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信用:源于竞争关系还是合作关系

[关键词]商业信用；产业价值链；竞争；合作

商业信用可以产生于经营性动机和融资性动机。一般而言，企业提供商业信用主要出于经营性动机，而获得商业信用主要出于融资性动机。现有文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经营性动机：（1）促销动机。（2）质量保证动机。（3）降低交易成本动机。

企业利用商业信用到底是出于经营性动机还是融资性动机？国外的研究更多出于经营性动机。由于中国企业的融资环境和“三角债”问题，国内的研究可能更倾向融资性动机，例如，谭伟强（2006）对国内企业利用商业信用融资的实证研究。[1]上述研究未能考虑竞争因素对企业“提供”还是“获得”商业信用的影响。龚柳元、毛道维（2007）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商业信用的特征取决于所在行业的竞争地位，位于产业价值链上游的资源类及下游销售类行业因拥有一些关键资源而具有相对较强的竞争力，这些行业的企业通常是商业信用净获得者；产能过剩行业的竞争力相对较弱，企业通常是商业信用净提供者；位于产业价值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社会信用体系中信用结构和信用链研究》（05BJY002）。中间的制造业大类的企业既要“提供”又要“获得”商业信用，它们往往是“债务链”或“三角债”的主要缔结者。[2]但是，我们一直认为，沿着产业链延伸的商业信用是建立在长期重复交易所产生的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可能是影响产业价值链上企业的商业信用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因此，本文需要通过实证检验，基于产业价值链的竞争关系与合作关系，哪一个对商业信用影响更大？商业信用链是以义务性“互惠”方式还是以“三角债”方式相链结？

一、产业价值链“合作”或“竞争”行为倾向：一种研究思路

许多文献将纵向扩展的产业链称为“供应链”，并提出整合供应链的观点。我们的看法是，所谓供应链“整合”实际上就是波特意义上的企业价值链的相互联结，企业进行产业链的分拆和整合，选择自己最擅长和最能创造价值的产业环节，而把其他环节“外包”出去，从而形成新的产业价值链。

外部研究者的难点在于，既无法准确地刻画一条完整的产业价值链，又无法判断产业价值链上企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当某个价值环节上聚集了多个企业时，我们更无法知道它们之间是竞争关系还是合作关系。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们把金融投资组合分析方法扩展到实体经济，我们假设，当某个行业内的企业之业务形成既无短缺又无过剩的“横向互补”，以及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供需一致的“纵向互补”时，则达到互补性均衡，这个时候，单个企业的收益率与行业平均收益率的波动相一致，其β值会接近或者小于行业平均值。所以，我们把企业β值趋近或小于其行业平均值作为业务“互补性”的判定标准，并且可以认为，具有“互补性”业务组合的企业之间存在合作关系。这时，企业会出现分化，一些有竞争优势的大企业受市场边际调节作用的影响较小，其β值会接近或者小于行业平均值，意味着它们的业务虽然存在“横向互替性”的可能性，但受“纵向互补性”的主导，一些没有竞争力的小企业则受市场边际调节作用的较大影响，其β值会大于行业平均值，意味着它们的业务虽然有“纵向互补性”的可能性，但受“横向互替性”的主导。

人们可能会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既然企业β值是企业所面临的行业共同风险的量度，为什么在这里非要把它作为“合作”或“竞争”的表征？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基于本文的研究目标我们实际假定：产业价值链上某个企业的风险大于行业共同风险是由于它的行为偏离行业的互补性均衡；而等于或小于行业共同风险是它的行为符合互补性均衡。所以，这里的β值实际上是企业行为倾向的表征。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是，基于产业价值链的“竞争”或“合作”的行为倾向是否都是企业利用商业信用的诱因？因此，我们必须构造一个尽可能包含着产业价值链关系的投资（企业）组合，并且用该投资组合内企业的β值来判断企业是竞争主导还是合作主导。由于我们所构造的样本不可能准确地刻画一条产业价值链，并且把所有企业包含其中，这种研究方式显得比较粗糙。但是，如果实证结果能在统计上显著地与理论推断相一致，就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这种研究思路也就有一定意义。

二、实证研究

（一）实证研究设计

本文选取了2005年沪深两市 B03石油、天然气开采业、C41石油加工及炼焦业、C43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C47化学纤维制造业、C11纺织业、C13服装及其它纤维制品制造业6个行业的17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构造一个投资组合。可以大致认为，这个投资组合内的企业会包含“石油―化纤―纺织”这个产业价值链。因此，企业相对于这个投资组合的β值大体上反映出该产业价值链的企业之间存在的合作关系或竞争关系。参照相关文献把反映经营性动机和融资性动机的因素分别作为两个模型的控制变量，并且在检验“提供”商业信用的模型中把“获得”作为反映产业价值链的控制变量，同样在检验“获得”商业信用的模型中把“提供”作为反映产业价值链的控制变量，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检验企业的“提供”与“获得”商业信用出于“竞争”还是“合作”倾向。我们的理论推断是，如果“提供”与“获得”商业信用对称地分布于两企业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则意味着双方存在一种交易性互惠，即“你给我提供，我才给你提供”。因此，这种商业信用具有竞争倾向。

（二）实证分析

竞争主导型企业的提供商业信用比率的平均值（0．260125）要高于合作主导型企业（0．193491），且F-检验相伴概率远远小于0．05，可以认为两组样本的方差存在显著性差异。双样本异方差t检验的伴随概率小于0．05，也可以认为两组样本在提供商业信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虽然竞争主导型企业获得信用比率的平均值（0．323341）要高于合作主导型企业（0．29648），但F-检验相伴概率大于0．05，可以认为两组样本的方差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因此，需要进行双样本异方差T检验。T检验伴随概率大于0．05，可以认为两组样本在获得商业信用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所以，产业价值链上竞争主导型企业比合作主导型企业提供更多的商业信用，两组企业在“提供”商业信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竞争主导型企业与合作主导型企业在获得商业信用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

我们对所有样本企业“提供”商业信用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提供”商业信用与β值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β值越高的企业，提供商业信用越多。由于这里的β值理解为竞争行为倾向，如果我们说，“竞争越激烈，提供越多商业信用”并不妥当，因为我们没有区分产业价值链的企业行为倾向。所以，我们还必须对β值接近或小于行业平均值的合作主导型企业和β值大于行业平均值的竞争主导型企业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如表2)。

表2是“提供”商业信用的分组检验结果，合作主导型企业β值的回归系数为0．617，且在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由于该组企业是以接近或低于投资组合的平均β值来划分，意味着企业β值越接近产业价值链的β值均值（行业的互补性均衡），则越倾向于提供更多“义务性互惠”性质的商业信用，这就充分说明了合作关系对企业提供商业信用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竞争主导型企业β值与“提供”商业信用不具统计显著性，表明竞争不能很好地解释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行为。除主营业务增长率、产品生产周期对提供商业信用有一定的解释力外，其他的变量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前5大客户销售额的回归系数虽为0．250，但不具统计显著性，表明竞争主导型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行为与客户依赖程度不相关，或者说，并不是建立在重复交易基础上的义务性互惠或合作关系。上述结果可以看成是对总体回归的一个修正，说明了具有产业价值链关系的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行为很难通过竞争关系来解释。

进一步，我们对竞争主导型企业和合作主导型企业“获得”商业信用进行了分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

表3是“获得”商业信用的分组检验结果，竞争主导型企业的β值回归系数没有通过统计检验，表明竞争关系不能解释“获得”商业信用。合作主导型企业的β值回归系数高达0．740，并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合作关系可以解释绝大部分“获得”商业信用，反映竞争主导型企业的融资性动机的变量除财务杠杆与获得商业信用呈正相关外，其他的变量均未通过检验。但是，控制变量提供商业信用的回归系数竟高达0．579，且在1%水平上显著，进一步表明竞争主导型企业“提供”越多则“获得”越多的“三角债”特征，商业信用已成为其弥补流动性短缺的重要途径。反映合作主导型企业的融资性动机的变量除主营业务增长率和企业规模两个变量外，其他变量在统计上都非常显著，说明合作主导型企业也把商业信用作为一种重要的融资手段。但是，反映产业价值链关系的控制变量“提供”商业信用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水平远小于竞争主导型企业，表明合作主导型企业通过“获得”商业信用来弥补其流动性短缺的意图比竞争型企业要弱。

（三）稳健性检验

我们选取2005年沪深两市C01食品加工业、C31造纸及纸制品业、C81医药制造业、C51电子元器件制造业、 E01土木工程建筑业等几个不存在产业价值链关联行业的上市公司，共180家构成了一个对照样本，依照与研究样本相同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对照样本与研究样本企业在反映经营性动机和融资性动机的相关控制变量上具有同样的统计显著性，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但是，在“提供”和“获得”商业信用与β值之间，以及反映产业价值链关系的控制变量上都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表明样本企业间不具有产业价值链关联关系。所以，β值能够作为反映产业价值链上企业“竞争”或“合作”倾向的表征。

三、结 论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与我们的理论推断相一致且具有统计显著性，充分说明把企业β值作为基于产业价值链的企业“竞争”还是“合作”倾向的表征具有一定可行性，其结果也显示出较强的解释性。无论是“提供”还是“获得”商业信用，产业价值链上竞争主导型企业比合作主导型企业有更高的使用比例，但由于两类企业的β值与“获得”商业信用都不具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两类企业都把商业信用作为一种重要的融资工具，加之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出竞争或经营性动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企业利用商业信用的行为，综合起来可以认为，融资性动机是中国企业利用商业信用的主要动机。

竞争主导型企业显示出更高的商业信用使用比例，与我们关于“产业价值链上的一些拥有关键资源的企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而获得更多商业信用”[3]的判断相一致。应当说，本文所构造的投资组合中也包括有这样行业内的企业。与国外企业把商业信用主要作为促销、质量保证及降低交易成本等经营性动机相比较，中国企业显示出较大差异，竞争因素与资源垄断密切相关。

合作关系对企业“提供”或“获得”商业信用的行为都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意味着随产业价值链层次分工的不断深入，企业业务之间的互补性不断加强，企业将会倾向于更多地利用商业信用来维系和加强彼此的合作关系。因此，从产业价值链的角度看，合作关系比竞争关系对商业信用的影响更大。

竞争主导型企业无论从“提供”还是“获得”商业信用方面，都显示出“提供”越多则“获得”越多的统计特征，而合作主导型企业则没有明显地表现出这样的特征。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基于产业价值链的企业之间商业信用链的链结方式大致上是，竞争主导型企业主要以“三角债”方式相链结，而合作主导型企业主要以义务性“互惠”方式相链结。这一实证结果的引申结论是，减少企业间的过度竞争，增强合作关系是解决“三角债”问题的重要条件。

主要参考文献：

[1]谭伟强．商业信用: 基于企业融资动机的实证研究[Ｊ]．南方经济，2006（12）．

[2]龚柳元，毛道维．商业信用是否成为企业的产业价值链竞争因素[Ｊ]．软科学，2007（6）．

[3]龚柳元，毛道维．商业信用是否成为企业的产业价值链竞争因素[Ｊ]．软科学，2007（4）．

Trade Credit: Root in Competition Or Corporation

Mao Daowei１ Zhang Liang２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 idea that utilizing β to judge whether the nexus between companies is competitive or cooperative, based on the formulation of a corporation portfolio including an industry value chain. Through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n “petrochemicals-fiber-textile” industry value chain,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use of trade credit of most Chinese corporation proceeds from a financing motivation; the competitive nexus has more influences on trade credit than the cooperative nexus; the trade credit between the competitive corporations is linked by triangle debts while the trade credit between cooperate corporations is linked by reciprocity.Key words: trade credit; industry value chain; competition; cooperation

[ 收稿日期： 2007．9．5责任编辑：单丽莎 ][中图分类号]F830．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07)10-009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