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速探析:背景与前景

摘要：在世界经济发展动荡的现时代，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现实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资源约束增强，需求支撑条件减弱，潜在经济增长率处于下降趋势，国内消费需求短期难以大幅提升，投资需求刺激空间缩小。我国已经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这个阶段更加强调质量和效益，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关注经济结构优化。为此，未来我国经济在保持一定增长速度的同时，经济发展速度会有放缓趋势。增速中长期放缓不仅有利于结构调整和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能为整体经济优化提供空间和时间，使结构调整会有较大的余地，能为经济发展进一步平衡和深化改革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经济增长动力能够进一步增强，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健康发展有促进作用。

关键词：中国经济；增速；结构调整；前景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3-0025-04

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主要特征是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我们必须对经济增速转换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有清醒的认识，对未来发展有一个准确的预测，才能正确处理好各类矛盾，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

国内学者使用不同的模型、方法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中各要素的贡献，试图探究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李京文、张守一（1991），沈坤荣（1994），李坤望（1996），蔡、王德文（1999），武剑（1999）指出，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可以分解为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较高的资本积累和未能解释部分的综合要素增长率（TFP）。

张军（2011）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和财政再集权的结果，其核心是地方政府对增值税和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由此导致了地方政府之间的蒂波特竞争。由于地方之间的竞争，地方政府开始更多地扮演招商者的角色，不再去创办国有企业，而是致力于推进当地公共资本的形成和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部的私有投资者落户。政府的公共资本支出对私人部门生产性投资的挤入效应是保证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重要经验。但是，随着税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财税体制也面临改革。

崔宇（2010）认为，改革开放至今的30多年增长，是奇迹也不是奇迹，因为并没有逃出经济学家所总结出的分析框架，中国依靠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在计划经济中融入了市场经济，通过价格改革和产权改革，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和城镇的生产率。最近10年，国际贸易因素再助推中国经济增长，某种程度上，收入不平等也加快了物质资本积累的速度（因为富人的储蓄倾向更高，从而保证了高投资率）。在未来10年内，中国似乎仍然可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但也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比如，通过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和城市化进一步加大物质资本积累，但在政府财政投资减弱的情况下，银行体系可能要面临过度贷款后坏账增加的风险；外需也还可以依赖，但中国的出口已经占世界出口总份额的10%，达到了中国经济30多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我们都知道，GDP无法永远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速从2012年以来出现下降趋势，有必要正确认识和判断增速放缓的性质和原因。

二、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现实条件发生改变

今后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着多年积累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如产能过剩、环境污染严重等，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重要的改变。

1.要素供给条件变化

一是劳动和资本要素供给结构转变。中国目前已经走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的转折点，人口红利逐步消失。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随着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开始下降，过去依靠劳动力规模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分工效应都会减弱。即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已经大幅度减缓，因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基础正在消失。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使取之不竭的劳动力供给正在接近于发展的末端。

二是资源约束增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淡水、土地、森林、矿产、动植物等各类资源的消耗量也急速上升，能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2012年，我国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11.5左右，而消耗的煤炭总量已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钢材的消耗量占到全世界的40%。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十面霾伏”严重影响人民生活，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增强。

三是要素贡献的转换。人们解释经济增长经历了从注重资本增加――技术因素――人力资本因素――经济结构因素――制度的发展过程。在当前的结构转型期，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替代过去资本和劳动这样的要素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2.需求支撑条件减弱

一是潜在经济增长率处于下降趋势。据了解，20世纪以来，除美国、英国等处于全球技术和增长前沿的国家外，其他成功跨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特别是以德国、日本、韩国等为代表的追赶型经济体，大多经历了20年或更长的高速增长期，并在结束之后增长率明显下降。中国已经非常接近转折点。

二是出口需求下降。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全球经济增长仍处于低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14年世界主要经济体仍面临许多问题，例如结构性缺陷、投资的政策限制和生产率增长率低等。2009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除2010年外，其他三年均为负值。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通过TPP、TTIP谈判试图建立国际贸易新规则，应对来自新兴经济体的挑战，因此，出口大幅回升的可能性不大。

三是国内消费需求短期难以大幅提升。研究表明，中国居民消费存在短视行为，其既不是按照凯恩斯的即期也不是按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来寻求效用最大化，而是依据现期收入和流动性资产水平以“最近的将来”收入来安排支出。总的来看，尽管影响中国消费者需求的因素比较复杂，但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些深层次的经济体制等原因有关。消费热点的缺失会使消费增长的动力减弱，一波接一波“排浪式”消费带动国民经济“排浪式”增长的情况不大可能再出现了。

四是投资需求刺激空间缩小。长期以来，我国经济高增长过分依赖政府高强度投资负面效果明显。投资效率明显下降。2002年每增加1元GDP所需要的投资是1.78元，到2010年每增加1元的GDP所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高达5.99元。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产能过剩严重，长期下去不可能持续。

三、经济增速转换的阶段分析

我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这个阶段更加强调质量和效益，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关注经济结构优化。为此，经济发展速度会有放缓趋势，以便为整体经济优化提供空间和时间。

1.从收入水平发看发展阶段变化，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1978―2012年，GDP年均增长98%，2010年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2011年超过5000美元，2012年超过6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进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该阶段经济会面临比之前更为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如果不能正确应对，就可能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徘徊，无法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过渡。

2.从产业结构变化看发展阶段，我国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关键转换期

按照克拉克―配第定理和库兹涅茨关于三次产业的作用和演变规律的分析，大都强调了工业化有一个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过程。在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产业内部的微笑曲线变化，即由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的两端延伸和扩展，由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向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延伸和转移。我国正处于这个转换的关键时期。产业链提升需要一个过程，当前我国产业发展在低端受到来自东南亚一些国家成本较低的竞争，高端受到发达国家技术壁垒的挤压，加之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产业发展处于深刻变革期。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产业链不升级，受到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压榨就越大，付出的环境成本就越高，所以，这个模式必须改变。

3.从经济增长驱动力看发展阶段，我国正处于向创新驱动转换的时期

根据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理论，一国经济增长可以分为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条件、起飞、向技术成熟过渡、高额大众消费和后工业社会六个阶段。在起飞和成熟阶段，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而在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消费需求的不断提高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目前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罗斯托的第四、第五阶段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要更多地通过技术普及和提升来支撑经济增长，逐步实现消费主导和社会福利改善。

同样，钱纳里依据人均GDP水平把经济发展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依靠财富驱动四个阶段。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已进入创新驱动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只有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才能提高质量和效益，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在此期间，企业发展路径会有所改变，鉴于路径依赖性，有些企业会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和要求，只有外部条件逼迫其必须改变时才会做出改革，这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市场。

四、中国经济增速的前景分析

1.中国经济能够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速度也不能太低。长期看，速度太低不利于实现全面小康，也不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短期看，经济增速趋缓，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会很突出。事实上，我国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工业化、城镇化尚未完成，仍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我国工业化正处在中后期，服务业比重明显偏低。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432%，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如美国78.8%、日本715%的水平，也低于新兴经济，如印度55.1%、俄罗斯59.3%的水平，加快服务业发展将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引擎。我国城镇化率52%，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仅有36%，低于发达国家80%、发展中国家60%的水平，城镇化将成为支持我国长期发展的最大引擎。从需求看，加快城镇化发展，能够创造出大量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城镇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有1300万人口从农村转入城镇，向非农转移劳动力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是农村的3倍，不仅有利于扩大消费，而且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从供给看，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城镇化通过聚集效应有助于技术创新，提升产业的发展水平，且通过创新效应驱动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东部发达地区可以利用现有产业基础，加大创新力度，直接与发达国家竞争，引领中国经济升级。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可依托自身优势，低成本、高效率地承接国内产业转移，加快经济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在不同时期由不同增长极来推动，既可以发挥已有增长极的转型升级潜力，又可以在中西部地区培育若干新增长极，形成接续，不断推动经济发展。

三是新改革红利有待释放，将为经济增长提供不竭动力。国际上看，那些曾经经历过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其陷入低速增长或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停滞不前。当前，我国正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打破资源垄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也强调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大力推进结构调整，实践效果良好。我国也计划进一步推动利率、汇率市场化，深化土地等要素改革和财税、金融体制等改革，这些制度安排不仅会进一步释放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潜力，还可以通过要素向更高效率的部门转移，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贡献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增速中长期放缓有利于结构调整和全面深化改革

一是投资拉动增长的局面会有所改善，环境问题得到缓解。改革开放以来，总体看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为47.8%。但投资效益不断下降。2010年我国1元投资仅能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205元，比1981年下降28%。这种粗放型增长模式以及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不到位，导致能源资源产出效率较低。以标准吨煤产出效率为例，我国只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具有较快的效果，但是，注重消费增长以及鼓励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会给经济带来持续长远潜力。比如，利用绿色产业带来的新机会，把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作为经济的新增长点，破解制约经济发展的环境瓶颈。通过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明显下降。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

服务业发展还有很大潜力。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地区或城市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般与服务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是基本相等的，例如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及其发展完善的城市中，二者的比例基本一致。但是我国历年数据表明服务业就业占比都小于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例如2010年我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43.1%，但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34.6%，两者相差近10%。未来一段时期，通过鼓励大众消费、为服务业发展提供空间可以大幅度缓解环境问题。

二是结构调整会有较大的余地，经济发展进一步平衡。经济快速发展期，也存在许多结构不平衡问题。诸如内需外需、三次产业、融资结构等问题。需求结构看，主要是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失衡。产业结构看，主要是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城乡和区域结构看，主要是城镇化发展滞后、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城乡和区域之间生活条件和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大。金融结构中，过度依赖银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渠道狭窄。

当前，世界经济增速普遍放缓，外需乏力，正是大力启动内需的好时机。利用国际产业重组机会，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及时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新兴产业和绿色产业。研究表明，随着国家整体竞争力提高和更加富有，经济发展对银行发展指数变化的敏感性逐渐降低，而对证券市场发展指数变化的敏感性在提升。随着经济发展，最优金融结构将向市场主导型的方向演进。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平衡融资结构显然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有利于形成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

三是深化改革会有稳定的外部环境，经济增长动力进一步增强。当今社会，一国的经济发展很容易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行情表明，主要经济体货币扩张过度和经济增长偏热，会导致商品价格过度飙升，不利于经济稳定运行。相关研究表明，中国作为最重要大国的体量效应，宏观总需求扩张偏快会通过“货币扩张―投资增长―进口数量增长―贸易条件恶化”的特有传导机制，对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增速放缓应能减少贸易恶化的程度。内部看，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各利益主体有着分享改革成果的强烈诉求。回顾以往，在1979―2012年的34年里，有25年居民收入增长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同时，贫富差距较大。1998年之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低于0.4，1998年以来基尼系数显著扩大，目前基尼系数达到0.45。相比较而言，日本、韩国在工业化加速期基尼系数都维持了较低水平，也基本做到了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步。经济增速降低一些，居民收入增速增加一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同步的增长。建立起社会保障安全网，逐步缩小城乡、区域间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平等分享改革成果，充分体现公平正义。较为稳定的内外环境才能为改革铺平道路，增强可持续发展动力。

由此可见，我国经济增长既有下行压力又有支撑潜力，合理的速度不会很低。但我们必须对所处的发展阶段有深刻的认识，不要为了增长而增长。通过全面推进转型升级，进一步深化改革，化解潜在的风险因素，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卢峰，陈建奇，杨业伟.减速与调整：全球宏观经济形势研判[J].国际经济评论，2012，（6）.

[2]张军.理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J].比较，2012，（6）.

[3]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