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吗?

摘 要:作为重建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凯尔纳对各种马克思主义“终结论”展开了批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危机论”，对民主、革命主体、阶级等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进行了修正，为我们在当前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可贵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凯尔纳；重建的后马克思主义；民主；革命主体；阶级

ブ型挤掷嗪:C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2-0130-05

收稿日期：2008－01－15

作者简介：

颜岩（1978- ），男，河南济源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系，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近年在我国学界逐渐成为热门词汇，但是，关于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学者们并未形成一致意见，乃至哪些人物隶属于该思潮仍众说纷纭。笔者以为，“后马”之概念本身就不存在一个本真的“定义”，西方很多学者在不同意义上都曾使用过它，我们似乎可以把“后马”视为这样一股思潮，该思潮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但又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种批判精神。当然，这只是一个宽泛的界定，我们还要对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进一步的细分，比照学界将后现代主义者分为重建派和极端派的做法，我们认为后马克思主义阵营内也存在类似的两个派别。本文无意于详细对“后马”进行阐释，而是选取重建派的代表人物凯尔纳进行个案分析，以期促进学界关于“后马”的研究。

一、从“终结论”到“危机论”

作为美国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左派”学者，凯尔纳有着广泛的研究领域，如文化研究、哲学与教育、后现论与批判理论等。从整个学术进路上看，他似乎算不上是一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也从未写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专门性著作；但如果深入考察其思想，却不难发现里面蕴含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精神，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称他是重建派的后马克思主义者。 1993年，在美国加州河滨分校召开了一次“左派”学术会议，会议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凯尔纳在会上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吗？》的发言。在这个发言中，他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终结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危机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范畴做出了睿智的分析，凸现了自己重建的后马克思主义维度。

随着苏联的解体，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再是现时代一种可行的理论和政治学。这些学者有很多原本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面对二战后工人阶级被整合的趋势以及资本主义社会“超稳定”局面的出现，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开始动摇。凯尔纳指出，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终结论”都运演着相同的理论逻辑，那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而在他看来，这两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完全不同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作了以下两点分析。首先，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前苏联其他领导者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理论断裂，苏联的解体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的衰亡。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种方法，一种活的灵魂而在场的，所以，现实中根本不存在铁板一块、单一的马克思主义，而只可能存在各种不同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依此见解，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就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式，即经列宁、斯大林结合本国实践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它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不完全相同的。凯尔纳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背离了马克思的原意，如马克思十分强调社会主义的民主性质，而斯大林却取消了党内的民主集中制，搞起了个人独裁。另外，如果说在列宁那里，一切还沿着马克思的设想前进，民主社会主义仍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那么，在斯大林那里民主则被抛在脑后，其本质乃是沙皇专制统治。可惜的是，后来几位前苏联领导人并没有意识到斯大林模式的缺陷，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解体。可见，苏联的解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罪过，也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它仅仅标志着斯大林主义的过时。凯尔纳的上述观点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但并不新奇，其实，早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科尔施那里该问题就被提出并讨论过了，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们还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其次，凯尔纳还认为前苏联的极权主义并非来自马克思主义，而是来自卢梭、黑格尔及黑格尔。我们知道，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曾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时代的灾难，并认为极权主义来自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等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独有偶，20世纪70年代法国“新哲学”潮流的代表人物格鲁克斯曼也认为马克思应为极权主义的罪恶负责[1］。与这些理论家不同，凯尔纳却大声疾呼，极权主义的罪魁祸首不是马克思，而是卢梭、黑格尔及黑格尔。首先来看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提出了一对重要范畴：公意和众意，前者代表全民的共同愿望和意见，后者代表个人的要求和意见，在他所说的民主政体中，“公意”始终处于核心位置，一切行为必须以公意为最终依据。强调公意，表面上看是对民主的肯定，但这里的关键在于以何种方式表达公意，当一切都由公意决断，而社会对公意又没有一个过滤和提炼过程时，公意必将走向反面，演化为极权主义政治。另外，卢梭还强调在全体一致同意的契约基础上建立共同体，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共同体会造成极度压迫，而这一点恰恰是通向极权主义的一条捷径。在这里，我们联想到另一种西方民主传统，即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立宪共和制。这种制度提倡权力的分立和分治，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造成派系的纷争，但却能有效地避免集权主义的产生。一般地，人们常把马克思划在卢梭的民主理论之下，这自然有一定道理，但问题在于，如何避免卢梭民主制的缺陷呢？凯尔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概念应该重建，一种理想的民主政治应该包含参与制民主和立宪共和制民主的优点，既可以鼓励人民参政议政，又能够依据法律准则管理社会，维持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以上两种西方民主制度之间寻找一种平衡的张力。如果说卢梭是打着民主的旗号给极权主义暗投秋波的话，黑格尔（黑格尔）与极权主义的关联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在黑格尔那里，国家是理性和自由的化身，听从它的摆布是每一个人应该意识到和做到的，这显然是在为极权主义开脱。黑格尔继承了黑格尔的国家理论，极力维护国家的权威，在他们看来，民主反而会带来混乱；显然，这种遗弃民主的做法也为极权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总之，苏联的解体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而仅仅意味着某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的过时。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凯尔纳将过时的马克思主义称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这种马克思主义已出现“危机”。

二、何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凯尔纳称：“整整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经常发生”[2］，这一论断倒是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颇为相似。的确，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遭遇了一系列“尴尬”，这主要表现为：一战中，第二国际和马克思主义政党没能有效地阻止战争；欧洲革命中，马克思主义政党没能成功引导革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反而使法西斯主义上台；战后资本主义“超稳定”发展、工人阶级被整合局面的出现……所有这些都预示着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对“左派”而言，如何解释上述现象，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确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什么是“危机”呢？这是一个医学隐喻，暗示一种瓦解或崩溃的可能性，按照凯尔纳自己的解释：首先，危机不代表崩溃，正如资本主义多次陷入危机而至今仍未灭亡一样，马克思主义陷入危机也是正常的，因为任何理论最终都将面临危机。其次，我们应该乐观地看待危机，把它看成是一件“好事”，正如资本主义的各种危机促使其产生了新的生存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这一制度一样，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也将促成由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创的理论不断向前发展，不断巩固和完善。在这里，凯尔纳提到对马克思主义原始理论的修正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19世纪中叶特定时代的理论精华，是历史的产物，当时代（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时，理应随之改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性使然。今天，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100多年前马克思主义诞生时的情况大不相同，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范畴（理论）需要更新和发展。正如凯尔纳说的，“修正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生命之所在，随着对最初的理论原则提出疑问的条件的出现，这种理论本身也需要发展、重构甚至抛弃陈腐的或不恰当的特征”[3］。凯尔纳还为我们揭示了两种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声称是对历史运动的理论概括，历史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认为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向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4］，在“科学”这面幌子下，它表现出某种必然论、教条主义和正统论的特征。我们知道，马克思没能也不可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精确的描绘，他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设想将作为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张力永远存在并发挥作用，凯尔纳在这里认为马克思主义陷入危机，并不是要替资本主义说话，而是反对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种现实在场的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开放的、非教条的、质朴的马克思主义，它将为当前的批判社会理论和激进政治提供理论和政治源泉[5］。按照我的理解，这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就是重建的后马克思主义，可惜的是，凯尔纳并没有就此问题在文中展开论述。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凯尔纳区分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之间做出区分，并意识到理论本身既可以指包罗万象的体系，也可以指具体的理论和政治观点”[6］。具体说来，他将马克思主义分成三个等级：首先是方法（如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辩证法等），它们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中级别最高，也最重要；其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观点（如物质生产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等），它们也是必须要坚持的，地位仅次于方法；最后是一些比较具体的理论和概念（如革命主体理论、无产阶级和革命概念等），它们通常要随着时代的变革而不断发展。凯尔纳的这一划分颇有几分道理。在确定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科学，一种方法论，马克思本人根本无意于制造一个哲学体系来解释世界；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他更关心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就革命而言，马克思主义并非拿来就能直接用的“用户指南”，而是需要我们细心琢磨的“方法图”。这就要求我们在具体实践中不能拘泥于它的一些具体论断，而要灵活领会其方法和基本原理。总之，凯尔纳认为当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陷入危机，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却仍然充满活力，他主张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前提下，修正那些不符合时展的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

三、对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的批判修正

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尽管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我们还是能从中找出一些共同特征，即围绕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主体理论、民主理论和阶级理论展开批判。作为重建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凯尔纳的一些论述值得我们关注。

先来看民主，这是凯尔纳理论大厦的一个关键词，可以说他一生的学术和政治活动都是围绕该问题展开的。凯尔纳认为，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与民主紧密相连，马克思一生追求的目标也是人民民主，但是，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他坚信，“只有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成为当前东西方民主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形式”[7］。凯尔纳还提出一种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新见解，那就是看哪一个更民主。从历史事实上看，前苏联由于片面追求生产力的发展，忽视了民主政治建设，最终导致了解体，这个惨痛的教训充分说明了民主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凯尔纳强调民主与社会主义的联系是有一定道理的，马克思本人的确十分重视民主政治，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就严厉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权力观并将民主视为政权的最高形式；在随后的1848年革命中，他坚决支持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并主张将其引向民主社会主义；在1871年总结“巴黎公社”运动的经验时，他又支持巴黎委员会成员的普遍统治和管理，并称其为“最后发现的工人阶级解放形式”；1872年在海牙，他强调了不同发展中国家可以有不同的通向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8］。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民主仅仅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层面，如果忽略了其他层面（如生产力）也是不对的，凯尔纳正是在这一点上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沼。

另一方面，凯尔纳认为马克思对民主社会主义本身的理解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他向我们暗示了这样一种制度：工人们在其中能够自我管理并民主地参与各类社会、政治事务。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凯尔纳尖锐地指出，民主应为社会全体公民享有，而不应仅仅限定在工人阶级身上。同时，他还反对把民主局限在生产领域的做法，认为民主应该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显然，凯尔纳在这里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正是后现代主义者提倡一种更加多元的、非中心化的、多样的主体性形式；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强调工人阶级的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元叙事”，是对其他社会个体的排斥，他们更倾向于由个体自主活动构成的多元的日常生活世界。当然，凯尔纳并没有完全听信于后现代主义，他清醒地意识到后现代主义的民主观有四大缺陷：（1）忽视、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官僚统治和社会不公；（2）其差异和非中心原则无法与自由主义区别开来，很容易走向无政府主义；（3）其民主理论过于强调微观领域，不可避免地将人们的斗争视角转向社会的琐碎方面，从而忽视某些更为重要的问题；（4）后现论阻碍了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之间的政治联合。不难看出，在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上，凯尔纳试图综合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走一条中间道路，这也不失为一条理论进路。

上面的讨论其实已经牵涉到阶级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概念，凯尔纳首先是认同的，他指出，“在美国（或多或少世界其他地区）刚刚过去的12年里，富人和穷人之间、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阶级裂痕进一步拉大了，在这种可恶的阶级现实面前宣称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过时显然是彻底错误的”[9］。但是，认同并不代表完全赞同，凯尔纳说：“虽然忽视阶级的中心地位以及阶级政治学的重要性是错误的，但是，当今的激进政治学应当比最初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具多元文化特色，更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种族和性别上，更应当具有广泛的基础”[10］。显然，凯尔纳不满传统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优先地位的强调和对种族、性别等问题的忽视，在这一点上，他与另一位晚期马克思主义者德里克的观点十分接近，后者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存在问题，这主要表现为一种简化主义，即假设所有其他社会关系产生的问题都可以化简成阶级问题。

最后，我们来看看凯尔纳对马克思革命理论的修正。就最直接的含义说，革命是政治制度或社会结构最激烈的替代方式，但在凯尔纳那里，革命却被软化为一种民主变革（运动）。我认为，凯尔纳在这里是要有意弱化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这种误解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做出了具体设计。有趣的是，从社会革命转向社会批判，这倒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特征，如果说在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等人那里我们还能隐约地看到“革命”的影子，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随后的发展则反讽地实现了科尔施的一句话：“一个统一的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理论被变成了对于资产阶级的经济秩序、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教育体系、资产阶级的宗教、艺术、科学和文化的批判”[11］，凯尔纳显然是无意识地陷入了这个理论怪圈。

说到革命问题不可避免地要论及革命主体，尽管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关心的老问题，但在无产阶级日益被资产阶级社会整合的情形下似乎显得更为复杂了。凯尔纳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以革命主体性概念代替革命主体概念。为什么要否定“革命主体”呢？这要从马尔库塞说起。在阶级问题上，马尔库塞是反对工人阶级概念的，他强调说：“随着资本主义结构的转变，阶级和阶级形势也随之改变，没有什么比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使用抽象的工人阶级概念更不合时宜且危险的了”[12］，原来，马尔库塞在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进行了区分：前者指的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阶级，从历史背景看，它反映的是19世纪中叶英国工业工人的状况；后者指的是被资本主义社会同化且丧失了革命性的阶级，尽管这时阶级压迫依旧，却不再以原始和粗鲁的形式表现出来。在马尔库塞看来，无产阶级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具有双重性质，首先，它是一个社会经济范畴，在此意义上它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工业工人异化劳动的场面，反映的是资本对劳动的强制关系以及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占有关系；同时，它又是一个政治范畴，这时无产阶级被暗示成一种革命的阶级，一个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大政治力量。马尔库塞的结论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无产阶级的确是一个革命阶级，这是由当时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决定的；但是，一俟工业工人们接受并受控于资产阶级的需要和价值，他们就不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革命主体了。凯尔纳基本认同马尔库塞的上述看法，但却认为他做得不够彻底，因为马尔库塞始终没有放弃对革命主体的追求；更进一步，凯尔纳认为将革命优先权先天地赋予任何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做法都是非法的。具体原因有两个：首先，当前复杂的社会形势决定了人们根本无法赋予任何阶级（群体）革命的优先权。如对工作的反抗既可以发生在工厂，也可以发生在办公室和学校，甚至可以发生在家庭中（激进妇女对家中男权的反抗）；反战、反核武器、女权主义、环境主义等激进社会运动几乎涵盖了所有的阶级、阶层和群体，不但有新老“左派”人士，还有教堂神职人员、工会甚至保守分子。其次，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女性、少数派、学生等阶级和社会群体已经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碎片化了，他们同时拥有激进和保守两种政治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甚至连谁更具革命性都无法识别[13］。总之，凯尔纳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已不可能确认出任何革命主体，“当社会变革事实上来自于不同群体和不同斗争时，仍坚持一种优先的革命主体将是一个错误”[14］。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否定之后必是肯定。凯尔纳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主体理论提出了质疑，却丝毫不曾否认革命发生的可能性，他强调：“革命理论的作用在于分析斗争中的各种社会力量和组织，指出哪些是普遍利益的代表并能够承担解放和激发社会变革的重任。”[15］必须指出，凯尔纳在这里并不是想重新设定一种革命主体，而是要强调不同的社会运动往往拥有不同的领导者，如女权主义运动的代表者不可能是环保主义者，代表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运动只能由工人阶级领导等等。凯尔纳在这里也不是要坚持一种流动的革命主体概念，而是彻底地以“主体性”代替“主体”，他强调说：“指定一种革命主体性的本质和条件是重要的，这种主体性是一种普遍化的意识，它将塑造人们的社会需要并把它转换为一种政治行动，它还能预设出一种令所有人过上美好生活的价值、制度和实践。”[16］从激发社会变革这一目标出发，凯尔纳认为当前社会需要一种标准的、普遍化的意识来对抗需要批判和超越的虚假意识，而这就需要一种普遍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能够有效地把革命意识传播给每一个社会成员，并及时形成一种有利于社会变革的普遍意见和普遍行动。我认为，凯尔纳在这里是想以“主体性”概念解决困扰“左派”政治实践的一个难题，在他看来，当前“左派”面临的最大挑战即是如何把各种群体的不同斗争联合起来，为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奠定基础。这个初衷固然不错，但我们不禁要问，单凭一个“主体性”概念就能实现社会变革的政治目标吗？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凯尔纳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作为重建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凯尔纳注重的是在当代重建马克思主义，所以他在总体立场上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不过，在强调与具体条件相一致的手段和方式时，他认为时代环境的变化脱离了马克思的预见，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理论进行修正。当然，我们并不完全认同凯尔纳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修正，如他认为马克思仅仅把民主限定在生产领域和工人阶级身上的说法就是一种偏见，其实，马克思在强调工人阶级民利的同时，丝毫没有忽视其他社会阶级和群体对民主的享用。另外，在革命问题上，凯尔纳彻底否认革命主体的做法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我们认为，工人阶级仍是当前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力量，尽管目前革命时机尚不成熟，但它作为一种潜在的革命主体还是在场的。最后，凯尔纳对社会主义民主性质的强调也有失偏颇，因为他同时滑向了忽视生产力的另一个唯心主义极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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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道格拉斯•凯尔纳．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终结[A] ．[闫月梅译] ．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C]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26, 27, 32．

[11]卡尔•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 ．[王南等译] ．重庆出版社, 1989．28．

[12][13][14][15][16][转引自]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M] London an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Macmillan 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302, 315, 315, 317, 317－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