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发展思考

自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用这一历程去解读中国共产党历史，能更好地认识当时的历史进程，总结出一些重要的结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过去是、今后也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一部中国共产党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过程，就是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过程；也是将实践经验升华，先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向前发展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探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探索出两条中国特色的道路，创立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三大理论成果。

一、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历史的中国，在古代农业社会有着5000年文明，并曾以世界上头号富强大国“独领”达1500年。但当世界进入工业文明之后，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这个已在内腐的庞然大物轰然坍塌，濒临亡国灭种的边缘。承续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历史传统的先进中国人，前仆后继，上下求索，终于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能够使中国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真理。中国共产党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始，就是将其视为理论与方法统一的世界观，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将其作为观察和改造国家的工具。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是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成果是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后才获得的。

中国共产党创立后不久，便投入领导大革命运动和北伐战争。这时的指导思想实际上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对于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两个问题已有初步认识，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但是，党的中央领导人对于革命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缺乏了解，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缺乏认识，对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指导缺乏独立自，因而未能有效抵御异常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对党的进攻。这是党在大革命后期遭致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革命向何处去？在1927年8月以后，共产党人同时选择了两条道路。一条是仿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进行城市武装暴动，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另一条是仿中国的历史传统，在边远的农村进行武装暴动，这以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为代表，放弃进军长沙的原定计划，开辟出工农武装割据的井冈山道路。这两条道路都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最初探索。但是，哪一条道路适合中国国情？实践证明，后者指出了革命胜利的航向。因为尽管世界已进入工业文明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领世界潮流，但中国仍属于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和交通极端落后，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那种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国家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在反动统治力量强大的城市进行革命的理念不符合中国国情。而领悟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方法真谛的，武装割据，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没有，却有着上千年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传统的深刻烙印。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重要成果。

那个时期的“左”倾领导人，虽然将马克思主义奉为指导思想，但对于包括中国农民战争的历史传统持否定态度；同时对于共产国际基于上述工业文明的革命理念发出的对中国革命的指示盲目迷信，反对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顽固坚持城市中心论。如果说大革命失败之初的城市武装暴动，还有反抗反动派镇压革命人民的积极意义；那么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依靠广大农民燃起的星星之火正在形成燎原之势时，他们还强行实施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路线方针，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懂中国的现实和历史，不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导致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

与当时“左”倾领导人不同，谙熟中国历史，了解中国农民的革命要求，不仅能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现实社会关系，而且能用马克思主义正确对待中国的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之后，转战闽西赣南，创建了党领导的最大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有近6年历史的中央苏区，对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这个时期是党所受艰难困苦最长的一段时间，因而也是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进行极其艰苦探索的一段时间。(2)这个时期对于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有进一步认识。提出的反对“本本主义”，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孕育着飞跃。(3)党在这个时期的指导思想无疑犯了许多“左”的错误，受过排挤打击，但其间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最初雏形，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建立的国家政权形态。它磨砺和造就了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培养了一大批治国安邦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如果要论中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实际是从这里开始。党在这个时期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治国治军经验，而且为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在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方面开创了新的途径，初步地形成党的三大优良作风，锻炼了党的执政能力。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实践基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付出了巨大代价。“左”倾错误领导不仅使包括中央苏区在内的全国苏区几乎全部丧失，而且在战略转移的长征途中又几乎使党和红军濒临绝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以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会议，在改组中央后，实际上确立了在红军和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拨乱反正，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从此至抗日战争后期的10年，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对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不断总结，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有了更为深刻和完整的认识，基本上明确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在这个飞跃过程中，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和宏观方面而论，经历了理论的四次提升。

一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这个思想虽早已有之，但形成明晰的科学概念，既要有实践的积累，又要有理论的准备。至抗日战争前期，这两个条件都已具备。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写出《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为在理论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有了这个前提，提出这个科学概念乃势之必然。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58～659页。）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化”这一基本内涵非常明确。此后，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或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或具体实践）相结合（或之统一）”，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这两个提法是等值的。或者说，后者是“学名”（标准称谓），前者是“小名”（通俗用语）。形成这样的明晰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史的第一块里程碑。

二是明确“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国的革命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这个相反的道路，就是共产党要利用城市不能完全统制乡村，而广大的人力物力又在乡村；国家疆域大，有回旋余地这样一些有利条件，组织人民“进行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的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这就是“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的道路。（《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90～591页。）随后，进一步论述了这条道路的基本经验，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思想。这“三大法宝”的提出使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具有完整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认识走向成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开辟及其理论上的成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成果。

三是构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核心理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明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后，如何对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进行定位，更为系统、深入地回答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也提到党的面前。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错呈现的极端复杂局面的驾驭能力和斗争本领，促进了中国革命理论的提升。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构建的和后来继续丰富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精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领导权、动力、前途、发展阶段、总路线，以及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和政策等诸多重大问题。这个理论为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作了最重要的理论建构。

四是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成果之大全。在抗日战争中，党在政治上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担当抗战的中流砥柱的同时，在思想路线上开展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通过整风学习，批判指导思想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全党对的正确领导心悦诚服，对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理论创造赞佩有加。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将继续证明，代表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党在奋斗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思想体系”（原版之语――笔者注），以这个思想体系武装起来的党，必将给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党的七大决定以“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并指出：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之统一的思想，“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4、335页。）。这样，我们党自创立以来第一次将经过艰辛而获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确立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这四次理论提升，是一个同心圆的外延不断扩大，内涵愈益丰富的递进关系。最后，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正确指引下，党不仅为中华民族在近代第一次完全打败外国侵略者作出巨大贡献，而且取得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创建了新中国。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最伟大的实践成果。

二、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曲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9年，是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既有重大胜利又遭受比较多的曲折和比较严重的挫折的一段历史。对这段历史怎么认识，尽管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有结论，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形成共识，但是对这个《决议》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的论断如何解读，在理论界和党史界迄今仍有不同看法。在赞同《决议》的大前提下，对一些问题见仁见智应当允许。这里，笔者想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的思想就解读这段历史，谈点个人看法。

（一）新中国成立后29年的历史发展

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新篇章。怎样建设新中国？根据《共同纲领》，新中国头三年是建设新民主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一个比在根据地局部的发展更为全面、形态更为完备、模式更具典型意义的新民主主义高级阶段。到1952年，遭到严重破坏的各项事业初步恢复，国家的经济状况超过历史最好水平。这时，党中央对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作了新的思考，提出并实施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一新理念，将原来设想的先工业化后集体化和国有化，改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从1953年开始，在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同时，到1956年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初步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1956年召开的中共，总结七大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形势，明确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基本解决，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国家的主要任务是要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15～316页。）这是党对现代化思想的初始表述。前后，党还提出许多新的方针和设想。这个时期是党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

从1957年夏天以后，由于对在帮助党整风的运动中的攻击性言论作了过度反应，党在反斗争中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对明确了的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逆转。此后，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它包括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好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好的实践经验。这除了前后一年多的探索成果外，还有1959年庐山会议前八九个月对“”和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纠正、1960年冬后几年调整取得的积极成果。另一个是错误的趋向，这是指党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急于求成，超越历史条件，1958年开始的“”和化运动对生产力发展造成极大破坏，给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困难；二是政治领域形成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在1957年反斗争后发生了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和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意识形态的大批判运动。在这10年中，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趋向交错发展。一方面，由于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的努力，为国家打下了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定物质技术基础，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另一方面，错误的发展趋向后来压倒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致使“”爆发。从1966年开始的“”，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陷入严重迷误。广大干部被打倒，各级党委和政府机构长时间瘫痪，社会极度混乱，国家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但就党的指导思想而言，实际上也存在两个发展趋向。尽管错误的发展趋向在10年动乱间的全局上占着主导地位，但在“”前积累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还在艰难地发挥作用，因此，对“”的各种形式和各种程度的抵制和抗争没有停止过。特别是两度在支持下由在1972年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和邓小平在1975年领导的全面整顿，曾经遏制了社会动乱，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有所好转。在对外关系上，尽管也受到集团和“”的干扰，但绝大部分时间坚持了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顶住国际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维护国家安全，外交格局有重大新突破。正是由于这个发展趋向的努力，对“”进行抵制和抗争的力量日益发展，最后由代表这个发展趋向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结束“”的内乱。此后，虽然出现“两年徘徊”，但历史前进的潮流不可阻挡，最后在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实现党的历史又一次伟大转折。

（二）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对29年历史的解读

新中国成立后29年经历的曲折和挫折同此前28年经历的曲折和挫折，作为总结历史教训，对两者不能简单地画等号。它们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

两者相同的是：第一，党的领导没有经验，都是在探索过程中犯错误。第二，两个时期主要都是“左”的错误。大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前期虽有右的错误，但土地革命战争前期连续三次“左”的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最为严重。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主体错误也是“左”，特别是“”，其时间之长超过党的历史上任何一次。第三，两者错误的内涵就思想路线而言都带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性质，尽管其具体形态不同。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前期的主要错误倾向，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经验主义成为教条主义的俘虏。建国后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乃至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错误，既有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误解或教条化的问题，又有习惯于将革命战争年代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照搬的问题；“”就是用过去群众运动的办法搞经济建设。就此而言，党在建国前后的错误，其思想方法有相通的一面。

两者的错误又有很大的不同。一是建国后党在全国范围执政条件下的失误，其危害和影响比过去要大得多，其承受和克服错误的耐力也比过去要大得多。在战争年代，党的错误的危害主要在党领导的地区，特别是中央苏区等根据地之内。建国后，党作为执政党，其错误则会危害整个国家。二是建国后的许多错误是在批判苏联模式过程中犯的。过去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将苏联经验神圣化；建国后两大错误都与“以苏为鉴”有不解之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反对照抄照搬苏联经验引发的；“”是为使中国不走苏联“蜕变”老路，要“反修防修”而发动的。三是建国后的错误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犯的。过去为害最烈的“左”倾领导人犯错误，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山沟里产生不了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视为“狭隘经验论”。建国后党犯错误时则不然，其指导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要努力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虽然这种探索也曾走上错误的歧途。

为何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还犯错误？其主观愿望与实际过程相背离的原因在于：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并不等于对中国的真实实际有正确认识。建国后党的失误，无论在经济生活方面还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都是因为党的决策严重不符合那时中国的真实实际。“”和化运动是如此，反斗争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至“”莫不如此。正如对调查研究的认识所讲的，开始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随后补充道：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同此道理，讲“中国化”，也要讲两句话：不仅要讲联系中国实际，还要强调正确地认识和联系中国真实的实际。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来看，只强调“民族化”是不够的，还要与时俱进，讲“当代化”。在革命战争年代，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着重讲民族化、地域性，没有特别提出时代问题，是因为列宁所说的世界处于帝国主义时代和战争与革命的主题在那时没有改变。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在发生着和酝酿着巨大变化。比如，上个世纪50年代的新科学技术革命，在前后，党和政府看到这个大趋势，制定了12年科学发展规划。1958年开始的“”运动，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但在许多方面抛开甚至背离了时代潮流，像那种“大办钢铁”的做法在根本上是反科学的。那时强调的所谓“中国化”，实际上没有与时俱进而是反时倒退，没有融入“当代化”而是“土法化”。也是在那个时候，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某些方面悄悄地变化，两者除了有相互对抗、斗争和排斥的一面，其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甚至还相互补充的一面渐渐引人注目。那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尽管有的没能把握好方向，但有的却在努力与时俱进。我们国家尽管也迈开改革的步伐，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但由于基本上是封闭半封闭状态，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滞后，因而那时讲的“中国化”没有融入“当代化”元素。这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理解有“教条化”倾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本来是在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斗争中提出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反对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去寻找现成答案，强调它是行动的指南。但自国际共运大论战后，党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解读渐有“教条化”倾向。这不仅强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争，跟论战的对方一起“讲了许多空话”，而且影响了国内的政治经济决策。如1981年《历史决议》指出的：这种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某些误解或教条化，使一些决策显得很有“理论根据”，“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这样，在主观坚持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而实际所探索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却陷入歧途。这是建国后党的失误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源。

（三）如何理解建国后29年的历史发展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

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最初是十三大。那时主要是讲探索出两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找到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找到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认识，主要是从实践层面讲的。十四大提出党领导两次伟大革命的思想。第一次伟大的革命不仅仅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还包括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第二次伟大的革命，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史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目标是将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与党领导的第一次伟大革命的下限有一个时间差。前者到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后者到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讲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大体上延伸到1956年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获得两方面成果。就实践成果言，如第二个《历史决议》所讲的“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就理论成果言，是思想的丰富和发展。第二个《历史决议》对它作了概括。这个新概括包括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正确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和国际问题等，在总体上回答了中国如何革命和实现革命转变、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说这段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是因为党已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问题。1956年4月，指出：我们有了初步的实践，又有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国情出发，在结合上下功夫，“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转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3页。）在1962年初春的讲话中，要求“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28～829页。）这表明，党要进行第二次伟大革命、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任务，已经提出。

如前所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时已有良好开端。如果探索成功，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就应该从这时算起。但接踵而至的历史发生大的曲折，出现像“”和“”那样的严重失误，这个理论的起点没能变成历史的现实。不过，从1956年开始的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无论取得的成功还是经历的挫折，都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作了重要准备。这个准备，从总体上看，最重要的是：

1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政权的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党继续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有根本的政治基础。2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工农业生产曲折发展，终究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在新阶段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历史根基。

3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准备了重要的思想条件。1957年后探索的偏离和“”的迷误，首先是思想路线的偏离和迷误。那时不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往往从本本出发乃至个人意志出发，思想僵化，探索陷入歧途。“”的灾难，促进广大人民群众觉醒，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准备了重要的思想条件和群众基础。

4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参照。这个时期的探索提出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政策思想；积累的实践经验，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前的还是“”中的，都是继续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思想和实践基础。

5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宝贵的干部资源。在20年“左”的错误期间，尽管许多干部受到迫害，但后来得以幸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冤假错案，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使进行第二次伟大革命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有重要的领导力量和组织基础。这诸多方面，对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非常重要的。历史的发展犹如环环相扣的链条，不管每个历史环节所起的作用如何，但没有这个环节就不可能形成历史之链。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转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奋起，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伟大革命，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是党的历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也有28年。这28年的历史进程可以分为若干小的阶段。对此，党史界有不同分法，作为学术问题可以继续研讨。由于历史还在发展，即使是得到认同的分期也会有调整和变动。

笔者有一个初步想法，即将这28年的历史分为“两大四小”阶段。

所谓“两大”，即将这28年一分为二，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界，前14年为一个阶段，即“拨乱反正，全面改革”阶段；后14年为一个阶段，即“加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为什么要以“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作为划分两段历史的界碑呢？因为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党和国家又面临一个重要历史关头，“南方谈话”和十四大排除干扰，牢牢地把握住航舵，决定改革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前进。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抉择，从此中国的发展驶入新的航道。否则，中国的发展不可能有今天――到*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万亿元，跃居世界第4位。“南方谈话”和十四大的作用应当凸显。

所谓“四小”阶段，即上述两个阶段的前14年和后14年各自又可一分为二，这样就成为四个小的段落：(1)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2年十二大前，这4年可视为“拨乱反正，改革起步”阶段，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改革”，初步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的事业”。（《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9页。）(2)从十二大至1992年“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前，这10年可视为“全面改革，治理整顿”阶段。前5年，改革从农村发展到城市，从对内搞活发展到对外开放；后5年，着重治理整顿、协调发展，为经济和社会沿着健康方向前进夯实基础。(3)从“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到世纪之交的7年，可视为“深化改革，加快发展”阶段，明确了改革目标，强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加快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4)从*0年至今，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这个划分，不是单纯地按照党的会议，而是既考虑党的会议确定的任务又考虑历史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综合把握。每一小段的称谓，既参照党的文件说法，又有个别调整。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怎样解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8年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时期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党在领导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革命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开始更加强烈地注入“当代化”元素。作为这场伟大革命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指导思想一直很明确，一方面反复强调：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没有丢。老祖宗不能丢啊！另一方面不断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的鲜明的世界眼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将“当代化”元素注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原生态”。为了使这场新的革命在融入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全球化大潮中健康运行，邓小平还形成了领导这场革命的步骤和方法的哲学之道，强调改革开放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天翻地覆的事业，是“伟大的试验”，有很大风险，采取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敢闯新路，又要努力求是；小错误难免，大错误要避免。在这场革命中，党始终注重总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的和新鲜的、中国的和外国的、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个飞跃还在继续，目前已获得一个实践成果、两个理论成果。无论实践成果，还是理论成果，都包括“民族化”和“当代化”两个内涵。

所谓一个实践成果，即探索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思想是逐渐明确和丰富起来的。1981年的《历史决议》，通过总结建国30年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了初步概括，指出党已在逐步确立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1982年的十二大，邓小平强调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同时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党探索的道路有了科学称谓。自此以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凝聚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强大动力。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鉴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相对立的传统观念，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1987年的十三大明确指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6页。）。十三大还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概括和阐发，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体内涵。1997年的十五大，进一步总结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经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作了深刻论述，明确了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和政策，形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党的基本路线的展开，丰富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2年的十六大，面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党总结了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至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和内涵更加明确，党对领导人民坚持这条道路去实现宏伟目标更加充满信心。

所谓两大理论成果，首先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基本上是与概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同步的。这是对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从不同层面作的概括。1981年的《历史决议》，初步概括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点，可视为邓小平理论的原始雏形。邓小平在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为后来概括邓小平理论明确了主题。据此，十三大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方面，对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理论观点作了归纳，使这个理论有比较清晰的轮廓。对邓小平理论的最后形成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南方谈话”既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许多疑虑，又提出许多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以新的观点和论述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南方谈话”，既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之大成，又标志着邓小平的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十四大以“南方谈话”为基础，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条件、基本内容和伟大意义展开论述，将其定名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四大首次确立了这个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高度评价它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过十三大、十四大的理论概括，1997年的十五大，正式使用“邓小平理论”称谓，并对其作了新的阐述。十五大强调：作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邓小平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它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样，全党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进入一个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理论成果，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历史进入千年世纪之交，党对当代的中国和世界的巨大变化，特别是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发生的变化有了新的认识。就我们党来说，早已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变成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自身的状况和肩负的历史任务，都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深刻变化，对于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三个代表”，就是“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使党的执政具有更加强大的物质基础、精神基础和群众基础，从而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0年春天提出后，经历了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对其历程发生重要影响的，有这样几个关节点：一是*0年2月的广东之行，首倡“三个代表”思想，提出了它的基本要求。二是同年5月的华东之行，论述了它的重要意义，号召要把它贯彻到党的全部工作中去。三是在同年10月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党的各项工作，要以是否符合“三个代表”要求来衡量，将认识作了新的提升。四是*1年的“七一讲话”，对它进行全面深刻的阐述，并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状况的巨大变化，回答党的建设遇到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论断。经过“七一讲话”的理论建构和展开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了理论体系。五是*2年的十六大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了明确定位。经过两年多的阐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立论依据、科学内涵、基本要素、传脉关系、精神实质、体现途径、历史地位等问题，都得到比较充分的说明。在全党广泛认同的基础上，十六大将其确立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指导思想。怎样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从中国共产党的视角看，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它的理论传脉。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原生形态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其他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一样，也具有属于共性和个性两部分内容。所谓“一脉相承”，即是后继理论将其共性的“基因”加以辩证的吸收，使之代代相传。所谓发展，即是将原生形态或前一形态理论中的那些属于个性的成分，根据社会历史的变化、革命实践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进行改变，产生新的个性元素，与继承下来的共性“基因”重新组合，从而形成与时俱进的新理论。列宁主义被认为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可视作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从思想始，其后的传脉都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思想系统地解决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在中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包括革命转变理论）的伟大创新。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比较系统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伟大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由治党及至治国的理论，对“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作了科学总结。它直接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既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又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这样的执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规律，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特别是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伟大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继续和深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十六大以后，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方面继续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向前推进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另一方面又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大战略思想。这两大战略思想，在实践上有助于我国在战略机遇与矛盾凸显的关键时期，以更加宽广的眼光，立足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的新局面；在理论上进一步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化的新成果。

85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波澜壮阔，绚丽斑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过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今后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邓小平说过：“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页。）当然，“中国实际”的内涵会愈益丰富，“结合”和“切合”的方法会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会愈走愈宽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将以不断地反映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而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