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平衡性转移

转移支付向一般性倾斜，是今年的年中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的一个“重头戏”。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这种做法，会对各省财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东西部是否会经济失衡？横向转移支付的有关问题如何解决？之前的专项转移支付又将何去何从……这些，都是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地方要遇到的现实问题。

据此，本刊记者采访了陕西省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武永义，请其作为财政研究者，和西部财政的见证者就这些现实问题逐一分析。

政策的先行准备

《新理财》：武所长您好，想请您谈一下关于本次转移支付改革，我们陕西财政作为西部代表省份，会以一种什么方式做好准备？

武永义：谈不到准备。转移支付改革，是我国财税改革的一个重点，也可以说是一个突破口。我们暂时先不说陕西，从全国层面来讲，转移支付改革压缩了专项转移支付，首先符合中央财政对于放开地方财政自主性，更多的去调动地方财政积极性的要求，也符合楼继伟部长所说的激励相容原则。

这个政策虽然是好的，但由于我们的政策修改周期比较长，所以在出台一个正式的政策之前，还是希望中央财政要搞好政策前期的调研，测算等等工作，让一个政策的生命周期相对延长。

《新理财》：您指的调研测算，主要指哪些方面？

武永义：转移支付是一个很专业化的领域。它不是我们说简单粗暴的分钱，西部穷就多给一些，东部富裕就多拿一些，不是这么简单。现行的转移支付分配方法是因素法分配，但这个因素法，我认为应当需要进一步完善，才能符合现有的改革趋势。

《新理财》：比如说？

武永义：比如说我们陕西，我们只是做一个客观的学术讨论，还有其他的一些省份，他们是有很丰富的资源的，比如山西，新疆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称为资源大省。以前因为这些省份有资源，因此就将他们的转移支付层次调低了。实际上由于总部经济等等原因，这些资源的开采受益最大的并不是地方财政，而是中央财政。地方并没有我们想象中拿到了那么多的资金，而且现在各地都在出现资源枯竭型城市，这些城市的生存状态也非常之差，他们也同时缺少中央财政的支持。因此我认为，在考虑因素法的时候，也应该将这些复杂的客观情况考虑进去。

而这还是我说因素法的仅仅一个实例。其他的你比如说扶贫共建的一些项目区域，比如一些科技效益外溢型的地区等等，打个比方，这就像GDP总量和财政收入之间的分歧，GDP高，财政收入不一定就高。所以我认为因素法还有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的空间。

横向与纵向

《新理财》：那么我们从政策谈到实操。作为西部大省，陕西省对于现行的转移支付体制有哪些看法？

武永义：我个人觉得，转移支付体制的改革，是一种地方事权和财权的再细分。它本身就是一个地方均衡性的政策，那么它要起到的作用也就必然是平衡财力。而现在有很多资源它是不平衡的。比如河北省对于北京的水源、环境、资源保护，它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它收到的平衡性财力，是不成正比的。说大一些的工程，比如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说到我们陕西，商洛的水资源，就是供给北京的。这一路上的资源等等消耗，它是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的。还有矿产资源、煤气油等等资源……这些资源有些人说需要在横向转移支付上得到补偿，有人说需要中央财政加以倾斜性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但在实际情况中，这两点都是没有做到的。

其实还有一个研究了很久的问题，就是教育问题。陕西省的高校资源占全国第二，可以算是一个教育大省。但我们的教育资源是为全国培养的，现在财政每年在教育上的投入越来越多，我们认为中央应当考虑到地方的这种负担。

《新理财》：您认为，中央在转移支付的改革过程中，除了这些客观因素，还应当考虑到地方的哪些呼声？

武永义：我认为还是应当要贯彻转移支付改革的一个基本，就是让地方拥有更大的事权和财权。这次改革的具体执行方案也是以省为基础，我觉得，这就是中央在保障地方既得利益，保护地方建设发展的积极性所做出的现实努力。

地方为主体

《新理财》：刚才您提到了，本次改革是以省为主体来执行的，您如何理解这种中央释放给省级财政的政策信号？

武永义：我认为这是顶层设计的高明之处。以前我们说有很多政策是“一刀切”，对地方财政和地方政府的执行造成了一些客观上的困扰。那么这种以省级为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实际上是不仅下放了地方的财权，也是为地方事权的下放提供了一次试点。

我认为，这种事权的下放，有几个好处：第一，更为接地气。因为信息壁垒的问题，省级财政是肯定比中央财政了解辖区内细节情况的。这样政策就更加细化，也不用浪费中央财政宝贵的精力。省级财政来掌握政策的具体执行，它的细致程度甚至可以达到乡镇一级，这是中央制定政策时所无法企及的优势。

第二，更为灵活。由于现在省管县政策的大力推行，省级财政部门在制定政策之后，可以及时把执行情况反应给省级，如果有不妥之处，可以及时改正。这样就免去了很多不必要的上报机制、审议过程等等。它也就更符合一个地方的发展方式。

但这两点好处背后，实际还有一个问题：财政资金不足。我们一直有越基层财政越不好过的说法，这是一个事实。很多时候基层财政，比如说一个县想做什么，它是很难拿出资金的。虽然说集中财力办大事，但财力短缺，是现在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呼吁在事权下移的同时，财权也要下移。给基层财政更多的财政自，才能有更大的建设积极性。

《新理财》：有这么一种说法，一般性转移支付改革以后，要逐渐减少专项转移支付的比例。您认为这种说法应当有什么样的限制？

武永义：专项转移支付，是历史客观性的存在。逐渐减少是正确的，因为很多专项资金逐年都在固化，这些固化的资金转移到一般性转移支付，这很正常。但有些资金就不能列入一般性转移支付。比如结构政策导向性资金，这是中央财政对于地方发展的一种态度，这笔资金就必须用专项的方式体现。考虑到政策执行效率的问题，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也必须采用专项的方式拨付并监督。所以说政策的研究要客观，要细致，以偏概全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