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洞穴奇案

【前言】新洞穴奇案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到底是与一起命案有关？还是与两起命案都有关？是一名女子与命案有关？还是4名女子都与命案有关？是高压下的强迫还是胁从？她们的心理健康是否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被救以后有没有对她们进行心理疏导？ 围绕这些疑问，引发了一场从法律到人性和命运的大讨论。 高艳东...

洞穴奇案本是法律学者福勒于62年前虚构出来的一个法律案例：“威特莫尔等五名洞穴探险者因山崩被困于洞穴之中，并得知无法在短期内获救。为了维生以待救援，五人约定以掷骰子的方式选出一名牺牲者，让另外四人杀死后吃掉他的血肉。威特莫尔是最初提出此建议的人，却在掷骰子前决定撤回约定。但另四个人仍执意掷骰子，并且恰好选中威特莫尔作为牺牲者。其他四人获救后遂以杀人罪被。”

福勒虚拟了5位大法官的陈词，把法律与争议从形式主义的法律条文里解放出来，把法律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被后人称做“法理学经典”。

“福勒的洞穴探险谋杀案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法律虚构案例”，续写后面9个观点的萨伯认为。

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他们到底该不该被判有罪”的争论始终不休，而福勒和萨伯先后虚构出的14位大法官的判决意见，其影响之深远已远远超出了法律的层面。62年后，福勒的洞穴奇案却在中国找到了它的现实版本。

案子从一开始就陷入一个谜团。因为警方的高度保密而使本来就很惊悚的案情变得扑朔迷离，从而引发了公众的种种猜测。

到底是与一起命案有关？还是与两起命案都有关？是一名女子与命案有关？还是4名女子都与命案有关？是高压下的强迫还是胁从？她们的心理健康是否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被救以后有没有对她们进行心理疏导？

围绕这些疑问，引发了一场从法律到人性和命运的大讨论。

高艳东：身处危境不是受害者之过错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高艳东认为要从两个方面看：

1. 如果四名女受害人是在“她死还是你死”的极端强制状态下（比如枪抵着脑袋）参与杀人，则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意思自由，不构成刑法上的“行为”，因而不是犯罪。

2. 如果四名女受害人在没有完全丧失自由意志的情况下参与杀人，则可能需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作出定罪但免除刑事处罚的结论：

（1）刑事责任能力降低问题。判断刑事责任能力问题，一般需要分析犯罪人的控制能力和认识能力两个方面。本案里面，控制能力并不是争议焦点，但是四名女受害人的辨认能力可能明显降低。一是因为受到李浩的长期关押、虐待和殴打，二是因为与社会长期隔离，生活在地下室这样一个逼仄、潮湿、恶臭的环境下，三是还要忍受、强迫等侵犯。如此一来，四名女受害人对于是非善恶的辨认能力可能降低，对他人生命的认识、对自我行为的认识都可能发生异于正常人的判断，因为可能符合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

（2）期待可能性问题。这是一个理论上比较成熟的观点，在司法实践中也往往得到遵循。其核心理念是：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能不能期待被告人――本案中的四名女受害人――选择不杀人的适法行为？对于被告人行为的期待，应当设身处地地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既不能抛开当时环境做矫情的“卫道士”，也不能以“事后诸葛亮”的视角轻易臧否。这是一个带有相当成分的主观性的价值判断，但是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应考虑减轻或者免除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甚至确定为无罪。

（3）协同犯罪问题。如果四名女受害人受到李浩的强制而参与杀人，不管这种强制是暴力的还是精神的，不管是致命的还是相对缓和的，都导致她们的意志自由降低，因而即使定罪，也应以胁从犯论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

兰荣杰：定罪不应忽视的几个元素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兰荣杰认为：司法上对刑事个案的处理，不仅要“向后看”，即解决本案的定罪量刑问题，还要“向前看”，即关注本案处理对被告人和社会其他成员的引导作用。在刑法理论上，“向前看”又具体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特殊预防”，即防止犯罪人本人再犯罪；二是“一般预防”，即防止其他社会成员犯罪。

“向前看”的关键之处，即在于设立一种合理的刑罚方案，能够指引人们的行为，当她们遭遇和当前案件相同或类似的情况时，能够主动避免侵犯特定法益的犯罪行为，转而选择其他更为合理的行为方案。其中微妙之处在于，必须把人当做一个理性的主体，预测一个理性人在特定情况下的合理选择。如果一种刑罚方案有悖于人的理性，要求个体在特定情况下违背理性进行抉择，则难以起到“向前看”的预防犯罪作用。

以此观之，洛阳案中，基于不同的案情假设，需要分别配给以下几种刑罚方案：

第一，如果四名女受害人是在意志完全自由的前提下――比如纯属争风吃醋或“窝里斗”――参与杀害另两名受害人，则毫无疑问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从“向前看”的角度，就是要向社会发出明确的信号：不能随意剥夺他人的生命，否则将受到极端严厉的刑事处罚，包括从肉体上消灭犯罪人。

第二，如果四名女受害人是在受到现实的、紧迫的、致命的威胁情况下（比如“你不杀她我就杀你”）参与杀人，则应当判决无罪或者定罪但免除刑事处罚。核心理由在于，如果对四名女受害人施以刑罚，并不能引导她们本人或社会其他成员在遭遇类似情况时选择不杀人；因为不管如何，一个理性的人在面临“我死还是她死”的抉择时，几乎都会选择“她死”（除非是超越了自我的大爱，比如父母对子女之爱等）。既然如此，对四名女被害人施以刑罚，除了宣泄暴戾的报复心理外，并没有实现“向前看”的指引功能；其所暗含的“即使我死也不能杀她”的指引，其实并不符合常人的理性。

其实同样在河南，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案例。平顶山一名男性检察官被八名歹徒劫持，在捆绑、殴打、勒颈等暴力方法之下，以及“不照做就杀了你”的威胁之下，被迫将另一名被劫持的女性，并以绳索紧勒该女性之脖颈（当时，该检察官本身亦被歹徒勒颈）。该女性后死亡，不过不能确认是否系该检察官勒死。案发之后，平顶山市公安机关并没有追究该检察官的刑事责任。

第三，如果四名女受害人遭受的威胁既非紧迫也非致命，而仅仅是一般的殴打、饿饭等，则应当就参与杀人的行为承担符合比例的刑事责任。换句话说，在“自己的疼痛”和“他人的生命”之间，一套合理的法律制度应当鼓励选择前者，惩罚选择后者，从而引导人们尽最大努力保全他人的生命。由于这种惩罚机制的存在，一个理性的人在面临类似情况时，可能就更倾向于选择不杀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三种分析，都是以四名女受害人属于“理性人”为前提的。问题在于，如果她们因为长期的关押、侮辱、虐待、殴打和强迫，已经形成心理上的某种缺陷（比如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则不再属于完全意义上的“理性人”，其行为不再完全是一种理性选择，而可能是缺陷心理支撑下的非自主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根据其心理缺陷的程度，再结合受胁迫的程序，按照合适的比例加以定罪量刑。

总之，处理刑事案件一定要“向前看”，关注案件结果对犯罪人和其他社会成员的行为指引。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把人当做理性的人、当做正常的人，思考这样一个人在特定情况下的合理选择是什么。如果一种刑罚方案并不能改变一个理性人在相同情况下的行为，那么就仅仅具备报复功能，除了宣泄愤怒和张扬戾气之外，并不能提升社会整体福祉。

马特：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马特认为，“洛阳案四名受害女性反映出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征。（1973年8月23日，两名劫匪闯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扣押6名职员做人质。奇怪的是，人质获救后反而对警察表现出明显敌意；其中一名人质竟爱上绑匪，跑到监狱要与他私订终身，另一人则四处筹钱，请律师为绑匪开脱罪责。）

犯罪学家Nils Bejerot提出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说法，“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一种心理疾病，缘自患者与绑架者共同生活，对其产生某种程度的认同感，也可称为“人质情结”。无独有偶，1976年法航139次班机被劫持到乌干达机场，也发生类似的状况。根据一名叫达维森的女人质回忆，劫持过程中，留给她强烈印象的不是如何殴打、虐待旅客，而是每当头目发表演说时，全机舱里就会发出如潮的掌声。在她的回忆中有这样一句话：“现在，只是现在，我才理解。当人们想活命时，是最容易受骗的。”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人质挟持事件中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杰弗逊大学综合医学中心精神和行为医学主治医生杨景端博士在哈佛大学燕京礼堂的一次演讲中，分析出人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四个条件：（1）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2）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3）控制人质的信息来源和思想。（4）让人质感到无路可逃。这四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马特说。

而案中的四名受害女性基本符合这些条件：（1）犯罪嫌疑人李浩当着这些人的面先杀死了一名反抗者，并就地掩埋，使另外几名女性产生极大的恐惧，她们认识到自己如果不服从也会有一样的下场。（2）囚禁她们的地窖位于地下6米，且有7道铁门，基本没有逃生的可能性。（3）施暴者李浩是与外界唯一的联系渠道，可以带来让她们赖以生存的食物，甚至基本供她们消遣的书。（4）谁表现好了，李浩就会把她带到地窖上面的储藏室或者外面放放风。

“人性多么脆弱！只要满足一定条件，人是可以被暴力和恐惧驯化的。在彻底绝望之时，人的反抗意志和独立精神可能完全被摧毁，由愤怒到冷漠，由冷漠到麻木，由麻木到配合，由配合到依赖。”马特说。

李玫瑾：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四名被囚女性的命运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李玫瑾却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所能解释了的。为此她提出了自己更深的思考，“在洛阳案中，有些被害女性还助纣为虐，尤其在两名女子遇害过程中她们中有人参与，最后这一点是最让人痛苦的，是同情她们好呢？还是谴责甚至处罚她们好呢？有人马上想到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并用此概念来描述这些被囚女性的心理，真不知这是心理学的幸事还是悲事，心理学时髦的词汇很容易让人记住的，似乎这就解释了被囚女性的心理？其实不然，此案最值得研究、最值得社会关注、最值得司法斟酌的就是这几名被囚女性！”

李玫瑾教授认为，“洛阳案已经让社会看到冰山一角，有这么一个女性群体：她们来自贫穷的地方，她们身边没有亲人，在城市里她们只是一个谁都不识、谁都不管、可以充分自由的个体。她们没有太多的知识，甚至她们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完全是在无知无畏的背景下开始了这种生活，我把这种生活称为‘灰色生活方式’。”

“这种灰色的生活方式，从社会普遍观念，到她们自己的观念，都对此予以否定；从道德到法律，都对此进行制止甚至处罚；甚至她们自己也从内心否认自己，只能隐匿而为，不敢让家人知道，不敢让朋友知道，这就造成了她们生活的极高风险性；因此她们生活得极不体面，她们常常失踪或者遇害也不被人知道……”李玫瑾说，“其实世界各国都有类似的问题，他们也在探索有效的对策，我们不妨摆脱一些偏见或固执的观念，应该学习所有可借鉴的先进管理方法。对于特殊场所的管理，应该以人为本，真正管理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