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社会工作在灾后学生PTSD干预中的应用研究

一、问题提出

在突发的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过后，事件的经历者可能会出现长期持续的心理创伤，即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即PTSD），也即突发性、威胁性或灾难性生活事件导致个体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1]。中小学生因其心理发展的不成熟，他们是PTSD的易感人群[2]。在四川汶川5.12地震后，不少学者很关注地震灾后学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并对此做了不少研究。但从目前已有文献来看，暂还没有见到社会工作专家学者针对震后社会工作对灾区学生PTSD的应用研究。因而，本研究试图回答：社会工作对震后学生PTSD有什么样的效应？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是一个比较研究。研究对象是7～16岁的学生，这一年龄阶段的学生大多都在接受9年制义务教育，即他们都在初中和小学接受教育。因而，针对他们的社会工作主要在学校进行，也即学校社会工作。

1.研究设计

为了回答本文问题，研究必须控制其他因素，把是否有学校社会工作服务作为自变量，学生PTSD发生率作为因变量。所以，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基础上，我们将学生分为两组，一组有学校社会工作服务，另一组没有学校社会工作服务。不同研究者在以往灾难研究和灾后心理反应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个体在灾后身心反应的影响因素，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层分析，划分每一层的具体影响因素，形成各自的影响因素模型。如Freedy、Resnick和Kilpat rick等人提出了危险因素模型[3]，他们按照时间顺序，把危险因素分为灾难前因素、灾难中因素和灾难后因素。但对于学生而言，由于年龄特点，使得灾后心理反应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方式会与成人稍有不同，所以研究者对其灾后心理反应影响因素的划分标准也与成年人有所不同。例如，我国研究者叶利云在研究地震后儿童和学生PTSD的影响因素时提出，影响未成年人PTSD的因素包括下列三类：家庭因素、环境因素和个人因素[4]。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除了以上这些因素外，灾难发生的情境因素即灾难本身的刺激性质对于儿童、学生这些未成年人而言，影响尤其深重，于是提出划分为四类因素更为合适，即个人因素、环境因素、家庭因素以及灾难发生的情境因素[5]。具体来说，本研究需要控制的个人因素主要有受灾人群的性别、年龄、创伤经历、心理问题史、应对方式以及个性特征等；需要控制的家庭因素主要有家庭资源的流失、父母的关心程度、家庭氛围、亲子关系、父母的心理干预程度、灾难后主要的生活事件、家庭成员间的关系、生活环境的艰难等等；需要控制的灾难发生的情景因素主要有个体的受伤程度、家庭成员以及其他亲友的伤亡程度等创伤暴露指数。对于学生而言，社会环境因素主要是指社会支持，是学生感受到的来自于他人或其他群体的关心和支持，体现为社会提供的恰当灾后干预，具体包括他人、老师、学校组织、自愿者群体、社区和街道、媒体以及国家政府等的支持。本研究需要控制的社会环境因素是指除学校社会工作服务外的所有其他因素。本研究在问卷中设计了五个维度的变量来探讨学校社会工作对学生PTSD发生效应的机制：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陪伴、肯定价值、亲密感。根据以往研究，PTSD主要有三类症状表现：一是闯入性症状；二是回避症状；三是警觉性增高症状。

2.数据来源

（1）实验组样本抽取

在国家民政部认定的十个受灾极重灾区中，研究组随机抽取了两个灾区：绵竹市和广元市。在这两个市有学校社会工作站的学校中，分别随机抽取一个学校，在绵竹兴隆小学五年级按照学生花名册随机抽取了50人，在广元嘉陵一中初三年级按照学生花名册随机抽取了50人，合成共计100人的实验组样本。

（2）控制组样本抽取

首先对照有学校社会工作站学校的地理位置及受灾程度，分别在绵竹市配对了一所小学，在广元市配对了一所初中，然后依照实验组样本的性别比例、年龄、地理位置、学生受伤程度、家庭成员以及其他亲友的伤亡程度等，在这两所学校依照学生花名册分别随机抽取小学生50人和初中生50人，合成控制组样本100人。

（3）数据采集

调查采用集体填答与结构式访问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共获得有效问卷200份。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1.学校社会工作服务与PTSD发生率

本研究采用学生创伤后压力诊断量表（CPSS）的第一部分测PTSD症状，共17题，包含闯入性症状、回避症状和警觉性增高症状3个维度，3个维度包含的题目数分别为5、7、5。量表采用5级计分：1代表总是，4代表从不；得分越低，患PTSD的风险越高。某被试如果同时满足以下3项标准，则将被检出为“具有患PTSD的高风险”：第一，在闯入性症状维度的5个题目上，至少有1项计分为1或2；第二，在回避症状维度的7个题目上，至少有3项计分为1或2；第三，在警觉性增高维度的5个题目上，至少有2项计分为1或2（根据此标准统计出样本PTSD的发生率）。根据上述标准，有学校社会工作服务的样本组有10%的个案“具有患PTSD的高风险”，没有学校社会工作服务的样本组有18%的个案“具有患PTSD的高风险”，OR值1.465。这就意味着没有学校社会工作服务的个案患PTSD高风险比率的可能性是有学校社会工作服务的个案患PTSD的高风险比率可能性的1.465倍，但没有通过卡方检验。

在独立样本的均值t检验中，有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样本的均值是68.53，没有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样本的是均值59.51，t值=6.10，且Sig=0.000小于α值0.05，所以我们有足够理由说明，有学校社会工作服务和没有学校社会工作服务在PTSD量表上的平均得分不相同。将PTSD发生率（0=不具有患PTSD的高风险，1=具有患PTSD的高风险）做因变量，是否有学校社会工作服务做自变量，我们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回归的R2值为0.024，非常小，模型正确率是0.86。B值为-0.681，表明有学校社会工作服务与患PTSD高风险比率可能性成反比例，即有学校社会工作服务会降低学生患PTSD高风险比率的可能性。不考虑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有学校社会工作服务的学生患PTSD高风险比率的可能性是没有学校社会工作服务的学生患PTSD高风险比率可能性的0.506倍，但是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2.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提供的社会支持状况与PTSD发生率

本研究通过五个维度来测量学生的社会支持状况：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陪伴、肯定价值、亲密感。将PTSD发生率（0=不具有患PTSD的高风险，1=具有患PTSD的高风险）做因变量，将社会支持的五个维度做自变量，我们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回归的R2值为0.134，比较小，模型正确率是0.87。在社会支持的五个维度中，只有工具性支持和陪伴支持维度的B值为负（-0.606，-0.419），表明这两个维度与患PTSD高风险比率可能性成反比例。在模型1中，不考虑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工具性支持每增加一个单位，学生患PTSD高风险比率的可能性是原来的0.545倍，且通过显著度检验（α=0.05）；陪伴维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学生患PTSD高风险比率的可能性是原来的0.658倍，但没有通过显著度检验（α=0.05）；情感支持维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学生患PTSD高风险比率的可能性是原来的1.558倍，且通过显著度检验（α=0.05）。

表1 方程中的变量

四、讨论与结论

首先，学校社会工作服务能够为学生提供有效的心理援助，有助于学生摆脱地震造成的心理阴影，但是还不能肯定与学生PTSD发生率降低有显著相关。分析样本所获的资料，我们发现，学校社会工作服务能够降低学生PTSD的发生率。没有学校社会工作服务的样本中，有18%的个案存在患有PTSD的高风险比率，有学校社会工作服务的样本中有10%的样本患有PTSD的高风险比率。从独立样本的t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到，学校社会工作服务与学生灾后心理恢复具有显著相关。从统计结果来看，学校社会工作服务能够有效地为学生提供心理援助，但是由于灾区学校社会工作服务主要是为学生提供具有普及性成长方面的服务，并没有针对性地提供PTSD治疗方面的服务，所以学生PTSD症状和是否有学校社会工作服务的相关性没能通过卡方检验。

其次，学校社会工作为学生提供的社会支持由于没有区分灾后普及性心理援助需求与特殊性PTSD治疗需求，使得社会工作服务所提供的社会支持的一些维度对有特殊性PTSD治疗需求的学生产生了负面效应

第一，情感支持、肯定价值和亲密感三个维度与学生患PTSD高风险比率的可能性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尽管没有通过显著度检验，也说明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学校社会工作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针对的是灾后具有普及性的学生心理援助需求，让具有特殊性心理援助需求的学生在接受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时，加剧了心理创伤的程度。

第二，工具性支持和陪伴维度与学生患PTSD高风险比率的可能性呈负相关，提醒学校社会工作者在为灾区学生提供服务时，需要做好服务前的需求评估，提供服务要有针对性，学校社会工作者需要甄别有特殊需求的学生，采用个案方式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能有效降低他们的心理创伤程度。

第三，在模型3中只剩下三个有效自变量：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和陪伴，说明这三个自变量在治疗学生PTSD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学校社会工作服务需要在提供特殊性心理援助时，加强这三个维度的服务。

参考文献

[1]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2] YorbikO，Akbiyik D I，Kirmizigul P，et al.PostStraumaticStressDisorder Symptoms in Children After the 1999 Marmara Earthquake in Turkey.Int J Ment Health，2004（1）.

[3] Freedy J R，Resnick HS，Kilpatrick D G.Conceptual frame work for evaluating disaster impact：Implications for clinical intervention.In Austin L S（eds）.Responding to disaster：A guide for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 Washington ， DC：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1992.

[4] 叶利云.地震后儿童与学生PTSD特点、影响因素及其治疗.社会心理科学，2009（1）.

[5] 刘秀丽，王鹰.灾后未成年人心理反应的影响因素及其对心理救助的启示.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