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战胜现实 科幻让人年轻

“在瑞典，你会有很多机会和‘主流’作家们交流吗？他们会把主流的奖项发给科幻作家吗？”在三里屯老书虫书吧的国际文学节活动结束后，我和来自瑞典的美女科幻作家Karin Tidbeck走在路上。她一边推开桂林米粉店的店门，一边答道：“我有时也会和‘主流’作家一起参加活动，但我觉得他们多数人都很无趣，我更喜欢和科幻作家在一起。你写什么东西，会影响到你的思考，写科幻的人在一起会更有共同的话题。”

“科幻能让人年轻。”我边吃米线边说。

“是的！”她带着顽皮的神情故作严肃地说，“可能怪异的想法让人保持年轻。”

“也许想象力和好奇心能帮助身体保持活力吧。

“我想，当人们停止思考的时候，就开始衰老了。”

这是我们今晚愉快话题中的一个，在地球两端的人，因为科幻而相见。此前，瑞典在我脑海中主要意味着《长袜子皮皮》和伯格曼、诺贝尔和他让中国人又爱又恨的奖。后来我才意识到瑞典人创造的很多东西早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爱立信、宜家、沃尔沃、蓝牙技术、H&M、利乐包装……顿时对这个人口不足一千万的国家心怀敬意，他们用半个北京城的人口数量做了这些事。

Karin Tidbeck送了一本《Amatka》给我。去年出版的反乌托邦小说，讲的大概是1970年北欧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诗人们用语言来颠覆现实的故事。书的扉页上写了一句：For language's victory over reality.

“人们总是会梦想一些东西，但有时会担心他们所梦想的会变成噩梦，于是有了反乌托邦。那么瑞典科幻作家为什么喜欢写反乌托邦？他们在担心什么？”其实在中国也有很多人说瑞典那样的北欧国家早已经进入共产主义了。“从摇篮到坟墓”不正是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们每天梦想的吗，而他们却在写反乌托邦，这让我有些不可思议。

“也许是因为美好的故事不够有趣吧，人们的生活比较安宁，所以就喜欢写些黑色的未来。人们在反乌托邦里害怕的仍然是那些议题：被权力控制、自由的丧失，等等。和地理环境也有关系，阳光见得少，所以喜欢吃糖，抗忧郁。”她回答。

“抑郁症是个大问题吧？”我想起她的小说《I have placed my sickness upon you》，讲的是精神疾病患者把自己的忧郁、焦躁转移到“替忧羊”的身上。

“是的。我父亲是心理医生，每天接触很多有精神疾病的人。所幸，在瑞典人们对抑郁症并没有什么歧视，人们能够正视问题。”

“在中国，很多人还不了解抑郁症，他们拒绝看医生，害怕被别人看成怪物。”我说道。

“因为我写科幻和奇幻，我父亲为我的精神状况感到担忧。”她开玩笑地说，“其实他们为我自豪，也很支持我，说我写得很好，但谁知道他们真实的想法是怎样的。你呢？”

“差不多，我的父母为我骄傲，他们也会尝试去看我写的，但是看不懂我在写什么。”

“通过讲故事，我重新认识了这个奇怪的世界，也了解了自己。”她很严肃地说。“没错，写小说也是一种自我治愈。”我深有同感。

后来她提到了瑞典一种“角色扮演”的游戏，不单是服饰上的cosplay，还要完全把自己想象成那个角色说话行事。我告诉她中国也有类似的游戏，有一些人正在中国的twitter——微博上扮演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三体》中的“反人类”的人类组织ETO，他们是从三体星到来的外星上帝，来消灭人间的暴政呢。她觉得非常有趣，说：“Awesome！”

和中国一样，在瑞典，除非你是个已经有名的“严肃”作家，否则人们仍然会认为你的科幻不是“真格的”文学，倾向于把它们打发到儿童文学的阵营。她那本反乌托邦作品明明是给成人看的，可是也是在做儿童书的出版社出版。现如今，她写新故事都用英语写，这样会有更多的读者。我建议她可以再学学汉语。

在活动现场，有读者提问：“科学家写科幻是不是更好？”Karin说：“不同层面的读者追求不同的阅读体验。”我补充道：“是的，有很多文科背景的作家写出很了不起的科幻，比如美国的勒奎恩，还有传言说她有希望得诺贝尔文学奖呢，可瑞典人为什么不给她发奖呢？”Karin笑着代表瑞典向大家表示了歉意，还开玩笑说因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是傻瓜。

谈到本土科幻作品中的欧美元素，Karin说：“瑞典有古老的神话土壤，如果故事中使用的都是本土的名字，会让人觉得像是为儿童讲的故事，所以有些作家会用英美人物的名字。”但她还是认为，应该立足于自己的民族文化。我说：“科幻不是中国的土特产，实际上连中国的现代化都是在模仿西方中摸索自己的道路。”

有人问：“其实美国科幻中也有很多日本元素，你们怎么看？”我说：“那可能是因为日本人在高科技，比如机器人方面很厉害吧，而且，据说，在日本经济最好的时代，他们甚至认为自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所以日本可能代表着对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秩序的一种挑战吧。但现在，日本今非昔比了。现在人们都在谈论中国要买下整个世界呢。说不定未来会有更多中国元素出现在美国科幻里，谁知道呢。”有几个老外们笑了，他们听懂了这个笑话。

Karin说，现在的瑞典也不比从前了，以前不需要交钱的某些福利现在也要开始要花钱了。这大概是经济不景气的原因吧。本来嘛，那样悠然的生活怎么能跟中国人勒紧裤腰带创造GDP奇迹的模式相抗衡呢？连西方的一些学者，不也都认为中国的崛起将会挑战进而改造白种人主宰的世界秩序吗？仅仅在北欧实现共产主义那不太合适吧，要全人类走向更公平的生活，中国的崛起将为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提供动力呢。所以，未来的乌托邦也好，反乌托邦也好，没有中国人，好像已不太有说服力了。

但真的会那样吗？虽然孔子学院遍地开花，但在跨越语言时人们仍然在借助英语来交流呢。吃饭时，我又提起了Facebook和Twitter。“你知道吧？在中国它们都被屏蔽了。但我们都有自己的替代物。微博上许多人气很旺的博主，拥有几千万的粉丝，这是twitter难以比拟的吧？”

万里长城是我们修建的，没错，虽然一百多年前了皇帝，但我们仍有自己的王国。虽然是美国人最先登上了月球，拍的第一张照片用的是瑞典人的哈苏相机，但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Google，在中国是打不过百度的。

“它们喇叭轰鸣着，不是为了让别人让路，而是为了彼此作伴。这些了不起的烂醉甲壳虫，在集群中宣示着自己的位置。”Karin在她的博客上如此描写她眼中的北京道路上的汽车。那么，假如有一天，像科幻作家潘海天构想的那样，北京以外全部飞起了，剩下的两千万人能否重建人类文明呢？我们又会造出什么样的美丽新世界呢？在回来的地铁上，我陷入了深思。眼前那错综复杂的地铁线路图，如某种会自己生长的庞然节肢动物，向着没有忧郁症的未来欢快地伸展着触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