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意识与生死伦理的考量

中国每年大约有150万人因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而公民逝世死亡后捐献器官的人数这么多年来一共只有104例，1500000：104，结果就是绝大部分患者死亡或者等待死亡。

一条“不忍心捐出娇妻尸体抵医债，丈夫踏上106年还债路”的消息报道，被媒体再度炒作得沸沸扬扬，在社会上唤起一场捐献器官、生者与死者伦理的较量讨论。河南省正阳县在京农民工郭玉良的妻子张桂梅因产后大出血死在北医三院，并欠下53万元医疗费。医院建议他将妻子的遗体捐出用作医学实验，从而免去其全部债务。但他不忍心妻子再受打扰，决定“欠债还钱”。对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来说，53万元债务，不亚于一座大山。而他许下愚公的决心，决心挖山不止。他与医院签下协议，分106年由祖孙三代来偿还这笔债。在这个感人故事的背后，不得不引发对我国器官捐献的现状思考。

器官移植离我们有多远

在临床医学上，器官移植是指：当某器官患有用其他疗法已不能治愈的致命性疾病时，需采用器官移植手术，将保持活力的健康器官，从身体的某一部分移植到自己或另一个体的某一部位，以取代有病的器官。

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华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我国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主要有三种，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脑死亡后器官移植、亲属间活体移植。

可以接受器官移植的脏器

从尸体上摘取器官，要有死者生前自愿捐献的书面或口头遗嘱，知情同意是尸体供者的首要伦理原则。对摘取器官完毕的尸体还要进行符合伦理原则的医学处理，恢复尸体原貌。

人体可以接受器官移植的脏器包括：

心脏：由各种病因导致的心脏衰竭的病人，心脏移植是唯一的治疗方法。

肺脏：终末期良性肺部疾病的患者，经过传统内科治疗无法治愈，但估计尚有1～3年存活希望，可考虑进行肺移植手术来改善身体状况。

肝脏：处于良性肝病末期，无法用传统内科手术治疗的患者，肝脏移植是唯一的方法。

肾脏：当一些疾病对肾脏产生损害，肾脏不能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时，就会逐渐发展为肾功能不全，氮质血症，其终末期就是尿毒症。挽救尿毒症患者生命的方法包括透析和肾脏移植。

胰脏：胰脏移植多数是与肾脏移植同时进行的，主要用于治疗晚期糖尿病、I型糖尿病、和胰切除后糖尿病。

除了上述器官，尚有患有脾脏、小肠等可以通过接受移植手术获得治愈。

150万个绝望的等待

绝望地躺在病床上，浑身插满管子，靠一堆仪器或者一次又一次的透析维持生命，每天最重要的事是祈祷，祈祷这堆仪器或是透析还对自己有效的时间里，等到一颗跳动的心，或是一个健康的肾……中国如今约有150万人正在这样的困境中等待希望。

中国是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器官移植大国，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正在急剧增加。据美国器官联合分配网统计，2002年，美国每14分钟增加1个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该年大约有6000人因未能及时得到供移植的器官而在等待中死亡。等待器官捐献的人在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而器官捐献者的增长速度仅为每年1.6％，每天有10余例患者因等不到可移植的器官而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表明，全世界需要紧急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数量与所捐献人体器官的数量比为20：1，如果加上那些靠药物透析维持可以等待但又必须做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比值将拉大到30：1。

在中国，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器官移植登记系统，当然也没有这样精确的数字。据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华介绍，中国的器官衰歇患者散落在全国各个医院，比较集中的为卫生部核准的164家移植中心，各个中心掌握着自己的等待名单，而这些移植中心能够得到的器官供体，基本上是“谁的公关能力强，谁获得的供体就多”，甚至可以用“各显神通”来形容这种无序的状态。华说：“有的人可能几年都没有等到，有的人等到了却没有配型成功，更有很多人根本不去登记，高昂的医疗费用已经把他们挡在了移植的门外。”

2008年10月20日，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等人在《柳叶刀》发表文章称，中国每年大约有150万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器官移植，这其中包括尿毒症、肝癌和肺癌等患者，但每年能够使用的器官数量不到1万，供求比例达到1：150。

中国的器官衰竭患者活下来的希望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跟美国等发达国家更是没有可比性。即便如此，这150万人中那幸运的1万人，获得的器官供体也充满了外界的质疑，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来自于死刑犯，其余的一小部分来自于亲属问的活体捐献。活体器官捐献，将不得不面对“以伤害一个健康人为代价去挽救另一个垂危的患者”；而死刑犯的器官来源，总有一天会在中国民主与法制的进步下日渐衰落。

可是，那150万需要移植的患者有谁能让他们活下来?

死亡后器官捐献：理论上存在事实上做不到

供体紧缺虽然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但中国却是全世界器官捐献率极低的一个，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刚刚在民间的努力与法律的真空中畸形地萌芽。

中国的器官移植始于1977年10月，开展了国内第一例人体原位肝移植。然而到了2003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数字还是个零，对于国际上最通行的器官获取方式，中国几乎所有的移植医生都说“做不到”，这当中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肾脏病研究所所长黎磊石，一个做了多年肾病研究的资深专家。当然，这个“做不到”无关技术问题，而是因为没有“国家行为”参与其中，没有法律的保驾护航。

“国外推行死亡后器官捐献，都有一整套完备的制度。比如捐献卡制度，司机从拿到驾照那一刻起就要选择一旦车祸死亡是否同意捐献器官。对于这之后的组织配型，器官分配都有规定好的操作手续，来保证器官捐献有效而有序的进行。中国没有这样一套规范，当死亡已经发生时，再去联系家属商量捐献，早已错过了最佳时间，器官缺血太久，已经不能用来移植了。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脑死亡标准、器官捐献都没有法律保障，对于医生来说，在这样的法律真空下做手术，他将面临的很可能是一场刑事诉讼，而不是医疗纠纷那么简单。”黎磊石院士说，“公民逝世后的器官捐献在中国没有制度土壤，它只是理论上存在，事实上做不到。”

然而，即便如此困难，依然有人坚持去做，并且做到了。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华在几乎“孤立无援”的空白中开始了他艰难的尝试。第一位成功捐献者是一个名叫田近的9岁男孩，2003年因车祸遇难后，经家长同意无偿捐献了两个肾脏，成为我国首例国际标准化的器官捐献。2006年，有22位死者家属在陈

忠华的努力下同意捐出亲人的器官，2007年，这个数字翻了差不多一倍，截至2008年11月20日，捐献者终于达到了104例，“虽然这个过程千辛万苦，但总算有了零的突破”。

104位捐献者，他们的死亡已经无法逆转，但在这104个悲伤之后，终止的是400多个家庭的希望。

中国人是被伦理束缚?

这400多位受捐者无疑是幸运的，1 04个捐献者给了他们生命继续的可能，但不得不承认，104_――这个数字对于中国150万个等待者来说是杯水车薪。1500000：104，结果是绝大部分患者的死亡或者等待死亡。绝望在继续……

而在其他国家，这个数字是多少?西班牙全国器官移植组织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西班牙器官捐献数量达到1550例，每百万人中就有34.38人捐献。一个只有四千多万人口的国家，一年的捐献数量是中国13亿人口几年来总和的十几倍。在美国，每百万人中有26.5人捐献，欧盟每百万人中有17.8人捐献，中国的捐献率算下来，每百万人中只有0.03。

中国人的爱心显现，在2008年地震时，前仆后继的志愿者冒着生命的危险赶赴灾区，救援人员昼夜无休的搜救抢险，几乎全国人民都在捐款捐物中早已显露无遗。而我们国人可以为了同胞舍命合财，却合弃不了身后的那副躯壳?

就如同报道中的郭玉良，宁可负债子孙三代也不愿捐献妻子的器官用于医学。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就是要维护身体发肤的完整。《孝经》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这些千古遗训不断的教导人们要崇尚身体、崇尚完尸，身体神圣不可侵犯。因此，人生病就不能做手术以免毁伤身体，更不能进行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了。2007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公民享有捐献或者不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权利，并且如果要从尸体上摘取器官，要有死者生前自愿捐献的书面或口头遗嘱，知情同意是尸体供者的首要伦理原则。对摘取器官完毕的尸体还要进行符合伦理原则的医学处理，恢复尸体原貌，实际上也是对传统伦理的尊重。然而，即使如此，国人还是难以接受遗体捐献。

很多人认为，中国古老的传统让人们对于死后的世界充满了敬畏，劝服人们捐献遗体器官，是一件完全逆传统而行的事，成功率太低。可是，真正有人做过这样的努力吗?华教授说，“器官捐献的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它不是人类的天性，而是后天教育的结果。在中国，老百姓对于器官捐献的概念尚不清楚，又何谈自愿捐献?很多人认为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挡住了器官捐献的脚步，这种说法完全是误解。器官捐献在宣传上的空白，教育上的缺失，让中国人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器官捐献’这样一个现代科技和人文精神的综合性概念，有多少人知道中国是否可以捐献器官?又有多少人知道哪些人适合捐献器官?有多少人知道该去哪里捐献器官?……如果连最基本的信息都没有传达给公众，捐献意识怎会凭空突然出现在公众的脑子里?”

1994年10月，意大利总理把一块金牌授予了一队美国夫妇。感谢他们把在几天前在意大利南部惨遭歹徒杀害的7岁儿子的4个器官捐出，移植到意大利病孩身上，称赞他们的行为是“勇敢而慷慨”的举动。

上海著名书法家苏局仙(1882-1991)是上海第一批捐献遗体的志愿者，1983年他在接受捐献遗体荣誉证书时，即兴赋诗道：“皮囊原似春蚕脱，亘古谁能永保存。气尽即交医士手，千刀万割便超生!”1991年底，老人“无疾而终”，追悼回后，遗体被送进了二军大病理解剖室。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已表示死后捐出心、肾、肺、眼和皮肤等。英国王妃戴安娜弥留时，用极微弱的声音做出了捐献器官的决定，她的肺、肝、肾、胰、眼角膜和部分皮肤成功地移植给法国、比利时、英格兰、芬兰等国的8名病人。

这些值得提倡的事例，都应该映入公众的眼帘，或者当问及如果是你自己，会同意死后捐献器官么?很多人会排斥、会顾虑。可是，当问及“当一个垂危的生命正在等待器官，而你的捐献可以让他活下来，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呢?”多数人回答说：“我想我还是会捐的”。

“道理很简单：没有‘信息’所做的决定，和获得‘准确信息后’所做出的决定显然会是不一样的结果。我目前的主要任务是为公众提供可以捐献器官的科学信息，让公众自由的决策。”华说。

脑死亡――谁来判定生死?

当人因脑外伤、脑肿瘤、脑血管疾病等呈现脑死亡就可认定此人死亡，这一标准完全不同于传统观念中的呼吸和血液循环功能的停止标准。关于生命，“脑死亡”一提出就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2008年8月份，在中国器官移植领域最大国际合作项目启动上，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明确表示：中国制定脑死亡法是十分必要的。

黄洁夫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脑死亡诊断标准已经很明确，只是由于中国没有脑死亡立法，医生不能宣布病人脑死亡而已。现在中国加入了包括世贸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很多国际组织，经济不断发展，迈向小康社会，如果要在世界上成为更有影响的科技强国，制定脑死亡法是十分必要的。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黄洁夫指出，脑死亡作为一种更科学的诊断标准，目前已经被包括中国在内的80个国家所承认，已有14个国家为此立法。1986年以来，我国的医学专家就在为脑死亡诊断标准以及立法多方呼吁。中国卫生部的脑死亡诊断标准已6易其稿，但仍然没有进^立法程序。脑死亡立法对中国司法界是个新课题

长久以来，有志于推动脑死亡标准的人们一直在努力讨一个“法”字，希望通过立法的途径实现标准的确立。而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对媒体称，“脑死亡”只是一个诊断标准，无需在立法问题上纠缠，原本以心跳呼吸停止来判定的标准也未经立法确认，却一直都在执行。

黄洁夫认为，脑死亡立法是对几千年死亡观念的突破，同时判断脑死亡是人命关天的事。中国有关专家在讨论制定脑死亡诊断标准中，十分强调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充分体现国际脑死亡研究最新成就，使诊断标准做到科学性强、实用性强、可操作性强。

对于鉴定脑死亡标准问题上，华教授认为，脑死亡是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但这并不等于它是一个高技术高难度的复杂问题。“脑死亡判定是个低科技的工作，根本不需要所谓资深专家，只要确立了脑死亡的判定标准和操作规范，两个医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两个拿到了医师执照的医生，受过短期培训并严格按照脑死亡标准的各项要求，完全有能力也有义务去判定脑死亡。这个过程非常简单，绝对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神秘、复杂和神圣。”

由于脑死亡立法对中国司法界是个新

课题，又有传统、宗教等影响，中国人接受新的死亡概念可能会有个过程。因此，黄洁夫强调：心跳呼吸停止和脑死亡两种概念可以同时并存，群众选择死亡界定可以择其一或两种标准，允许有个逐步认识的过程。在转变传统观念的同时，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协会等有关部门还要做好几方面的准备：确定脑死亡诊断标准、检查技术规范以及管理程序。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立法。

脑死亡不等同于“植物人”

作为一名医生，黄洁夫强调指出，脑死亡不同于植物人。他说，绝大多数人在生命的尽头首先是呼吸、心跳停止，但也有百分之五的人因脑外伤、脑肿瘤、脑血管疾病等，首先出现的是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不可逆的器质性损坏，这就是脑死亡。很多人将脑死亡与植物人相提并论、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两个不同概念。

黄洁夫说，临床上所指的脑死亡，是指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功能丧失的不可逆转的状态。脑死亡有别于“植物人”，植物人脑干的功能是正常的，昏迷是由于大脑皮层受到严重损害或处于突然抑制状态，因此病人可以有自主呼吸、心跳和脑干反应，少数病人还有可能一朝苏醒。但脑死亡人全脑呈现器质性的损伤，无自主呼吸，脑干反应消失，脑电波是一条又平又直的线，经颅多普勒B超显示脑死亡。所以说，脑死亡是永久的，不可逆性的。

黄洁夫指出，一个已经脑死亡的患者，在凭借机器和药物的情况下，发展到心死亡，平均约有7天时间，依靠呼吸机最高可维持心跳83天。其间，医务人员不得不进行大量无效的“抢救”工作，一个脑死亡患者在ICU(重症监护室)每天开销至少得两万元以维持呼吸心跳。对死者来说，这种做法既不科学，也无价值。“脑死亡立法不仅仅是为了节约资源，放弃明知无效的抢救，也是为了让人死得尊严些。实施脑死亡标准，为脑死亡立法，是尊重科学，移风易俗的表现”。

脯死亡立法有利于器官移植

“中国的脑死亡必须得到共识，没有脑死亡判定，就没有真正的人体器官移植，因为一个人呼吸停止至15分钟后器官就不再能用。”黄洁夫说。他强调，参与器官移植的医生不能参与死亡鉴定，“器官移植的捐献和获取必须由第三方认定，器官捐献和移植是两条线”。

很多人认为，脑死亡法出台后，所有人都必须按脑死亡标准来判定死亡。事实上，脑死亡只对那些生前自愿捐献器官的人实施，如无意捐献器官，则不在脑死亡诊断之列，可用心死亡标准。

黄洁夫指出，在法律上承认脑死亡，还有助于推进器官移植医学发展，使成千上万器官终末期病人因此得到再生的机会。目前中国心、肝、肾等器官移植在临床上已达到相当的水平，由于没有脑死亡立法，器官供体质量不如国外，器官来源的正常程序受到影响和干扰。出于对供体来源的怀疑，中国在临床器官移植领域的科研成绩得不到国际承认，论文不能发表，同时容易招致一些敌对势力造谣，歪曲事实进行攻击。

黄洁夫强调说，不要误解脑死亡立法是为了便于获得质量好的移植器官，它更能倡导精神文明和社会进步：能把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用在更有效的地方，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受益；能更新几千年形成的死亡观念，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国际接轨，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还能使移植器官来源更加充分。此外，死亡还是个法律概念，科学、准确地判断一个人的死亡时间，在司法工作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最后，黄洁夫表示，脑死亡立法是一件严肃、慎重的工作。它不是卫生部或医生的需求，而是人民和社会进步的需求。他相信，在各方面的努力下，中国一定会加快立法程序，完成这一时代赋予的重任。

活体器官移植――用鲜血甚至死亡做代价的痛

华教授，这个器官移植领域里最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曾是中国活体移植手术最早的推动者，也是如今公民死亡后器官捐献领域里最积极的践行者。然而，从2000年至今，仅仅8年的时间，陈教授对于移植总体发展前景的思考却已经天翻地覆，从活体移植手术的推动者，变成了一个沉默者。几年来的实践令他反思，活体移植其实并不是一件应该被大力渲染和鼓励的事。

2000年，华从英国剑桥大学回国，当时中国的活体器官移植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全国各个移植中心的记录显示，大部分医疗机构的活体移植手术率为零，偶有几家做过这方面的尝试，最多的一家也只有4％。可是，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还是在大范围地进行着，器官的来源也已经是业内外公开的秘密――死刑犯，非常的中国特色。然而，这样的一个来源终究是不会稳固和长久的，随着中国民主和法制的日益进步，如此广受质疑的器官获取方式，总会有改变的一天，器官移植手术，必须有更合适的来源，华的尝试先从活体移植开始。

2004年前后，华借鉴日本、台湾和香港的新倾向，先后提出了解决器官来源的两个策略一家庭内自救和多家庭互救。这样一个新观点的提出，直接导致同济医院2007年上半年活体移植手术率上涨到了30％。这样的一个增长让很多等不到合适器官的绝望患者获救，但同时，反思随之而来，几年的实践让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

以鲜血甚至死亡为代价

人们在歌颂活体移植拯救生命的同时，往往不会注意到，对于那个器官的捐献者，那个原本健康的人，也将经历一次永生难忘的大手术。“活体移植是以鲜血、痛苦、健康甚至死亡为代价的。这种方式无论是在过去、现在，抑或将来，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不会成为移植手术的主流，只能作为无可奈何时的一种替代品。”华说，“如果是一个极其健康的人，捐出一个肾，或是一部分肝脏、肺叶，是没有太大影响的，但是人们往往只关注到了摘取器官对于捐献者身体的伤害，却没有把心灵的极度痛苦考虑在内。”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捐肾者，明天你将衣服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当你醒来时，身上会留下一个缝合后的巨大切口，而切口以内的某处，有一个永远的“空洞”，从此以后你将一生都是个“独肾人”，但你的生命还将继续面对结婚、生子、工作……你的心理是否接受?如果有一天，很不幸的，你也得了肾病，你唯一仅有的那个肾坏了，谁会捐给你呢?如果有一天，地震再次来临，在废墟下其他人可以坚持5～6天甚至更长，你呢?可能捐肾对于你的日常生活丝毫没有影响，但在极限状态下，情况可能不那么乐观。

华曾经在他的病患中做过一些调查，很多活体器官的捐献者心理都很难承受，在手术之后总是做噩梦，国外甚至有过自杀的案例。

事实上，有些人并不想捐献器官，哪怕是为了他的亲人。卫生部器官移植委员会伦理学专家翟晓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对活体捐献这样一个理想的道德

行为过度渲染，容易在不自觉中把这种理想的道德行为变为义务的道德行为，这就迫使社会接受这样一个观念――如果你没有把你的器官捐献出来(给你的亲属)，那你可能就是不道德的。某种压力就会以微妙的形式发生而影响到捐献的自愿性，这是很危险的。

所以，在医学界有一个术语叫做“医学托辞”，当供者不想捐献时，医生可以以医学借口加以拒绝，比如故意宣布捐献者乙肝阳性，或是血型/组织配型不成功等。可是，随着人们对活体移植的过度热衷，移植技术也在不断进步，现在日本已经可以为血型不合的供者器官做处理，用高昂的技术成本跨过血型的障碍。首先，人们必须承认这是需要移植的患者们天大的福音，它让生命延续有了更多的可能，但附属品是拿走了不想捐献者的最后一块挡箭牌。

“假亲属”带来的混乱

按照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换句话说，除了稍为常见的亲属捐献之外，符合条件的非亲属也可以捐献。可这样简单的一句规定，如何能够界定最为复杂的医学问题之一呢?它的阐述不明确，留给想要利用漏洞牟利的人太多发挥的空间，器官买卖变相地合法化了。

华说，条例允许配偶捐献器官，却没有对婚姻的长短和质量做出更详细的规定，那么就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为了取肾而娶老婆，当手术完成以后又遗弃，那么一些弱势群体将面临灾难。对于另外一种情况――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这就更模糊不清了，什么关系算是帮扶关系呢，给一个贫困者10000块钱度过难关算不算帮扶?让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住在自己家里，供吃供住，每个月还给他1000块钱生活费，这样帮扶了一年以后，可以让他来给自己捐肾吗?这能够跟非法的器官买卖区别吗?

而“多家庭互救”的方式，则在此之外存在更多的“隐形炸弹”。2006年，华曾经领导他的团队做过国内第一个“交叉换肾”的案例，两个家庭各自的内部配型不成功，但在交换之后却成功了，这无疑是一道曙光，同时解决了两个患者的难题。而接下来的手术却让华意识到，交叉换肾的“完美”只存在于理想状态下，现实中需要面对的问题太多太复杂。尤其是其中一名患者的新肾功能术后早期恢复得很不好。如果这两个患者手术都成功，当然皆大欢喜，但如果其中一个成功了，而另一个没有，当他们的家庭在付出了同样多以后得到的却不对等，这样的结果是当事医生和患者家庭都无法面对的，不止是情感，还有随之而来的医疗纠纷。

所以时间逐渐推进，对于这项技术，很多专家的态度变得保守而沉默。

世界各国的器官捐献制度

中国对于器官捐献的规定是，公民生前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捐献、摘取该公民的人体器官；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该公民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捐献该公民人体器官的意愿。

告知同意

英国采用“我选择捐献”的器官捐献制度。有意者必须签署“器官捐献者登记表”，表示愿意在死后捐出部分或全部器官。这种制度也被称为“告知同意”。

执行类似制度的国家还有德国、爱尔兰、荷兰、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和新西兰。

美国的器官捐赠制度要求医护人员在病人濒临死亡时，征求其意见是否愿意捐赠器官。

预先默认同意

许多欧洲国家执行“预先默认同意”捐献制度，即一个人除非以书面形式表示自己不愿提供器官，否则将被默认为“同意捐助”。这种制度下，器官捐献率通常比较高。

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在“预先默认同意”捐赠制度基础上，执行“柔性”捐献原则，潜在捐献者的家属对是否捐献器官有最终发言权，即使死者生前没有发表任何反对捐献的声明，其亲属仍有权拒绝有关机构取走死者器官。

硬性捐献

奥地利执行“硬性”捐献原则，有关机构不必考虑死者家属的意见。死者只要生前没有留下书面材料反对捐献器官，则被视为捐赠者。

体捐献和器官移植经常被上升为社会问题，它们相互依存，涉及到科学技术、法律法规、伦理观念、社会心理等等，而最关键的就是伦理观念和社会心理。如果我们固守着陈腐的思想观念，遗体捐献和器官移植首先就会在伦理道德面前惨败，从而形成一种抗拒的社会心理氛围，这样就会严重影响器官供体的来源，影响所供器官的数量和活力，影响器官移植的生存率和功能率，影响整个医学的发展。

我们需要尊重和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但对于那些传统文化中的“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损毁”，“入土为安”的陈腐观念与需要以为来延续生命的患者相碰撞，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搁置呢?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千古遗训与遗体捐献、器官移植是那样不可调和的较量着，这种较量是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较量。

在这种较量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新曙光。成千上万的生命垂危者因此而摆脱了死亡的威胁，越来越多的人在接受器官移植的同时也接受了遗体捐献的事实，更有许多人在实践着，死后捐献遗体和器官成为许多生者的美好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