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尔的几个数字

对于一个连活着都很艰难的人来说，他任何成绩的取得都要比别人多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努力。他是个乐观的人，也是个懂得感恩的人

23步

从卧室床前到客厅沙发11步，从客厅沙发到卧室床前11步。

但马俊欣硬是把它走成了23步。因为他走不了直线，他的身体一点平衡感也没有，他的左手和左腿都是瘫痪的，随时都有摔倒的危险。他只有时刻用右手扶着墙壁走到门口，再折回来扶着南边沙发的靠背，才能一步一步挪到北边的沙发上去。

这是一条固定好的路线，屋里的书架发啦凳子啦都是根据马俊欣的需要精心安排在它们应有的位置上。靠东墙的一组沙发和靠南的一组沙发之间留有可供他走过去的空隙，从靠南的一组沙发走到对面的沙发距离虽然只有2.5米，却靠西头摆了高低三个凳子，每次摔倒后，自己都用右手先撑着地，屁股稍微抬起，儿子就把最低的那个板凳放过去，马俊欣坐上去后，再扶着最高的板凳腿站起一点，儿子再换一个高点的板凳……最后，马俊欣再扶着高凳子才能站起来。

走得尽管小心谨慎，依然避免不了要摔倒。他从卧室走到沙发可以用灵活的右手扶着墙和沙发靠背，但如果从客厅走回卧室就不行了，他的左手是僵硬的，抓不住任何东西，摔倒的几率至少比GDP增长率还要高许多。

每个房间的灯都是声控的，他必须保证自己的眼睛时刻都能看见，如果处于黑暗之中，马俊欣就会寸步难移。因为他的病很怪，整个左半边身子是瘫痪和僵硬的，但有知觉，一掐还知道疼；而右半边身子虽灵活却没有任何知觉，比如用右手去抓什么东西，他是感觉不到的，只有眼睛看见了才行，皮肤被火烧伤或被水烫伤他也会浑然不觉。

有些人不免好奇，那为什么不拄拐杖呢？“原因很简单，拐杖触点很小，对于平衡力很差的人更不保险”，马俊欣回答。

有一次，马俊欣在厕所摔倒了，挣扎了几十分钟也没爬起来，没办法，只有从厕所爬到客厅的沙发旁，手把着沙发努力试了几次也没坐起来。最后只有在地上躺了两个多小时，儿子从学校回来后心疼坏了，又要跑出去叫人帮忙，马俊欣制止住了，他说：“儿子，老爸不能每次摔倒都等着别人扶，总有你不在家的时候啊，我自己已经试了好几次了，就差一点点劲，咱再试试。”马俊欣再次用右手抓住沙发，儿子帮他托着腚，父子合力，终于坐了起来。这时候，老马满头是汗，小马满眼是泪。

“这些对于马俊欣来说，还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莫过于睡觉。他无法侧身睡，无法翻身，平躺也不能超过俩小时，多数时间只能坐着打个盹。他的颈部是用钢板和钢丝捆扎固定的。每转动一下脖子，就会有声响，扭头、转腰，都需要同时转动身子和脖子，稍有不慎，就钻心疼，痛入骨髓，是常人难以忍受的。”河南省平顶山市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许晓伟介绍说。

1／23

马俊欣原本不是这样的，他以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健康小伙。但命运却在1987年和他开了个玩笑，当然这个玩笑开得很残酷。

1983年，18岁的马俊欣以518分的优异成绩成为当年郏县（隶属于平顶山市）的“文科状元”，被山东大学法律系录取。他虽家境贫寒，但父母和7个兄弟姐妹省吃俭用供他读书。寒门易出好学子，他以各科全优的成绩回报家人。

但就在临近毕业的一次体育课上，马俊欣不慎从双杠上跌落，头颅着地，脊椎、颈椎同时受到重创。被送到山东省人民医院时他已生命垂危。连夜赶来、两鬓斑白的老母亲一下子晕了过去，大姐更是在病床前哭成了泪人儿。

马俊欣是不幸的，但他在不幸者当中又是最幸运的。作为该医院的第23例同类病症患者，马俊欣的手术是最成功的，在他之前，有20名患者直接死在了手术台上，另2名患者虽然保住了性命，却都是高位截瘫。

手术中，医生在他脖颈后植入了两块钢板和一根根钢针，这也造成他日后转动脖子时只能依靠腰的力量来完成，在转动时还伴随着刻骨铭心的痛。这种痛苦也使他不能像正常人一样作息，平常人极易完成的翻个身、伸个腰的动作，对马俊欣而言，却难如登天。

“手术台上的8小时，是我这辈子最恐惧、最无助、最难忘的经历。手术前我主动要求医生对我进行局部麻醉，我在头脑意识十分清醒的情况下经历了手术的整个过程。颅骨被切开的那一瞬间，虽没知觉却能感受周遭的紧张氛围，甚至还能听到各种手术器械发出的声响，在那一刻，我一直在想，山东大学与山东省人民医院给了我一个活下去的机会，那么以后的日子我也要活出个奇迹来。”

25年

1987年底，马俊欣面临工作分配问题，像他这种身体状况，被分到外地是不现实的，如果没有人照料，生活自理都成问题，别说工作了。郏县人民检察院听说当年的县文科状元、山东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遭遇如此人生变故，就主动把他要到了院里。

检察院党组看到马俊欣的身体状况，让他再进行一年的康复治疗，等身体有较大改观后再上班，但马俊欣坚持边上班边进行康复训练。“是党和组织培养了我，我不能成为院里的负担。”马俊欣说。

“我虽然是辆破车，但发动机是完好无损的。”面对同事，马俊欣每天都是一脸的阳光、一脸的微笑。

马俊欣在大学就热爱文艺，到检察院工作以后，他的长处逐渐显现出来了，他虽身体行动不便，但脑子却比一般人好使，学东西也快，他爱动脑子，爱琢磨，爱钻研，所以很快就成为院里的“才子”。从担任办公室主任到研究室主任，总有新鲜点子。

他任办公室主任时推行的机关考评制度，在全县行政机关推广；他任研究室主任时借鉴外地的做法，结合该院的实际，写出了一篇建立业务监管中心必要性的调研报告，被郏县检察院党组采纳，在平顶山市检察机关中率先成立了业务监管中心。

2009年，马俊欣被调到业务监管中心，负责案件质量的考评和卷宗质量的评查，他又总结出了检委会委员评查点评卷宗的做法，提高了卷宗评查的透明性和权威性；创新成立了业务咨询小组，为案件提前“把脉”。这些做法都已在平顶山市检察系统推广。

在案件评查中，马俊欣发现了一个涉案当事人长期上访的案子，检察院在办理该案中有明显的过错。马俊欣犹豫了，办案人是自己以前的老领导，现在已经退休了，如果纠正该案，老领导就要受处分，该怎么办？思量再三，马俊欣终于作出了决定：“先还老百姓公正，我再去给老领导赔罪。”

马俊欣的认真“导致”老领导受到了处分。事后，他又亲自到这名老领导家“赔罪”。这名老领导坦言：“我开始怎么也想不通，现在我完全明白了，俊欣这样做是对的。”

马俊欣还是郏县检察院创办的内部刊物《郏县检察》的责任编辑，稿件的采访、编排、校对，几乎全由他一个人负责。2009年创刊时，为了赶在国庆节前出版，他连续几天都吃住在办公室，身体发烧，不停地咳嗽。有天凌晨3时，他独自一人校对完最后一遍文稿，去卫生间时，突然眼前一黑，脚下一滑，重重地摔倒在卫生间的地板上。早上6时，同事到办公室取稿子时，才在卫生间里发现了昏倒的马俊欣。

郏县检察院检察长徐遂根说，“我看到老马发给我的好多材料和稿件都是在凌晨两三点以后，我也多次劝老马，你身体不好，别老熬夜，工作慢慢干。但他每次乐呵呵答应着，回头依然如故，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说工作着才踏实，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

“马俊欣是个极其平凡的人，他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但他依然让我们觉得那么了不起，因为对于一个连活着都很艰难的人来说，他任何成绩的取得都要比别人多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努力。他是个乐观的人，也是个懂得感恩的人，他是我们平顶山所有检察官学习的榜样。”平顶山市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许晓伟如此评价。

许晓伟介绍说：“在郏县人民检察院，年轻的同志们都称马俊欣为‘马老师’。当生活中遇到不愉快，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他；当工作中遇到不顺利，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还是他。大家公认，马俊欣的公文写作和业务水平都是全院最好的。只有他帮助改过的材料，领导和同志们才最放心；只要是他帮忙把关的案件，领导和同志们都挑不出毛病。每当有科室请他帮助撰写稿件，或帮忙为案件把关，他都不遗余力地去为大家解决问题。遇到把握不准的，他要么自己查找资料，要么向上级院的同志请教，直到问题解决为止。在马俊欣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敬业、认真、负责、执着的工作态度和做人原则。”

“如果说山东大学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那么郏县人民检察院则对我有知遇之恩，这是需要我用一生的热情去涌泉相报的。人都是将心比心的，除了力所能及地多干点工作，我不知道以什么方式表达我对这份职业的热爱。”马俊欣说。

84辆

考虑到马俊欣行动不便，院里每个月给他补助200元的交通费。“这200元钱是组织专门给予我的一份温暖。”为了不给同事和邻居添麻烦，他 常常要坐出租车上下班。郏县共有出租车84辆，久而久之，大部分出租车司机都认识他了。

“光我接他上班就有7年时间了，第一次接他上班时，我就想，他身体都这样了，为啥还上班？而且风雨无阻的，7年下来，我们大家都心服口服了，都觉得老马不简单。因此，我们私下里都叫他‘老革命’。”出租车司机雷均央说。

只要“老革命”一句话，大家都愿意第一时间去接他上班。以至于后来他每天早上7点钟出门，楼下同时会有四五辆出租车在等他，普通人下车师傅们都停在路边，马俊欣下车时师傅们都会往院子里、台阶上多送一段。

“说句实在话，送他一趟也就5块钱，还要比送别人多等一二十分钟，有这功夫可能早就多干俩活了。但没人会在乎这个，大家感动的是他这种劲，敬佩的是他这个人，只要‘老革命’一打电话，大家都会第一时间去接他。”雷均央说。

开出租车的刘师傅说，“我还在‘老革命’的影响下做过好事呢。”

他说的是2011年9月初的一件事。一天下午，马俊欣接待完一位来访的乡下老人后，天就黑了，此时，天又下着雨。马俊欣放心不下老人自己回家，就通知科室的干警送老人回家。恰逢科室的车外出办案。马俊欣就打电话叫来一辆出租车。当马俊欣把老人送上车，对开车的刘师傅千叮咛万嘱咐并要帮着付钱时，刘师傅说啥都不肯收钱，说：“好事都让您‘老革命’做完了，我们怎么办，让我也做一件好事吧！”他不仅稳稳当当地把老人送回乡下，还分文没收。

一道痕

给马俊欣同一个办公室的薛秋月印象最深的是他后面墙上的一道印痕。

马俊欣在工作期间，有一个25年如一日的作息表：早上7点以前到单位，下午6点工作完后再回家，每天在单位一坐就是11个小时。累了就靠在椅子上伸伸腰，中午困了，就头靠着墙打个盹。长年累月下来，在他椅背后方的墙面上留下了一块明显的印痕。

每看到这个印痕，同事们的心情都很沉重，也有人曾问过马俊欣，“你这么坚持到底图的是什么？”他的回答简单而干脆：“虽然我的身体不好，但我不是个废人！”

县残联听说马俊欣后， 专门到院里给他办残疾证，想给他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马俊欣很生气，坚决不办。他说，“我头脑清醒，能思考，能干好工作，健康人能做的我都能做，我哪里残废了？”

“马主任不仅是我们单位的一支笔，还是我们年轻人的精神偶像。”薛秋月说，“我的演讲稿都是他帮我写的。有一次，我看到他拖着身子在给我擦办公桌，我心里很不安。从此后，我每天下班都会把办公室打扫干净。”

和马俊欣一起工作过三年的张琳曾讲过这样一个细节：“记得有一天中午，我回单位取文件，走到楼梯口时，一眼看到马俊欣正趴在地上用不太灵便的右手把左腿一点一点挪到楼梯的台阶上，手抓着栏杆一次次试着站起来，我紧走几步上去搀扶他时，突然发现他深蓝色的检察服前胸和膝盖处满是尘土，右手臂也蹭破了皮，原来，他又不慎摔倒了，由于同事们都下班了，楼上没有一个人，他自己右手撑着地，拖着不听使唤的身子一点一点爬到了大厅楼梯旁。我无法想象对常人来说也就是几步的距离，也不知道他到底爬了多长时间。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他却半开玩笑地说：‘我活着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站起来’！”

二人之家

这是一个清贫、简陋的二人之家，是马俊欣和儿子马弘光相依为命的窝。小马一间间领我看，像个小导游。

房子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楼房，不足60平方。客厅两面墙贴满了小马获得的各种奖状和临摹的书法，靠南墙放着一排简易书架，排满了爷俩的学习用书。厨房门上用红纸写了个“福”字，小马说那是他爸老马去年过春节时写的。两间卧室的门都敞开着，老马的床上堆满小马刚洗过晒干的衣服。小马的房间里晾晒着两盖顶煮熟的芸豆皮。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马弘光今年10岁了，从7岁起，他就开始自己洗衣服、做饭。他告诉我早晨熬的大米粥，炒的辣椒土豆丝。小马和我说着话就开始系围裙，他要把早晨的锅碗瓢盆都洗刷出来。10岁的小男孩马弘光，那瘦小的身体上系着一个宽大的水裙，踮着脚把洗好的几只碗放到搁板上……

一直有个问题萦绕着，这家的女主人呢？随行的一位老马的同事叹了口气说：“马俊欣觉得自己身体不好对妻子是拖累，找熟人以夫妻感情不和为由和妻子离了婚。”

那时儿子小马还不到三岁，想想吧，一个身有严重残疾的人，把一个咿呀学语的孩子拉扯大，那是何等的艰辛。

所以，老马和小马之间的父子情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小马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周末补课将爸爸一个人留在家里。小马说，“自己就是爸爸一生的拐棍，长大了要替爸爸支撑起这个世界。”

马弘光悄悄告诉了我一个连老马都不知道的小秘密，他趴到床下用手拉出了一个小铁罐。我用手掂了掂，有些分量，问他里面装的啥，小马紧紧地把铁罐子抱在怀里，说：“这是姑姑平时给我的零花钱，以后要给爸爸看病用的。”

父子俩平时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一起练毛笔字，一起玩魔方游戏，一起下象棋。在同龄人中，小马玩魔方的速度是最快的，一直无人能敌。而老马也曾获过单位组织的象棋比赛第二名。

父子俩的保留娱乐项目是打篮球。客厅靠近门口的地方支着一个篮球架。那是小马过3岁生日时老马送的礼物。篮球是小玩具球，篮球架是幼儿园里的那种。而今小马已经10岁了，像这个年龄的孩子，兴趣点早已经提高了，已经热衷玩电脑游戏了。但小马依然坚持每天和爸爸玩半个小时的室内投篮，他让老马站在北边，每次把球捡起来，先稳稳地抛到老马怀里，让老马扔过来再投篮。这其实是小马帮助老马锻炼的一种方式。在这狭小局促的空间里，这是我看到的人世间最温暖的父子篮球赛。

33级

从二楼家门口到楼下有33级台阶。

每天早上7点，儿子小马都会搀扶着老马准时下楼，一蹬一蹬，走下去差不多要10分钟。因为提前打过电话，出租车师傅早就把出租车停在了他家楼下。小马先在学校门口下车，马俊欣则到单位上班，中午各吃各的饭，晚上父子俩就约在检察院门卫室集合，有时候马俊欣工作加班，儿子就坐在门卫室等着他一起下班回家。到楼下，小马再次搀扶着老马上楼，走上去差不多还要10分钟。

从楼下到二楼家门口依然是33级台阶。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马俊欣就是这样一步一挪地上上下下。33级台阶，记录下马俊欣许许多多以苦为乐的时光。

他常说这样一句话：“我不能增加生命的长度，但我可以增加生命的厚度。”

他始终微笑着谈论他的工作、他的病情、他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