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转型中的日本

从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泡沫的破灭，日本经济开始陷入持续的衰退之中。国际上普遍认为，面对大规模不良贷款，日本政府犹豫不决，反应迟缓，没能采取彻底有效的措施，从而使日本陷入“流动性陷阱”之中。整个90年代，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1.4％，日本国内将其称作“失去了的十年”。

然而，我们没有必要过分悲观。以泡沫经济的崩溃和自民党单独执政局面的结束为分界线，日本进入了一个制度大转变的时代。曾经运转良好的旧制度已变得过时，并正根据新状况作出调整。但由于制度的固有性质和既得利益的阻挠，因此转型过程是缓慢的，而且经常是潜移默化的。

在理解各种各样经济现象的差异时，必须考虑制度的因素。或者说我们所需要的制度的“概念化”必须有益于我们理解各种经济现象的差异。在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等领域中，包括政府在内的参与者之间产生战略互动，这种博弈最终产生稳定均衡且自我约束的“游戏规则”。这就是制度，是人们所共享的观念，反映了各个领域里产生的平衡状态。

终身雇佣制、主银行制、企业集团（keiretsu）、官僚多元主义（bureaupluralism）等就是这样一些被人们普遍拥有且稳定维持的观念与规则。

制度往往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单单靠法律等外力是难以改变的。然而，当受到外部冲击，这些曾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规则出现问题时，制度便陷入危机。此时，某些参与者开始寻找、试验新的规则以取代之，而其他人却试图维护其既得利益。在这种争夺过程中，任何一方都可能取得主导地位。要么是制度停滞，要么是制度演进。

现时的日本正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

信息技术革命给日本带来了冲击。此外，日本面临劳动人口萎缩的问题。2005年日本劳动人口将达到最高点，此后将以年均0.5％的速度下降，这将降低日本年均GDP0.3％的增长率。

以IT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今天的PC同10年前相比已经大不相同。然而由于捆绑式的内部软件生产不计入投资，因此日本的GDP被低估了。如果就全要素生产率（TFP）与美国进行比较，其投资则被低估1％，增长率被低估0.7％。

信息技术还将我们带入了“模块时代”。复杂系统可以通过将不同的准独立模块以一定规则组合，从而实现演进式构建。每一模块都可独立改进，促进整体系统的改善。

在这种新形势下，以关系型伙伴间的持续协调改进以及人与人之间持续联合为特征的终身雇佣、企业集团等传统的日本模式开始过时。计算通信系统、零售和家庭运送服务等行业出现新的模式。

以多样性与模块化为共同特征的动画、娱乐、时装、广告等“软” 产业已经崛起。去年，日本对美国的文化产品出口为钢铁的五倍，在过去10年内翻了三倍，达125亿美元，而同期制造业对美出口仅增长20％。

社会不同领域内的制度是相互补充相互加强的，因此相互关联的制度才变得坚固而难以改变。即便如此，随着金融供给的多样化，网络空间中信息随手可及，主银行制度失去了核心地位。现在，日本40岁以下的雇员对组织忠诚度下降，年轻人雇佣期限逐渐缩短，终身雇佣也开始改变。制度的强“互补性”正在向多元化转变。

像经济制度一样，日本的政治体制也正在经受着冲击。以利益集团、官僚和政客的双向三方勾结的“铁三角”以及社会各领域阶层的利益集团共同构成的官僚多元主义制度，通过内部利益关系的调整，曾经以价格差、财政转移、限制市场参与等机制保障了收入的平等。但随着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这种机制难以为继。诸多利益集团在议会中的影响开始弱化。

为了维持该制度，财政赤字大量积累，官僚多元主义的营运成本被转嫁到后代身上。巨额财政赤字到2020年后便难以为继，社会保障体系危机重重。这就必将造成潜在的代际间政治冲突。

为此，税收、支出机制、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财政决策集权化和预算及支出控制的分权化则极为重要。这也将要求民族国家形式的根本性变迁，如官僚、内阁、政党、利益集团和投票人与纳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

制度转型中的日本向何处去？盎格鲁－美国模式？修正的官僚多元主义模式？或者是在包容多元组织模型与政治参与竞争间权衡？无论如何，通过政府在选举上的变化达到公共政策领域的试错是可能的。

制度转型的过程是渐进的，这一过程甚至需要经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而且转型的方向也不甚明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正在经历根本性的制度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