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小说的道德评价与哲学启蒙

程玮新作《俄罗斯娃娃的秘密》叙述了“两个德国女孩和家庭成员间的日常生活以及玛娅爸爸的离家出走。”小说的最大矛盾是模范家庭中玛娅爸爸的离家出走。但对于他的离家出走，小说中并没有正面描述其出走的原因、经过和结果。小说重点叙述的是其出走后家人围绕着这个矛盾作出的种种猜测和讨论。对于矛盾产生的原因，矛盾制造者玛娅爸爸居然这样解释：“我说不出理由为什么要这么做。可是，我想要这么做。”

故事并不艰深，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没有时下流行的噱头，但这些因素并不妨碍作品被接受和理解。这个故事吸引读者读下去的，是简单质朴的文字中透露出的深刻豁达的智慧，是单纯真实的细节中流露出的深邃永恒的感情。作品超越了以往儿童小说对人物和事件直接进行善恶道德评价的方式，表现出某种对现代人精神生存状态的哲学思考。这种渗透着对本体生存状况的朦胧思考对于儿童读者而言有着哲学启蒙的意义。

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文学作品常常是作家借以思考各种社会关系的载体。作家在写作活动中一直思考的问题和常人一样，无非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家庭成员的关系是儿童最早接触的社会关系，儿童与家庭成员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其今后与其他社会成员的相处方式，影响着其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俄罗斯娃娃的秘密》正是选择了这个最易于被儿童读者接受的关系为表现对象，让儿童读者了解基本的社会成员相处的理念和方式。

小说讲述了夏洛特和玛娅两个女孩截然不同的家庭故事。夏洛特家有很多奇怪的习惯和规定。孩子和父母间可以直呼其名；父母会在夏洛特需要的时候和她认真谈话；夏洛特的父母单独享受自己的个人假期，有自己的“安静角”。夏洛特的妈妈甚至认为，吵架是婚姻生活的一部分。玛娅一家三口的生活则如同瑞士钟表一样准确而机械。玛娅的父母从不吵架，许多年来一直按照熟悉的生活节奏生活着。他们相敬如宾，小心谨慎地维护着家庭关系。为了爱情，有时还会像好莱坞的演员一样认真表演一番。

两个孩子认为家庭成员关系松散的夏洛特家最有解体的可能，夏洛特曾因此而担忧与恐惧。但最终出现问题的却是看似幸福的玛娅一家，玛娅的爸爸居然毫无预兆地离家出走了。他把手机留在家里，向公司请了三个月的长假，义无反顾地离开与他生活了十几年的家人去单独旅行。震惊的玛娅妈妈和错愕的玛娅习惯了原有的生活，她们无法接受和理解玛娅爸爸的行为。正是这个大家不愿意接受的事实让所有人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每个人除了担当应有的社会角色外，有没有考虑过“我还是谁”？

所有的思考并没有因为读者对象的生理和心理年龄的局限而简化程序和内容，没有因为寓教于乐的理由而摒弃其严谨与严肃。深厚的文学素养和艺术功力让作家借助夏洛特的哲学教授父亲、玛娅的邻居米勒先生等成人与孩子们的对话，借助一个每一层都不相同的俄罗斯娃娃让那些晦涩的问题变得清晰明了，显而易见。读者会和夏洛特一起发现，“我们所看到的，其实只是表面的那个人。那个人不一定是他的全部。每个人的心里还藏着很多别的东西。可他们不是俄罗斯娃娃，我们没办法把他们一层一层打开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面对这个遗憾，我们能做的不是敌视与防备，而应当学会理解与尊重，“人和人之间，即使是最最亲近的人，互相也应该留出一点时间和距离。”俄罗斯娃娃里最中央的那只小鸟不仅完成了传递玛娅爸爸书信给玛娅的任务，更让每个人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里，都隐藏着一只梦想的小鸟，它渴望蓝天，渴望独立地、自由自在地飞翔。我们应该爱护它，给它一个飞翔的机会。”

《俄罗斯娃娃的秘密》虽然没有皆大欢喜的结局，但小说依然带给读者一种喜悦。这种喜悦并非来自于获得正确价值判断的，而是来自于对答案探寻的感知和认知过程。整个阅读过程中，读者在作家的引领下，用抽丝剥茧、层层推理的方式理解了那些在儿童眼里混沌深刻的哲理。细腻、严密而准确的逻辑表述和推进让读者如同在进行一场思维缜密的智力游戏。如果从儿童文学陪伴儿童精神成长的意义上来考量《俄罗斯娃娃的秘密》，这部作品显然超越了以往儿童小说对人物和事件进行道德评价的终极目标，显现出哲学启蒙的意识和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