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冲突和融合

知识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跨文化传播成为世界性话题。由于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进度不同，跨文化传播，在一段时间内难免表现为强势文化对于弱势文化的单向流动。虽然跨文化传播，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存在着诸多挑战和考验，但是，我们还是应该以积极的态度接受跨文化传播的事实，并努力在跨文化传播中转变成一个主动者，而不是一个被动的文化吸收者。

跨文化传播在我国的表现

全面考察跨文化传播可以发现，实施这种传播的主体常常有两种媒介集团，一种是国家传媒集团，一种是国际传媒大亨控制的跨国传媒公司。

那么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些国际传媒集团在我国的表现。

美国默多克新闻集团下属的国际新闻公司于1996年10月斥资75万英镑促成了“古代中国奥秘展”在英国举行；2001年，在上海召开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默多克请求中国政府准许他们在上海举办一个媒体最高层会议，并邀请百余家国际大型综合传播公司的CEO出席，以示对中国市场的好感和关注。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期间，默多克一再声明他支持中国申办奥运会，并希望中国申奥成功。

美国维亚康姆公司总裁雷石东表示，他们进入中国是要把中国音乐介绍到国外去，是挖掘中国音乐的素材及演唱者，经MTV国际化包装，再通过MTV的国际化推销网络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

这一系列行为显示着国际传媒集团对中国的重视和对中国市场的更大期待。

虽然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间的交往如此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并彰显着它勃勃的生机，但是面对国际传媒集团在我国的运行手段，我国的一些学者还是表示了他们的担忧。

前段时间，美国好莱坞将我国民间传说《花木兰》改编成电影，让花木兰从一个优雅、坚定、孝顺的女性变成了一个热衷打杀、热衷寻找男朋友的新女子；日本人也积极利用中国文化资源，将《西游记》进行了近乎改头换面的包装，改编后的《西游记》在日本市场掀起一片《西游记》热，但同时也在中国民众中掀起了极大的讨论热潮。

有学者认为，像《花木兰》、《西游记》这样的“重要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文化认同的节点和标志，是维系民族社会存在的底线。”对此，笔者十分赞同。但是接下来该学者又说“这样的底线如果在跨文化传播的商业逻辑掩盖下遭到毁坏，不仅使民族历史延续的谱系失去，而且将使民族情感失去着落点，将为外来文化提供新的生长点”。

对此，我们怎么看?当然，对于美国或日本在没有征得我国相关群体的许可，并且没有给予任何报酬的情况下就擅自使用我国文化资源，笔者和这位学者的意见是一致的，即坚决反对。抛开这个问题不讲，他国使用我国文化资源，并进行了较大程度的修改，这是否会引起学者的极大反感呢?

谈到这个问题，笔者联想到了近两年在国内十分红火的央视《百家讲坛》栏目。这档节目基本就是针对中国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学者的解读。其讲解的内容基本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但是由于“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由于某些商业运作的需要，一些学者在“遗产”讲解中，对于本已“约定俗成”的观点进行了些许修改。这让台下的学者们便有些坐立不安了，有的更是在《环球时报》等媒体发表对于“歪”讲“文化遗产”的担忧。

笔者认为，台下的学者不必对台上学者“歪”的评说表示担心。试想，在台上学者讲解文化遗产之前，都是哪些人在关注这些文化遗产?他们都关注到什么程度?但凡对文化遗产有所关注的人，难道会因为台上学者的只言片语就改变自己曾经的认识方向吗?而对于之前根本就不曾关注文化遗产的人来说，台上的学者，至少起到了知识启蒙的作用，尽管台上学者把“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中的小人解释成小孩，极大地考验了中国广大学者的智商，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她的解说至少让那些整天只关注英语发音的孩子们知道了中国原来还有“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么一句古话。于丹讲《论语》后，书店里《论语》的销售热潮不正证明了这一点吗?

笔者在这里嗦于丹和《论语》，其目的还是想说明跨文化传播问题。抛开“跨文化”这个大框架不谈，其实美国之于《花木兰》不正像于丹之于《论语》吗?如果真的把地球看成“村子”，很多学者便不会那么紧张了。

面对中国文化，“他文化”采取了如上的使用方式，而面对“他文化”，中国本土又是怎样的反应呢?麦当劳、肯德基的标志，成为全球所有城市瞩目的标志，也成为中国百姓奖励孩子和众多青年男女约会的首选；中国特色的饼干竟然也宣称：“真正的美国口味，我爱吃!”流行歌曲、摇滚、肥皂剧、好莱坞影片等让西方人如痴如醉，也让中国人乐不思蜀，其实这与中国人的崇洋都关系不大。谈到这儿让笔者想起了在2006年网络上十分流行的美国电视剧《越狱》，其因环环相扣的情节和主人公超乎常人的智谋以及影片中俊男靓女的组合吸引了不少中国人的眼球，在网络中红极一时。而令笔者哭笑不得的是，最近某电视台居然推出了一部电视剧，其故事情节甚至与《越狱》如出一辙。笔者并非一个崇洋之徒，但是面对这样的剧作者，令笔者实在是感到可悲，如此没有创意的“创作”其价值何在?既然没有创意，其剧作者何不游说买其电视剧播放的电视台直接播放《越狱》岂不更加省力?笔者不反对学习，而且还鼓励支持学习，有学习才有进步嘛，然而面对如此近乎照搬的模仿，倒不如照搬了。

下面我们用数字再直观地看一下跨文化传播的表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统计：2001年中国图书、报纸、期刊出口额为1764万美元，进口额为6904万美元，进口是出口的4倍；而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进口额为出口额的14倍。中国媒体产业的贸易逆差之大是显而易见的，究其原因，从上文中，我们也可见一斑。如此的差距，其原因何在?又该如何处理呢?需要引起业界人士的足够重视。

怎样看待跨文化传播

就我国来说，我们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在任何正常的一天，大约会有报刊读者5亿，广播听众7亿，电视观众8亿，网民1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文化素养的提高，受众队伍日益扩大，且受众对媒介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其他国家都企图在中国听到自己的声音，他们在中国的声音越大，就意味着他们更多地吸引了中国的受众，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力量越大。所以，某些国家正在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们。

就此，有学者提出“正确认识跨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的话语如果是在闭关锁国的年间说出来，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但现在看来，这些宏大模糊的逻辑和脱离现实的说辞(指跨文化传播在当下具有更多积极的作用)似乎隐含着一个立足点的问题”，认为跨国传媒集团主要的争夺目标就是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而这一点正是当前跨文化传播的精神实质。对于这样的观点，笔者认为其似乎有些杞人忧天了。

西方的大众文化往往有两面性。

一方面因为西方率先进入全球化，因此对于大众文化的挖掘要远远早于我们，也远远深刻于我们，正是由于其对于人性深刻而更加准确地把握，才使得其创作的作品更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另一方面，西方人以自己的全球化想象去制作大众文化，显然会有其自身的出发点。因为出发点不同，难免会有接触中的误差和碰撞，但我们不必就此放弃交流和沟通，甚至产生了认为对方动机不纯的心理负担。哪怕是西方大众文化中的中国想象令人遗憾，我们也一定要知道，一切只是戏说，不必过于认真。

我们在打开国门迎接“客人”的同时，也要坚持“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的思想认识。这个观点就是说：我们赞同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坚持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

在跨文化传播中中国应有的态度

在所有的态度中，首先需要的便是一个理解的态度。这不仅是对中国自身的要求，也是对他国的要求，所谓相互理解才能和谐相处。

首先，通过国际谈判，确立国际文化交流原则，确保中国利益。前文中，我们虽然提到不反对外国传媒机构对于中国文化的采用和改编，但是这必须有一个前提，即保证中国利益。这一点坚决不容置疑。之前的损失我们可以原谅，但是之后的对策，笔者还是呼吁有关部门能够尽早采取行动，在国际社会中与相关机构和国家进行谈判，维护我国应有的利益。

其次，以积极的态度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作为科技和信息技术都相对落后的国家，虽然在跨文化传播中，我国基本处于一个弱势地位，但是，我们也万万不可坐以待毙，而是应该以一种积极的姿态，着力于扩大中国文化的传播，着力于中华文化对世人的影响。当晓得，中华文明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虽然目前看来科技不如人，但我们在历史文化领域也绝对有足够的自信和骄傲做文化先行者。

(作者单位：鞍山师范学院中文系)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