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春天从那时开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经济的迅速发展、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出现、党的各项文艺方针政策的落实，大大地促进了文艺的繁荣。一大批作家、编辑家重返文坛，带动新一代作家成长，文学迎来了春天。

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的时候，作家王蒙正受《人民文学》杂志的委托写一篇报告文学，正好就在北京逗留。他接到通知去新侨饭店开会，这个会是关于为一大批曾被判定为“毒草”的作品，其中就有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当年岁末，《光明日报》副刊发表了王蒙的《〈青春万岁〉后记》。

王蒙谈到，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文学的革命化与作家的革命化达到一个高峰。但是革命胜利后的作家与文学怎么样开辟自己的路，我们没少付出艰辛。到了“”时期，“三突出”、“一号英雄人物”、“样板戏”、“高大全”、“三结合”……这些今人已经忘记的律条，几乎把中国的文学推向了死胡同。而后是现实主义的恢复，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创作，当然其中也不乏各种争议等。王蒙说：“天道有常，与时俱化。今天的文学生活空前的多样化、个性化，同时也纷繁化了。表面上看不那么振聋发聩，不那么煽情轰动了，而且经济生活的活跃、物质需求的增长似乎正在冲击着精神家园的文学。怎么看？怎么办？我认为，好戏还在后面，中国的文学正在寻求新的突破与生长。”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家邓友梅得以彻底，并重返文坛。当年，他发表《我们的军长》这篇描绘将军战场经历的佳作，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随后发表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也是一篇描摹革命战争风云之作，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邓友梅感慨地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这些人在文学中获得了新生，重新得到机会把生命和理想注入作品，并将其回报给社会。在那段时间里，重返文坛的作家们积累20年的生活经历和思想“井喷”出来，带动和鼓舞了新一代作家，可以称得上是新时期文学的“火种”时期。他说：“改革开放30年来，文学事业越发展越兴旺，文学氛围也越来越轻松。很多年轻人比我们写得好，并取得更高的成就。这样的局面就是从那时候开头的。”

时任《人民文学》杂志编辑的周明回忆说，1978年1月，《哥德巴赫猜想》在当期《人民文学》刊出，迅速在科学界和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这篇报告文学把陈景润从传说中的“怪人”还原成了一个正常人，在塑造科学家形象方面走在了时代前列，让“臭老九”第一次成为了报告文学的主角，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在其后的若干年里，《人民文学》陆续刊发了大量有突破性的、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的优秀作品。那段令人难忘的岁月，可谓《人民文学》的黄金时代。周明告诉记者，在那个年月，每逢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总是报告文学作家最先捕捉到相关的创作题材，创造出一大批与时俱进的优秀作品，反映当时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问题。作品一方面起到鼓舞人心、推动生活前进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反映“冤假错”案的问题上也功不可没。报告文学以其“真实性”打动了读者，也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报告文学作家队伍在那时异军突起，是当时文坛不可忽视的创作力量。

时在《文艺报》工作的阎纲回忆1978年《文艺报》复刊时的情景。他说：“大家挤在一个大房间里，热气腾腾，像个大磁场。马路对面文化部研究室的江晓天、顾骧、郑伯农、刘梦溪等一帮笔杆子，也归冯牧领导，我们像一家人似的，言必‘思想解放’，语多‘文坛动向’，聊着聊着一个热门话题就有了。我们欢呼‘天安门诗歌’扬眉剑出鞘，否定单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论，讨论作家‘干预生活’是‘歌德’还是‘缺德’，为革命现实主义呐喊请缨，惊呼短篇小说的新气象、新突破和中篇小说的新崛起……其势如地火之奔突、狂飚之卷席，葳蕤春意遍于华林。《文艺报》举办了几期‘读书班’，适时地壮大了评论力量，被誉为《文艺报》的‘黄埔军校’。”

中国文学从此开始了新时期，走上了欣欣向荣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