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封建文化影响论文

翰林制度是从唐至清特有的一项职官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史、文化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翰林”之名汉代已有，本指文学之林，是文翰荟萃所在。唐代开始作为官及官署名，最初的性质是“天下以艺能技术见召者之所处也”（《唐会要》卷57“翰林院”），文学、经术、僧道、书画、琴棋、阴阳等各色人士以其专长听候君主召见，称“翰林待诏”。唐玄宗时，较多地选用文学士人，称“翰林供奉”，用于起草诏令，议论时事。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在翰林院之南另建学士院，专门负责掌管“内制”。原有翰林院自此一分为二：一为翰林学士院；一为翰林院，人称旧翰林院。二者虽皆有“翰林”之名，但性质却很不相同，前者专以待文学之士，是在禁中起草诏命、参预机务的枢要部门；后者则杂处各种技能之人，是在内廷供奉君主的普通机构。唐朝后期，政局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藩镇割据形势出现，宦官专权局面严重，皇帝与朝臣联合反对宦官的斗争以及朝臣内部的党争愈演愈烈。在这种政局下，号称“天子私人”的翰林学士得以在政治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先是起草内制、参谋顾问，侵夺了中书的权力；继而参预机密，权力趋于鼎盛。德宗时有“内相”之称。宪宗时从翰林学士中进一步发展出“专受专对”的学士承旨，表明翰林学士参与中枢决策的地位得以确立。与此同时，旧翰林院一直保存，其官称翰林供奉或翰林待诏、翰林待制，后又有翰林天文、翰林图画等等，不设学士，也不参与制诏的起草，始终只是一个主要供君主消遣的侍从机构。

五代到清朝，翰林院的政治地位经历了二高三低的变化：宋朝和明初高，五代、辽金元时期和明永乐以后低。

五代武人跋扈，王朝祚短，翰林的地位从唐时的顶峰跌落，政治上的作用相当有限。后晋还一度废除翰林学士，其职并归中书舍人。

宋代是翰林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这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继承唐、五代的趋势，翰林学士院与翰林院发展成截然不同的衙署。翰林院作为各种技能之士的待诏之所，设在皇城之外，分为书艺、图画、天文、医官诸局；翰林学士院作为草诏、顾问之臣的供职机构，设在宫禁之内，二者间地位的高下不可同日而语。其二，翰林学士院组织结构严整，官员设置从高到低依次为承旨、学士、直院、权直，不再是随意性很强的内侍群体，而是中央政府的正式机构。与之相适应的选任、降黜、员额、俸禄等各项制度日趋完备。其三，翰林制度与科举制度的关系得以确立，非进士不入翰林，由此推进了宋代文人政治的发展。

辽、西夏、金、元，都是以少数民族为统治主体的王朝，它们程度不同地学习汉王朝的统治体制，无一例外地承袭了唐宋的翰林制度，以此标榜文治，笼络与安置汉族知识分子。各政权中翰林机构的名称、功能不尽相同：辽称翰林院，体制与唐旧翰林院相似，院内人员、职事繁杂不一；所不同者是将国史院隶属于翰林院，开了国史、翰林合二为一的先河。西夏与金建翰林学士院，职能与宋时相似。元立翰林国史院，其职责变为以修撰国史为主。

明代翰林院的发展变化，以明成祖永乐（1403—1424年）为界，分为前后两大时期。前期的翰林院拥有唐宋翰林学士院的职能，翰林官充当皇帝的辅弼，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后期的翰林院向唐旧翰林院回归，走上了重文词、远政治的道路，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近侍机构——内阁。英宗正统（1436—1449年）以后，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逐渐降为撰修书史、起草一般文书的普通文秘机构。

清朝以后，翰林院的性质不再有大的变化。院中无承旨，亦无学士之名，而是“定掌院学士为专官”（《清史稿》卷115“职官二”），掌院学士之外，设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以及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等；院下有庶常馆、起居注馆和国史馆三机构。翰林院的主要职能是编修书籍，撰拟册文，为皇室解经讲史，以及充当科举考官等，与政治了然无涉，属于职清事简的文人闲职。清朝末年，实行政治改革，学校教育取代科举制度，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的翰林院日渐衰落。1911年，清朝灭亡，沿续了千余年之久的翰林制度也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无论其身份是“天子私人”还是朝廷命官，也无论其职能是参与政事为主还是掌管文辞为主，对于中国古代的翰林来说，有一点是千年不变的，即充任者多是精通经史、饱读诗书之士。特别是明清以后，基本都是进士高科之人，亦即当时知识阶层中的精英。为人熟知的历代名流如唐朝的李白、杜甫，宋朝的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明初的宋濂、方孝孺，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等等，皆是翰林中人。这种构成，决定了翰林群体势必对封建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作为职掌文化事业的专官，翰林首先致力于精神文化产品的创造与保存。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仅通经晓史，而且立德立言，创作出无数优秀的诗赋文章，为古代封建文化的宝库增添了大量的财富。历代翰林还编撰各类书籍典册，直接担当起整理、保存与传承封建文化的责任。唐以后流传至今的大量古代典籍，多数都出自翰林之手。如宋代以“四大书”著称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除《元龟》外，其余三部都是太宗时由翰林学士李方、扈蒙等主持编撰的。再如明朝修《永乐大典》，清朝修《四库全书》，都由翰林负责，清朝修书的机构四库馆就设在翰林院内，修书期间先后有数以百计的翰林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纂。

同时，作为成功地进入中枢机构的士大夫中显达之人，翰林有机会实践儒家的政治理想，以其知识、节操等影响社会，实现“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从唐末翰林充当反对方镇，打击宦官，巩固统一的重要力量，到宋朝翰林踊跃议论朝政，批评时事，推进文治，历代翰林都积极发挥了他们在当朝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表现的那种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于国事民生不敢忘的情怀，凸显出中国封建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独特文化品质，丰富了中国封建文化的精神遗产。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由科举而翰林，由翰林而宰臣，这种古代士大夫人生理想的“三部曲”，也对全社会起到了文化示范作用。虽然不同时期的翰林官权力轻重不同，作用大小各异，但翰林的社会地位始终非常优越，明清人甚至视“点翰林”为人生最荣耀之事。这种社会风气，在客观上有利于刺激文教事业的发达，促进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不可否认，“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显的政策，是封建王朝借以推动文化进步的一个有力杠杆。

中国古代翰林中虽不无滥竽充数，甚至曲学阿世之人，但从总体上说，翰林制度的实施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提供了活动的舞台，翰林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群体，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文化的创造者、守护者和传播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