义的盛行，导致民族冲突、民族矛盾的易发，影响我国和谐民族关系和稳定发展的大局。另一方面，与民族意识过度强烈相对应的是民族意识的过度弱化。部分少数民族，尤其是长期与兄弟民族关系良好、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差异不大、自身民族意识较为淡薄、缺乏“民族自觉”的少数民族呈现出迅速融入整体社会，民族意识淡化甚至是消亡的局面。民族意识是民族存在的主要标志之一，民族意识的消亡将导致“族将不族”。民族意识的两极分化与我国“多元共存、和谐发展”的民族理念是不相符合的，这也是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研究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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