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思潮变动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进路与思考

摘 要：梳理当代社会思潮变动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进路，主要围绕当代社会思潮的产生发展、流派特征和转型趋向以及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维护路径及其重大意义等问题展开。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必要性、有效途径和制度保障，以及当代社会思潮变动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也有必要进行更深入地研究。当前学术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虽然已取得了一些丰硕成果，但同时也存在轻视基础理论研究、轻视民间立场考量、轻视实践层面普及和轻视系统研究视角等四点不足，另外也还有诸多现实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与拓展。

关键词：当代社会思潮；意识形态安全；研究进路

作者简介：孙晓晖，广东商学院政治与教育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广东 广州 510320）

伴随当代经济社会的转型深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相比，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是各种社会思潮发展最为活跃的时期。进入当代社会转型期，除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其他各种社会思潮纷纷登场。不同的社会思潮代表着经济社会领域中的不同利益和价值取向，相互之间交锋激烈，竞相争夺话语权、主导权和合法性，并试图影响现实。因此，它们必然会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形成挑战，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遭遇冲击。因此，有必要梳理当代社会思潮变动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进路，对深化研究进行前瞻性思考。

一、当代社会思潮变动问题的研究进路

何谓社会思潮？一般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反映某一阶层的利益要求、以某种理论学说为依据，得到广泛传播并对社会生活产生一定影响的思想趋势或潮流。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现象，社会思潮是经济政治生活的“晴雨表”，也是判断一定时期意识形态状况的“风向标”。

1. 主要流派

关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由民间形成的社会思潮主要流派。主要有“三大社会思潮”、“四大社会思潮”、“五大社会思潮”、“六大社会思潮”和“社会思潮”五种说法 [1 ]。

“三大社会思潮”说是指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 [2 ]，还有一说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民族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 [3 ]；“四大社会思潮”说是指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和 [4 ]；“五大社会思潮”说是指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保守自由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 [5 ]；“六大社会思潮”说即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左派、新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 [6 ]，“社会思潮”说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老左派、新左派、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新儒家 [7 ] （209）。

2. 变化转型

社会思潮是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动态综合，是重要的社会意识现象。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的深刻变动与社会意识的变化转型不无关系。深化对社会思潮意识特性的认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当代社会思潮的变动情况。

关于当代社会意识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的改革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也使社会意识发生了改变。随着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生成，国家统治的任务发生重大转移；价值观的转换对原有以群众为基础的社会治理结构形成了冲击，基层政府需要更高的成本去动员群众参与基层稳定治理 [8 ]。大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主导意识从“纯而又纯”向“常识”回归 [9 ]，反映着当今的时代精神：社会大众意识在主体性得到增强的同时，出现了多元化趋势。

关于当代社会意识的转型。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意识的嬗变过程呈现出三大特征：阶段性、多样性和非理性，究其根源与执政党改革开放的政策创造物质基础、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创新提供宽松空间以及社会各界对“”的反思而寻求新的解释理论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深刻转型表现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实践功能、整合方式和追求目标等方面都发生了转变，在重大价值信念上作出了明确调整；在相对宽松的思想氛围或文化环境中，民间社会意识形态日益多元化、多样化和多变化；影视媒体、数字化信息和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导致了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影像化或感性化 [10 ]，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并非处于不安全状态，而是进入了空前活跃、繁荣和健康发展的时期。

3. 特征趋向

关于当代社会思潮的特征。主要有三种说法：“五大特征”说认为具有理论性、现实干预性、广泛传播性、潜隐性和非主流性等鲜明特点 [11 ]；“六大特征”说认为具有空前的多样性、极度的复杂多变性、多元共生相互吸收、更加关注现实利益、更加重视话语权的争夺以及更加平民化等特征 [12 ]；“九大特征”说认为具有政治性、群体性、理论性、实践性、运动性、时代性、社会性、民族性与地域性、国际性等 [13 ]。社会思潮的一般特征是现实性、流动性、能动性和综合性，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有着自己的特质，即多样化基础上的时空压缩。因此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就更加密切而复杂。

关于当代社会思潮的趋向。当代社会思潮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个领域同马克思主义争夺话语权，企图影响我国社会的整体走向；同时呈现出着意诠释中国的现代性、以学术策略吸纳民间力量、宣扬知识精英的理性统治以及用唯心史观置换唯物史观的共同特性 [5 ]。事实上，思潮多元化是未来中国民主多元制衡机制的社会先决条件；社会思潮的多元并存，不经意中形成事实上的百家争鸣趋势；中国民间思想的多元制衡格局业已形成。对于出路，应在以批判的精神改良社会体制的同时，更应以哲学的反思精神去进行文化创新。这是因为当代中国虽存在各种社会思潮，但民众没能形成关于改革的共识，导致思想危机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危机。恰如胡伟希所言，处于21世纪的今天，意识形态对峙与斗争的时代已经终结，曾经影响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社会思想应当达成和解，并且实现由意识形态到社会理论的转变 [2 ]。

二、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进路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安全的灵魂所在。近年来，随着网络社会、风险社会的日益来临以及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发展，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逐渐凸显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1. 内涵界定

对于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内涵界定，从不同的视角可以有不同层面的解读和见解。大体来看，主要有三种界定思路。

一是状态论。即将意识形态安全理解为一种状态或能力，具体是指一个国家主体意识形态地位不受任何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 [14 ]。更具体地讲，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主要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受来自外部或内部因素的威胁、侵蚀以至同化，并能保持稳定存在和健康发展 [15 ]。

二是本质论。意识形态安全的本质，应该站在人的角度来说，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因此，所谓安全的意识形态从理想的角度来看，是指一个群体或集团所接受的思想体系，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能够给行为者带来稳妥的物质生活水平，稳定的人身安全以及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睦相处及互通有无 [16 ]。

三是系统论。作为国家安全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安全具体包括道德安全、舆论安全、理论安全、政治信仰安全等 [17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包括道德的安全、政治信仰的安全和的安全 [18 ]。在本质论的基础上，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可以概括为四个层面（或层次）：与社会客观规律的契合程度、与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协调程度、对人们生产生活及社会良性互动需求的满足程度、与精神世界其他领域的兼容程度。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主要从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方面进行解读，通过“意义论”视角探讨其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19 ]。

2. 面临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面前，面临着严峻的威胁和挑战。从现实来看，主要有来自市场经济、全球化和网络时代三个方面的严峻挑战。

一是市场经济的挑战。市场本身的缺陷造成了经济与道德、整体与个体价值的冲突，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实用主义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滋生蔓延，尤其是部分产业工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和马克思主义信仰趋于弱化，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造成极大的挑战。事实上，市场经济建设使国内社会结构出现多层次化，利益群体发生分化；人们的思想意识多样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二是全球化的挑战。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面临来自社会主义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内部挑战主要有经济建设的赶超压力、政治领导力量面临考验和文化价值认同出现困难；外部挑战主要有思想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遭到渗透侵蚀、政治上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备受攻击、经济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经济面临扩张威胁和文化上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及民族精神存在被入侵的危险。事实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化了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攻势，通过信息霸权地位、消费主义、国际教育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援助项目等更加隐蔽化的方式，不断推行“文化殖民”政策，导致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和社会价值共识的缺失。因此，全球化形势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主要可以概括为政治制度和国家政权、文化建设、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这三个方面。

三是网络时代的挑战。一方面，网络技术使西方国家占据了“信息强势”地位，为实行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了便利，同时使我国控制国内舆论导向的难度加大，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种种挑战 [20 ]。另一方面，网络社会在转型中国逐渐生成和发展，日益展现出对实体社会的重构力量 [21 ]；网络时代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开放性网络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流地位的挑战、信息网络化对我国传统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的挑战、网络垄断化对我国意识形态防御能力的挑战等。总之，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已成为我国意识形态的新领域，网络信息传播的特点使互联网成为一些国家和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攻击的工具；面对网络意识形态多样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遭遇认同危机。

3. 维护路径

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最终落脚点在于如何切实地加以维护。从不同的问题视阈出发，可以提出有针对性的不同思路和对策。

一是从文化软实力出发加以维护。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对形形“中国”的干扰，要高度重视和加快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具体来讲，应强化“文化走出去”战略，争取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提高现代传媒体系的质量和水平，抢占意识形态斗争制高点；建立健全批判“文化侵袭”的长效机制，积极开展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在多样思想文化并存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从而有效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22 ]。与此同时，应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毫不动摇地坚持主流意识形态。

二是从制度化变迁出发加以维护。尽管我国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是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社会转型形式，但在这一过程中仍须注意把握好舆论讨论准备、标志性事件宣传、人口结构变动、公众注意力调整、群体良性互动架构等方面的事项和规律 [16 ]，最终使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带来的意识形态不安全成本降至最低。

三是通过转换思维视角加以维护。面对挑战，如果一味依赖于传统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用躲避甚至拒斥或对抗的做法来保障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不仅无助于问题解决，还会造成意识形态领域的封闭和意识形态功能的弱化。因此必须转换思维视角，重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开拓新的主流意识形态要素资源，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相融合，使之切入发展实际，表征新的时代精神 [23 ]。

四是通过建构机制体系加以维护。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需要从运行原则、运行动力、运行途径和保障环境等几个方面完善政治意识形态安全机制，实现意识形态安全机制的现代化。具体而言，一是在政治性与社会性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实现主体意识形态的内在化；二是增强政治安全意识，正确发挥意识形态功能；三是在文化全球化中提高与多元意识形态长期相处共存的能力；四是在国际交往中既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又要警惕西方的西化和分化；五是在各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中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六是让世界了解中国，通过中国文化的辐射扩大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24 ]。

三、社会思潮变动与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结合研究

近年来，对改革开放条件下社会思潮的变动及其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之间的关系问题，研究进路主要围绕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现阶段如何应对各种社会思潮挑战以及如何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等问题展开。

1. 相互关系

一是趋于复杂。社会思潮是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相互转换的桥梁，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中起着“晴雨表”和调节器的作用；当前社会思潮日益多样化，更加关注现实问题，影响力增强，分化趋势加快，彼此间相互影响增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愈加复杂 [25 ]。进一步讲，社会思潮与社会意识形态同属于社会意识现象，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而复杂的。这一点可以从二者的构成要素及发展方向、社会地位及作用影响等方面加以证实。

二是有利有弊。社会思潮一方面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某种冲击和威胁，损害、侵蚀它的权威地位和指导功能，甚至动摇其上层建筑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思想材料，使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得以补充和完善，可谓有利有弊。

三是斗争合作。由于彼此间有着共同和不同的诉求，求同排异，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既斗争又合作，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在这场角逐中，主流意识形态凭借政权的力量，无可争议地占据着绝对优势，其他几种主要的社会思潮自由主义、新左派和民族主义力量随着经济政治形势及民众的呼声而此消彼涨。

2. 核心引领

一是解读模式。主要有“内部延伸式解读”和“外部推进式解读”两种解读模式 [26 ]。前者从当代社会思潮的性质、特点和影响等问题说起，充分论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必要性；后者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特征及作用分析开始，逐步证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必然性。

二是实现路径。引领能力是一种领导能力，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引领社会思潮的能力是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引领能力，首先要增强认知社会思潮的能力，其次要增强理论创新的能力，再次要增强“融入”和“转化”的能力 [27 ]。具体来讲，应增强理论吸引力、扩大理论共识、建构思想观念整合机制、完善公民认同机制，并从宏观上推进引领社会思潮的社会支撑体系建设 [28 ]。

三是战略机制。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功能得到最大实现，首先必须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机制问题，诸如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我发展机制、与多样化社会思潮沟通交流的对话机制、多样化社会思潮解读辨析的舆论引导机制、多样化社会思潮存在发展的规约机制 [29 ]。

3. 应对举措

一是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有学者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正确选择，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又需要根据新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理论；为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从战略高度认真谋划意识形态工作 [30 ]。与此同时，不解决社会思潮多样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问题，意识形态的现实危险和危险现实一刻也不会消失；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积极应对国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攻击和国内社会思潮多样化、吸取苏联解体教训的必然结论 [31 ]。

二是变“被动回应”为“主动挑战”。当代各种社会思潮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号召力、影响力和权威性的重大理论威胁，对此我们必须承担起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积极转换态度，不仅要“被动”地回应当前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与冲击，更要有“亮剑”精神，“主动”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批判精神来对待当前的各种社会思潮：既要对其作出准确的分析与说明，又要在挑战当代社会思潮中，真正发挥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的威力 [5 ]。

三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在社会思潮多元化背景下，应该积极探索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的有效对策。具体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辩证否定社会思潮，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创新意识形态工作方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思想阵地。

四、对当前研究进路的检视与思考

1. 当前研究的回顾与检视

2011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可以说，当代社会思潮的变动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中共十七大以来的5年，与社会思潮以及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有关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有50多项，相关的学术论文和理论文章有4 000多篇，已出版相关著作40多部 [32 ]。

全面检视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集中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当代社会思潮的产生发展、流派特征和转型趋向；二是分析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维护路径及其重大意义；三是探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必要性、有效途径和制度保障；四是初步探索当前社会思潮的变动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从某一角度诸如新自由主义思潮切入尝试对两者进行结合研究。

2. 深入研究的思考与前瞻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学术界大致是自中共十七大提出“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以后才开始逐渐对这一问题给予极大关注并进行广泛研究的。因此，综观当前研究现状，尽管成果丰硕，但仍存在四点不足：重视宣传成果的解读而轻视基础理论的研究，重视官方经验的总结而轻视民间立场的考量，重视价值层面的阐释而轻视实践层面的普及，重视对两个问题的专题研究而轻视对它们的系统研究视角。鉴于此，为推动“改革开放条件下社会思潮的变动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完善与发展，深入研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化与拓展：

一是厘清社会思潮的谱系图表。如何于庞杂多变的思想场域中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思想脉搏？不仅需要简洁有力的路线图分析，更需要建立一个立体性的思潮分类的谱系图表。理论界不能囿于将各种社会思潮分类划派，更要研究各种思潮划分的标准系统，对诸种社会思潮的来龙去脉、转型趋向作纵深性地分析。

二是深化实证性和应用性研究。如何恰如其分地估量与应对各种社会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影响？这不仅需要抽象的学理阐释，同时也需要具体的实证分析。当今学术界需立足于社会实践，深入到民间草根，获取全面、真实、准确、有效的实证调查资料，使相关研究成果更具应用性、可行性和对策性。

三是探讨社会思潮的群体差异。如何科学认识不同社会群体意识形态认同的差异性及其受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程度？需要准确把握影响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各方面因素。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人群中，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不尽相同。学者们要针对不同区域的不同人群，全面分析思想文化领域诸多问题的根源，才能提出相应的建设性意见 [33 ]。

四是关注意识形态的转“化”研究。如何找到切实可行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方法、教育方法，提高意识形态宣传的实效性和文化产品的思想教育功能？这需要学者们在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撑和大量事实分析的基础上，努力将抽象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向感性化、通俗化、生活化转变，在抽象与具体的转化中实现大众化、时代化 [34 ]。

五是考量民间社会的思想脉络。如何不囿于当前意识形态建设的固有框架，跳出意识形态建设来建设意识形态？做到这一点，不能只有主流，也要有非主流；不能只有官方视角，也需要有民间立场。学术理论界只有紧贴当代中国民间社会的思想脉络，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观真正成为广大民众自觉接受的理论和实践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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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文 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