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所得税改革对广东省吸引FDI的影响

摘要：企业所得税的改革结束了长期以来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套税制并存的局面，对内外资企业均有一定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广东省影响外商投资的非税收因素逐步得到改善，税收优惠政策对FDI的吸引力逐渐减弱。“两税合一”在客观上增加了广东省外资企业的税收负担，但得益于区位优势和投资环境的积累，对FDI的流入并不会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广东省应改善非税收因素，促进外资分布的地区结构优化；淘汰依靠税收成本优势而生存的中小型企业，发展大规模、高技术含量的战略型外商投资企业，提高FDI的质量。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改革；税收优惠；外商；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810.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3-0033-04

引言

2008年1月1日开始全面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实现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制的统一。长期以来，由于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在名义税率上的不统一，加上众多吸引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外资企业的实际平均税负一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外资企业获得了投资和经营的良好政策支持，税收优惠政策在吸引外商投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出于为内外资企业创造一个稳定、公平和透明的税收环境的考虑，企业所得税改革将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所得税进行“两税合一”。“两税合一”，是指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的统一。对原来享受众多税收优惠的外资企业来说，这一政策在客观上将导致这些企业整体税负增加。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这一规定将直接影响各行业、各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的现有格局，单纯的税收优惠政策将不再成为特定行业或地区进行招商引资的最重要手段。

在这个背景下，研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之后对外商投资的影响就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广东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试图通过本文的有关研究，对广东省在两税合并之后如何更好地吸引和利用外资提出建议。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作为最早开放的省份之一，已经在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积累了优质的投资环境资源，并形成了良好的区位优势。同时，得益于税收优惠的政策支持，广东省在吸引外商投资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研究两税合并对广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对两税合并之后中国其他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招商引资也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一、相关文献回顾

本文所指的外商直接投资，即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是现代资本国际化的主要形式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FDI作了如下定义：外商直接投资是指在投资人以外的国家所经营的企业拥有持续利益的一种投资。FDI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众多研究表明，FDI的流入与当地经济发展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在涉及FDI的文献中，不乏与税收优惠政策有关的研究。孙江明等（2008）以中国的制造行业为例，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税收政策对中国吸引FDI的影响。该研究指出，现阶段中国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FDI的流入存在正向影响作用，因此涉外税收优惠的波动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对FDI的吸收。但该研究并没有考虑到中国不同省份之间对吸引FDI的区位因素，只是重点考虑行业差异带来的影响。傅元海（2007）选取了税收优惠政策对FDI质量的影响的角度进行分析。傅元海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的FDI虽然在总量上保持增长，但是所吸收的FDI在质量上并没有得到持续改善。改革开放以来依靠税收优惠政策吸引的FDI是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相对较少，中小企业投资比重较高，FDI的平均质量不断下降；中国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所吸引的外资大部分集中于对政策更为敏感的中小企业，历年FDI的平均规模不断缩小，即FDI的质量也不断下降。

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后，有学者对内外资企业税负变化的有关影响进行了研究。张燕生、张岸元等（2006）分析了“两税合一”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的主要结论指出：外资企业投资的主要动机已逐渐从成本驱动为主向市场驱动为主的方向转变，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在吸引外资过程中的作用已明显减弱，但该研究并没有针对这一论断进行实证分析。莫晓芳（2007）研究了“两税合一”对广东省外资企业税负与利用外资的影响。该研究利用2000―2005年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以此为依据预测未来五年内税率变动对广东外资企业的税负影响，分析结果认为，“两税合一”政策通过规范化的税收优惠政策导致外资企业的收入有所减少，因而“两税合一”在客观上会增加广东外资企业的税收负担，引资格局将发生一定变化；该研究在实证分析部分对影响FDI流入因素的考虑并不全面，只是对相关的涉税数据进行了简单的时间序列回归分析，结果难免出现偏差。其他学者对有关“两税合一”政策和FDI的关系也进行了不同角度研究，如龙笔锋（2007）研究了“两税合一”后中国FDI流入水平的稳定性。

以上有关文献的研究表明，“两税合一”的所得税政策在税收优惠上的调整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本文的研究思路如下：借鉴前人的有关研究成果，采集了1994年税改之后（1995年为本文采集样本数据的起点）至2007年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两税合一”政策对广东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分析部分将以税收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同时考虑其他影响FDI流入的控制变量，通过分析1995―2007年外资企业所享受的税收优惠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对两税合并之后广东省如何改善税收和非税收因素从而创造更好的招商引资环境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研究设计

本文将通过建立含税收因素的统计模型对广东省历年吸引FDI的总量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企业所得税改革的直接效应。企业所得税改革（主要是所得税方面的优惠）的直接作用是降低享受优惠企业的涉税支出，使其税后经营利润增加，增大投资回报率，从而达到促进受惠企业生产经营的目的。改革开放以来，类似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外商投资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是因为有关优惠政策所带来的税收成本节省，使得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经济特区等地区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因此，外商直接投资与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相关关系。

但税收优惠政策并不是影响FDI流入的唯一因素。FDI的主体――国外投资者不仅仅看重税收优惠所带来的成本节省，其他一些非税收因素也同样能够影响国外投资者的决策。国内外有关FDI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丰富，本文选取了以下几个非税收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即：该地区的市场发展前景，投资环境因素，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外商投资的人力资源成本，该地区的市场化水平等。市场发展前景、投资环境、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水平等几个因素与跟FDI的回报率直接相关，对于广东而言，虽然近年来全省一直致力于发展技术密集型经济，但受限于国内总体技术水平不高等因素，劳动密集型经济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人力资源成本也是影响FDI流入的重要因素。

基于有关文献研究和以上分析，本文建立了如下假设：

H0：企业所得税改革所带来的税收成本节省对广东省FDI的流入有显著影响。

本文选取下列变量建立统计模型进行时间序列的多元回归分析：以广东省每年流入的FDI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应的统计数据则采用每年的协议利用外资额；以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单位税收支出作为解释变量，由于无法获得外资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的直接数据，采用“外资投资企业所得税/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作为替代。从理论上来说，税收负担越轻，FDI的流入越多，因此，被解释变量FDI对解释变量“单位投资的税收负担”反应较为敏感，预计符号为负；控制变量则包括：（1）广东省GDP的年增长率，表示广东省经济发展水平或市场规模增长速度，作为市场前景的替代变量，与FDI正相关，预计符号为正；（2）广东历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表示邮电、通信、金融、信息等设施和服务的便利程度，作为投资环境的替代变量，与FDI正相关，预计符号为正；（3）广东历年进出口总额，作为经济开放程度的替代变量，与FDI正相关，预计符号为正；（4）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水平，作为外商投资的人力资源成本的替代变量，与FDI负相关，预计符号为负；（5）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全部工业企业产值的比重，作为市场化水平的替代变量，与FDI负相关，预计符号为负。综上所述，建立模型如下：

lnFDI=α+βTax+λ1GDP+λ2Teri+λ3lnInt+λ4lnWage+λ5Mkt+ε

式中，α为常数项，代表无税收因素下的FDI流入量；ε为随机误差项；其他各变量的含义（如表1所示）：

表1各变量含义

三、实证分析

根据前面所建立的模型，本文选取1995―2008年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所使用的原始数据除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额来自广东省国税局网站有关统计数据外，其余均来自《2009年广东省统计年鉴》。对所有样本数据采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时间序列的多元回归分析，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对部分原始数据先进行处理，如将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除以每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计算得出解释变量Tax对应的值；对控制变量Mkt也进行相应的计算，再输入SPSS统计软件。

本文所选取的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如全省历年GDP总额，进出口贸易总总额等，均为对应当年年末时点的数据。而在实际的经济决策中，外商投资企业通常根据以往的经济运行情况来进行投资决策，换言之，一个地区本年度所吸引的FDI总量受到上一年度外资企业税收负担和有关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影响。因此，在统计分析过程中，对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均滞后一期，即被解释变量lnFDI选取1996―2008年的数据，其他变量所选取的区间为1995―2007年。

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如下：

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表明统计模型基本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将有关数据输入并运行SPSS统计软件后，得到的有关回归结果显示R2=0.95，调整后的R2=0.889，F统计量的值为15.738（显著性水平小于0.5％），说明模型总体拟合程度较好；DW统计量的值为2.156，接近于2，模型通过“杜宾―瓦尔逊”检验，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其他各项回归系数值和t统计量的值（如表3所示）：

表3 回归系数结果

注：t值对应的显著性水平由“*”表示：***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5水平显著；*表示在0.1水平显著。

根据回归结果得到：

lnFDI=19.57-2.583Tax+5.281GDP+6.738Teri+0.289lnInt-

0.321lnWage-0.637Mkt+ε

在不超过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各控制变量的系数均通过t检验，但作为解释变量的Tax并未通过检验，显著性水平低于30％，对应的值为0.349，从而拒绝原假设H0。这个结果表明，在观察期间内，实际利用外资的税收负担水平对吸引FDI的负面影响并不显著，而经济和市场开放度、投资环境的完善程度、人力资源成本的高低等因素对吸引FDI的流入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力。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由税收负担减轻所带来的成本节省对FDI的吸引力正在不断下降。

研究结论与展望

实证分析的结果进一步证明了近年来随着影响外商投资的非税收因素得到逐步改善，税收优惠政策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正在逐渐减弱。改革开放初期，外商直接投资以港、澳、台中小投资企业为主，占外商投资企业总额的75％左右，其中绝大多数在沿海地区设立，从事加工贸易。以最早开放的广东为例，广东省内的加工贸易均属于典型的出口导向型外资，其主要目的就是利用广东廉价的资源禀赋以降低成本，因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外商投资的税收优惠对其投资区位选择有较大的影响。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东省外资企业的构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大型跨国投资项目迅速增加，FDI的质量比改革开放初期有了很大的提高。众多跨国投资以抢占中国市场作为其长期发展战略。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因素成为FDI流入的最主要诱因，而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等政策因素的吸引力则相对下降。

莫晓芳在《“两税合一”对广东省外资企业税负与利用外资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利用2000―2005年的有关数据测算，“十一五”期间新企业所得税法将使广东省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整体税负增加17.52亿元。本文认为，尽管在新税法的政策环境下，由税收因素给外资企业带来的成本节省减少，但广东从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区位优势和近年来投资环境趋于优化，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一并不会造成FDI流入数量的大幅度下降。

综上所述，企业所得税改革后，新税法规定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外资企业所得税税负较名义税率提高之前略有增加。在此背景下，得益于区位优势和投资积累，广东省吸引和利用FDI的总量不会受到明显的负面影响。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之后，有利于为内外资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同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之后，珠三角地区和省内相对落后地区的税收优惠差距在客观上也会缩小，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些地区的劳动力和土地使用成本低廉的区位优势。据此，本文认为，企业所得税改革之后，广东省应该进一步改善非税收因素，促进外资分布在全省的地区分布结构优化；对粤北地区和东西两翼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以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在山区发展劳动密集型等加工贸易项目。同时，要进一步提高利用FDI的质量，通过新税法的宏观调控，淘汰仅依赖税收成本优势生存的中小型外商投资企业，推动大规模、高技术含量的外商投资进入广东，在此基础上发展战略型外商直接投资，从而提高所引入FDI的质量。

参考文献：

[1]孙江明，郭怀照，张玉娥.税收政策对中国吸引FDI影响实证分析――以制造业行业为例[J].市场周刊，2008，(5)：122-123.

[2]傅元海.税收优惠政策对FDI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J].税务研究，2007，(7)：32-36.

[3]张燕生，张岸元，曲凤杰，张哲人.“两税合一”的宏观基础及利弊影响[J].宏观经济研究，2006，(5)：5-9.

[4]莫晓芳.“两税合一”对广东省外资企业税负与利用外资的影响[J].国际贸易问题，2007，(12)：94-98.

[5]龙笔锋.“两税合一”后FDI稳定状态水平与测度[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7，(12):38-41.

Enterprise Income Tax Reform to The Influence of Attracting FDI In Guangdong Province

SHI Yong-ping

（Guangzhou Auto Colleg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800,China）

Abstract:The reform of the enterprise income taxation law has declared an abolishment of the two different law systems, which has lasted for a long period, for domestic and foreign capital enterprises. This action exerts certain influence to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capital enterprises. The empirical study shows as other factors impacting on the FDI of Guangdong province are gradually improved, the attraction from tax preference is weakening. Hence, unifying the two sets of enterprise income taxation law increases the tax expense of the foreign capital enterprises in Guangdong, but as the geographical priority is formed and the environment of investment is accumulated, the negative effect on the FDI is not as obvious as expected. Guangdong should improve other factors, and optimize the territorial distribution of the foreign capital. Meanwhile, under the support of the new taxation law, Guangdong should decrease foreign capital enterprises of small and middle scaled which depend on the advantage from tax cost saving. The large scaled and higher technical foreign capital enterprises should be develop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FDI.

Key words:reform of the enterprise income tax;tax preferenc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责任编辑 吴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