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彩礼消费的功能研究

【摘要】本文认为，彩礼虽然在新中国成立时就在国家法上予以取缔，但在民间却不曾消失过。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彩礼也出现了上升的趋势。这种趋势虽然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但也具有积极功能。

【关键词】彩礼；变迁；功能

彩礼从西周就以国家法的形式而存在，并一直沿袭至中华民国时期。但在共产党的实际控制根据地，收受彩礼被认为是买卖婚姻的手段，彩礼在法律上被明文予以废止。从此，彩礼彻底被排除在国家法之外，演变为民间习俗。彩礼以民俗的方式存在于乡土社会，是婚姻交换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伴随着男女双方（家庭）在具体彩礼的财与物的多少上的讨价还价，婚姻交换得以进行。

就本文为而言，主要是基于笔者在云南省昭阳区A村的社会调查，主要想探讨彩礼作为乡土社会婚姻缔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近年来呈献出上升的趋势，这种趋势是否影响到农民的生活，又是怎样影响的？

一、彩礼消费的变迁

彩礼伴随着婚姻的出现，是旧时婚礼的程序之一，但建国以来，随着社会制度的更替、法律的进步和发展早已被取代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农村经济得以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农村大部分地区都富裕起来。在这个时候，彩礼却有所抬头。

费孝通在《三访江村》中指出：“名义上男方要给女方一笔礼金，而这一笔礼金实际上是给女方准备嫁妆的津贴，这几年经济好转后，女方提供的嫁妆，一般说来都超过礼金所能购买的东西”。就彩礼的的性质来说，韦斯马尔克认为：“在新郎方面的赠礼所表示的好意或尊敬是以此证实自己有维持妻子的能力”。韦氏的这一看法很有道理，得到了许多婚姻事实的证明。就本文而言，笔者认为彩礼是从男方家庭转移出来的，出于不同的目的或心态和用途，是结婚的一种必备条件，它不仅仅是婚姻费用支持，也是一种文化传承。另外，目前的彩礼不再是买卖婚姻的性质，而是对现实的回应。

根据文献资料分析，从1978年至今彩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0年的功夫，彩礼从几十块长到几百块，几百块再长到几千块，几千块又长到现在的几万块。至于彩礼的多少，视情况而定，由于各地的习俗不同，彩礼的形式与内容也不同，但不外乎物品、现金、食物之类的东西。根据调查，80年代，彩礼费用一般在几百元到两三千元，除了给女方的衣物，见面礼外还包括电视机（一般是黑白的）、自行车、缝纫机；进入九十年代，费用提升到七八千元，包括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等。而近几年，农村彩礼‘行情’是少则两三万元，多则四五万元，向城市靠齐，追求“新三样”： 电脑、首饰、房子甚至是汽车。调查中，农村婚姻缔结过程中，49.4%的家庭收（送）过彩礼。①一位农民说，现在的彩礼“行情”是少则一两万元，多则四五元②结婚费用不断提高。高额的彩礼使许多生活本不富裕的家庭，为了给付彩礼而举家债台高筑，造成了极其沉重的经济负担。

二、农村彩礼消费的功能分析

功能主义认为，整个社会是一个由相互依从的各部分组成，系统中的每一部分都有一种功能，视其对系统的作用而将功能划分为正功能和负功能。笔者将彩礼放于整个社会系统中探讨其功能。

（一）正功能

1.彩礼性质的转变，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彩礼是由西周“六礼”中的纳征转化而来，即男方家为了与女方家订婚的目的而向女方家送的一定数额的货币或实物，女方一旦接受了男方所送的财物，就构成承诺、宣告订婚。在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环境下，妇女也是劳动力之一。当女子一旦嫁到男方家后，女方家就缺少了一个劳动力，为了弥补女方家庭因此而受到的损失，男方家就以彩礼作为补偿以报答女方父母的养育之恩。且现在乡土社会中兴起的彩礼不同于传统中“彩礼”的性质。传统中的彩礼是男方家庭转移到女方家庭的财物和货币，有买卖婚的嫌疑。现在的彩礼它并不是传统习俗的复兴，而是地方民众对社会政治、经济变迁的回应与对策。③因为男方并未因给了彩礼而在经济上处于可以支配女方的地位，女方也并未因索取接受了男方的彩礼而出卖了自己，两者之间的人身关系仍然是平等的。同时，彩礼并不仅仅限于新郎对新娘家的补偿，而且是婚姻双方父母出于对婚后小家庭的帮扶与资助，主动和自愿的以彩礼的形式实现财产在代际之间的转移。

2.男女双方家庭在彩礼数额上的谈判，女性获得了参与权

传统的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方家长就彩礼数额的多少进行商谈，双方父母起到决定作用，未婚男女在婚姻谈判中处于从属地位、被支配地位。同时，从男方家庭流向女方家庭的彩礼是男方对女方家庭养育之恩的表达，受益者是女方家庭，妇女对自己的彩礼没有支配权。20世纪50-80年代，由于受经济水平以及社会政治、文化运动的影响，婚姻消费处于低谷。农民的基本生活都难以得到保障，婚姻中的彩礼也大大简化。

案例一：洪某，男，61岁。1971年与同村的赵某结婚。当时由于经济较差、兄弟姐妹又多，每顿基本上都吃不饱。洪某当过三年的兵，退伍后转业到当地的林业局，工资30元左右，这在当地还属于工资较高的了。在与赵某谈恋爱时，初次见面时送了赵某一双袜子和一块手巾。两人半年基本上就确定了关系，准备结婚。在开庚（当地订婚的一种说法，即男方请着介绍人带着彩礼去女方家定亲，交换双方男女的生辰八字，以备开庚后确定结婚的日子）的时候，介绍人陪着洪某去赵家，他只带了两盒当地的特产绿豆糕、两瓶酒、两包糖，二套半（送给女方的布料，制作一套衣服需要12尺布。由于是结婚讲究成双成对，一般都会选择双数。同时，当地风俗里还时兴“有余有剩——每年除去生产生活所需的花费，年底还有余钱”，象征着日子红红火火。因此根据家庭情况，送给女方的布料一般是二套半、四套半最多到八套半）以及 “七斤方八斤肉”（当地特有的一种风俗，代表婚后生活和美富裕。七斤方：是指正方形的一块猪肉；八斤肉：是指八斤左右的一块火腿）就去订婚了。

80年代后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使了彩礼的变化。除了原有的礼俗，开庚时带着的礼物种类也大大丰富，不仅仅包括成双成对的食品，送给女方的衣服或布料，还囊括了当时比较时尚的“三响一转”，以及原先男女双方上谈好的礼金。所有的彩礼都会用红纸包装好来凸显喜庆的气氛。礼金也随着生产的发展得以提高，从最初的几十块一直提升到现在的一两万，最高的甚至有送56000的。女性在开庚前的对彩礼商议也有了发言权，比如像调研中的访谈对象王某。

案例二：王某，女，2007年结婚的。王某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挺有经济头脑，自己做点小生意。在和笔者谈到当时自己开庚时彩礼时就说“我开庚前就和他说好了（她老公），开庚的时候东西我不管，但礼金一定要有16000元，少了我不干。当时村子里边大家的礼金差不多都是一万多，我也不能少了。再说了，把礼金给我，还不是为了买家具（嫁妆，当地的习俗是男方提供房子和彩礼，女方买家具。在结婚前一天，过礼——新郎请着亲戚，去新娘家把家具搬回到新房）呀”。

3.彩礼为小家庭奠定经济基础

过去，新娘由于年轻和没有经济收入，新娘在对自己嫁妆置办时，也由过去的完全依赖与父母转变为父母和自己共同筹办。自己的嫁妆完全没有发言权，父母决定给什么就是什么，给多少就是多少。在父母看来，女儿就是个赔钱的，不仅白养大还要白送给人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女性接受教育以及出外打工，受到城市价值观的影响以及经济的独立，逐渐提高了她们的家庭地位。在婚姻谈判中，她们也会积极参与进来为自己的家装进行筹划。同时，彩礼的用途也在两个家庭之间发生着变化，不仅仅局限于对女方家庭的补偿，而且转变为对新婚小家庭的资助，女性对彩礼也有了支配权。无论男方给女方多少的礼金，新娘最终会以嫁妆的形式带入新家庭。而且女方父母也不会将彩礼完全据为己有，除了男方开庚时送的食品会留下外，礼金包括衣服、首饰等都会留给女儿。女性在得到礼金后，就会和自己的父母、男朋友商议要买哪些什么家具，或者存着作为自己的储蓄。女方父母也会再给与新娘一些资金资助，使其婚后生活宽裕。在婚后生活时，女性自己仍具有对礼金的绝对管理权和支配权。

案例三：2012年1月，李某（23岁，女）与徐某结婚（34岁，男）。在开庚时，男方给了她14606块的礼金。结婚时的住房、家具都是男方提供了，李某只买了一些床上用品，礼金基本上完全存着。婚后，李某利用存着的礼金，在自己家一楼开了个超市，生意做得还不错。

（二）负功能

彩礼本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它着眼于礼，加强了姻亲之间的联系。同时女性也在彩礼的博弈过程中获得了话语权和支配权。但高额的彩礼消费却引发出一系列问题。

第一，居高不下的彩礼给农村家庭带来了沉重负担，影响到男方的正常生产生活。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收入有了明显提高，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但是急剧上升的彩礼却从几十块增加至几万元对农民的生活造成影响。彩礼并没有一个固定标准，在女方提出自己彩礼要求时，如果超出了男方的语气而且男方并没有经济能力的情况下，往往会请介绍人与女方协商。如果协商后女方并没有让步，结果要么是因为彩礼问题意见不同而分道扬镳，要么是男方家庭咬牙借债以满足女方的要求、但婚后生活可能就会节衣缩食慢慢还债。

第二，彩礼消费尽管一定程度上促使家庭生活质量的变革，但盲目的攀比却不利于家庭的可持续发展。彩礼作为一种炫耀性消费，直接涉及到人们的面子问题。就像在一个村子里面，尽管各家的彩礼只是男女双方家庭在商议，但这已经是一个不公开的秘密。假如女方在彩礼谈判中要求礼金需要8000，那么很快大家都知道了。其他家结婚的时候，一般都不会少于这个数，因为如果低了，被人就会说闲话，而且自己也不甘心“凭什么我得少要呀”。村民们互相攀比的心理，为了面子，为了炫耀，为了名声，提高彩礼金额。笔者在调查中遇到这样一个例子：

王某，女，2005年结婚，从其他村嫁给官坝村的于某。在农村婚姻谈判中，王某提出购买冰箱，于某并不同意，因为在农村冰箱还属于奢侈消费品，对于日常生产活动并没有多大用处，但在交涉过程中于某妥协了，因为女方说如果不买冰箱就不结婚了。没办法，于某只得照办。但结婚后却从来没有用过。

笔者问为什么不使用。

王某答：“电费太高，再说结婚后就和老人分家，人又少，根本没必要用。”

“那为什么结婚的时候一定要男方买呢？”

王某：“当时我们村有几家结婚的，人家都买了冰箱，在我们村还很新鲜，大家心里面都很羡慕，我当然也很想要。再说，那几年结婚，大家差不多都是这个经济水准，我总不能比别人低，那会让人瞧不起的。”

由此看来，老百姓其实并不需要的东西，他也会想方设法的购买高档商品，他们并不是想消费物品本身，而是想消费这种物品所代表的符号，地位，身份。

第三，高额彩礼消费不利用农村婚姻自由和现代婚恋观念的建立。现代社会婚姻法规定了在领取结婚证以前，男女双方遵循自由恋爱。而彩礼作为婚姻缔结的程序之一，使婚姻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在调研地区，男方在开庚的给女方家彩礼，相当于订婚，即在全村人面前确定了男女关系，任何一方都不能随意解除，否则根据习俗就得赔偿对方的青春损失费、农忙时来帮忙的劳务费、以及赠送物品的价额等。这笔赔偿往往会很高，因此只有是男女双方根本没办法相处，一般都不会悔婚。这样的彩礼不利于现代婚姻观念的建立；它使婚姻蒙上了太多的物质因素，影响了婚后的生活质量与家庭的稳定。

三、小结

彩礼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农村婚姻礼俗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也存在一些消极功能。因此我们建议：首先是正确地客观的认识彩礼问题。彩礼是在历史变迁中形成的，在我国当前社会里，彩礼消费既有其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因此，我们要区别对待。彩礼作为婚姻民俗，应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避免过度消费。其次是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彩礼之风在农村比在城市盛行，原因之一是城市青年在经济上比农村青年有更多的独立权。农村青年尽管已经是成年人，但在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上还一定程度依赖于家庭，婚姻易受父母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因此利用法律手段，村规民约，制约不良风气的增长态势；加大宣传和教育，深化农村适龄青年的“四自”精神和价值观、婚恋观教育，让婚育新风真正进家庭，改变传统的陋习，崇尚积极进取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走向富裕、和谐、文明。

【注释】

①婚嫁彩礼调查：“甜蜜的负担”无人卸..

②杜丽言.农村婚嫁彩礼负担调查[J].新闻世界，2006，（02）.

③吉国秀著.婚姻仪礼变迁与社会网络重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71.

【参考文献】

[1]费孝通.江村经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吉国秀.婚姻仪礼变迁与社会网络重建：以辽宁省东部山区清原镇为个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孙淑敏.农民的择偶形态：对西北赵村的实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刘达临.婚姻社会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

[5]尼古拉·埃尔潘著，孙沛东译.消费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

张恩义（1987— ），女，云南昭通人，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区研究；张洪才（1956— ），男，云南昭通人，昭通学院思政课教学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理论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