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阴影下的谣言传播:PX事件的启示

摘要：近年来，PX项目建设在中国各地遭遇了一系列民众抗议与抵制。其中，“PX剧毒”的谣言传播在促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以PX事件为例，探讨环境谣言的内容特点，以及谣言产生与传播的机制。对历时六年的PX事件中涉及的谣言传播的文本分析后发现，关于PX“剧毒、致癌致畸”的谣言在厦门、大连、宁波三个城市的PX事件中持续出现。在厦门PX事件中，报纸“照搬”未经确证的专家意见滋生了谣言；在大连和宁波PX事件中，谣言经历了磨平和锐化过程，不断强化受众关于“PX高危害”的印象。随时间发展而出现的谣言“添加”效果，如谣言的故事化和“PX泄漏”谣言，以及信息的模糊化，令谣言更加难辨真假和追根溯源。

关键词：PX事件；谣言；环境污染；新媒体；文本分析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4）01-0082-10

一、引言

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加速发展催生了环境问题的涌现。与之相应，民众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也日益密切。对于有可能危及生活与生产的各类项目建设，经常出现反对甚至抗议，如近年来的广东番禺散步事件、北京六里屯反对垃圾站事件等，均成为了有影响力的抗争事件。在关于环境议题的民意表达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现象是谣言的传播。因环境污染威胁而造成的恐惧与恐慌，极易造成公众讨论中虚假或浮夸信息的传播。

中国的舆论环境特征进一步加剧了环境议题的谣言传播。一方面，官方决策过程不透明，以及对信息的控制造成了信息的不对称：即官方知悉的信息无从被普通民众知悉，导致民众对于环境议题的认知局限。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缺失导致即使在信息公开的情况下，公众对于信息的解读也呈现一种对抗性：即官方信息是不可信的，是误导甚至欺骗受众的。认知局限与信任缺失，在环境危险的催化作用下，很容易助长谣言的传播。“PX”事件的谣言传播就是一例。

近年来，PX（俗称“对二甲苯”的化工原料）项目建设在中国各地遭遇了一系列风波，多个城市所建工厂受到居民抗议与抵制，形成了一系列以大规模抗议活动为特征的“PX事件”。2007年厦门计划投建的PX项目被厦门市政协委员赵玉芬等人提案反对，理由是PX是剧毒物质、距离城区要在100公里以上，这一反对很快经由报纸、网络等的传播演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抵制活动，最终以厦门市政府宣布永远终止PX项目为结果而落幕。此后，大连、宁波、昆明等多个城市中都先后出现了群体性的反对PX项目事件，并都呈现了政府、民众、PX生产企业这三个主要参与方之间的博弈。而在这些事件中，“PX剧毒”等谣言都在不同媒体平台上被多次转发，扮演了重要角色。

本文以PX事件作为环境谣言研究的案例，探讨围绕PX项目谣言的内容特点，以及谣言产生与传播的机制。

二、又献综述

（一）谣言的界定、产生和传播

奥尔波特和波斯曼将谣言定义为“一种特殊的相信某事物的观点，通常在人际之间口耳相传，缺乏可靠证据”。Knapp对谣言的定义是“一种未被官方验证而传播的、对某一热点说法采信的观点”；相类似地，Jaeger等也认为谣言是“传播中的、对未证明真假的事物进行信任的观点”。

从以上定义可以总结出谣言的几个要点，包括：未被验证的或没有确实证据的观点；在模糊暖昧的状态下；在群体之中传播并得到信任。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谣言并非“虚假”信息，因此判断谣言的标准并非其真似，而是是否经过证实。下面将从谣言的产生和传播两方面对谣言进行阐释。

1.心理学视角。早期的谣言研究大多集中于心理学视角。从受众心理的角度看，谣言是人们内心情绪的需求，包括来自焦虑、渴望、敌对、求知欲等基本情绪的驱使。

首先，人们造谣和传谣的动机是内心情感与情绪的一种映射。奥尔波特等认为，如果谣言内容符合我们的内心愿望，我们就会愿意相信和传播它。Knapp指出这些内心情绪主要包括：（1）愿望或梦想，如所谓的“白日梦谣言”就反映了人们的内心愿望；（2）恐惧和焦虑，很多谣言都体现了人们对内心恐惧的抵抗，而来源于恐惧焦虑的谣言因为往往和危险相关，从而更具有传染性、令人难以抵挡；（3）将自身情感投射给他人的欲望，一些猎奇性的谣言（如性关系的谣言）往往能带给人传播的满足和刺激感。

第二，在信息不透明或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通过谣言来弥补信息认知上的空白以寻求信息需求的满足感。卡普费雷认为谣言不只是一种新闻，具有提醒和警告的功能，同时也具有“求知”特性，即让人们通过了解他人的观点而形成自己的看法。此外，“即兴新闻”（Improvised News），也是在缺乏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即兴想象与构造信息，以弥补认知焦虑的产物。

第三，个人的统计学和认知学特征的影响。例如，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与思维缜密程度与受谣言左右的程度呈反向相关关系。

2.社会学视角。早期谣言研究关注心理学的解释方法，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因素。而事实上，谣言的产生与社会环境、群体特点和官方信息效果都有关。否则，“很难解释谣言的勃勃生机，以及谣言为什么会经常突破个人边界而成为一个‘公共’的非正式媒介”。

奥尔波特和波斯曼提出谣言出现的两个基本条件分别是“模糊性”和“重要性”，即指关于事件的信息模糊不清，以及事件对于人们的生活有重要性。他们发明了谣言的传播公式：R～i×α（谣言传播数量～重要性×信息模糊程度）。此后，又有学者对这一公式进行了延伸，加入了一个阻碍谣言传播的批判性因素“c”（如责任感、道德感等），使得公式变为：R～i×a×l/c ，这使得对于谣言传播效果的考虑更为完善。

胡泳在谣言公式的基础上，又加入了“行动者”的因素～即需要行动但迟疑不决的潜在人群，以及群体成员共同行动的形势要求，并据此将谣言产生的情境展开为三类。一方面，谣言可以看作是官方渠道信息缺失或不足的情况下，人们为了探索事件真相而做出的努力。“即兴新闻”便是强调谣言是一种人们利用自己的智力资源、面对所处环境构建合理阐释的“集体交易”（Collective Transaction）行为。因此，当社会中的新闻需求超过了官方渠道的新闻供给时，就形成了谣言的产生空间，而官方持续性的新闻管制和信息封锁则会导致谣言的定期化和常态化。

另一方面，和危机、紧张感和不确定性有关的场景往往会刺激谣言的产生。涩谷保将此称为“环境改变”（Environmental Change），它不但指重大灾难，同时也包括任何违背日常规则的变化。谣言不但产生于这种变化中，同时也通过谣言的传播使场景的不确定性和动荡加剧。

更重要的是，谣言同样具有一种社会抗议的功能。作为“弱者的武器”，谣言可以成为人们反抗权力以及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不平等的工具。卡普费雷将谣言称为是“对权威的一种返还”，强调谣言利用它的揭露性迫使官方公开信息，促进了权力的透明化过程。

（二）中国的环境谣言

1.环境污染的阴影。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时常伴随着环境污染事故的出现，仅水污染事故就有2005年的松花江污染事故、2007年的太湖蓝藻事故、2011年的康菲渤海湾漏油事故等。1996年到2006年之间中国发生环境污染事故14742起，平均每年发生1400多起。环境污染日益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严重地威胁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健康和正常生活。比如一些重金属生产企业带来的汞、镉、铅污染等对附近居民的健康产生威胁。调查显示广东珠三角近40%的农田菜地遭到重金属污染。

与此同时，民众的环保意识也不断增强。一方面，国内陆续出现了多个环保公益组织（NGO）。从1994年最早创立的“自然之友”开始，目前民间自发创立的草根环保NGO已达到500个以上，中国由政府部门发起组建的NGO更超过1 300个。另一方面，公民在环境事件中的参与意识越来越强，并更加积极地表达自己对于生命健康、环境安全和环境经济等方面利益的诉求。这也表现在近年来愈发增多的环境上：自1996年以来，环境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而近两年更是发生了什邡钼铜事件、启东事件、宁波和昆明PX事件、彭州石化项目事件、上海松江事件等地方民众抗议当地环境威胁造成的。

这些环境反映了环境污染阴影下公众的焦虑与恐慌。焦虑和恐慌不但是谣言的一个主要来源，同时“个人焦虑”是用来衡量谣言的一个重要变量。即使是相对温和的行为，例如日本核泄漏危机下的食盐抢购、PM2.5威胁下的口罩抢购等行为，同样凸显了焦虑和恐慌。因此，在环境谣言的案例中，事件重要性和焦虑情绪两个变量都处于较高水平，导致谣言频繁出现。

2.信息控制与信任缺失。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的焦虑仅仅是造成环境谣言的一个方面，从社会环境角度来看，官方在信息上的失职和对信息的控制行为则是另一个重要因素。

何舟等人在关于中国社会双重话语空间的研究中曾经提到，中国当前的两个话语空间——官方话语空间和民间话语空间——在面对公共危机时，通常存在控制封闭vs.揭露模式，即政府控制信息，而公众在好奇心与知情权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自发进行各种揣测与信息曝光，试图揭露更多的信息，进而出现与官方话语的对抗。具体到环境事件的案例中，由于环境问题本身的敏感性，如环境危险可能导致的群众恐慌、对当地GDP和政府业绩的影响，以及造成官员逃避责任的形象等，信息封闭控制的情况更为明显。而由于环境问题关乎民众的生命健康和基本生活，信息控制可能造成严重的冲突。例如在2005年吉林松花江水污染、2010年紫金矿业污染、2011年浙江德清铅超标、2012年广西河池县镉污染及山西长治苯胺泄漏等事件中，都因信息瞒报、迟报的情况酿成规模性的群体抗议行为。

信息控制与瞒报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缺失。当群体对于可获得的信息缺乏信任，谣言会更容易出现。比如在2011年的浙江台州血铅超标事件中，当地政府一直未将铅污染的信息告知附近居民，对于污染企业的监管工作也受到质疑。很多诸如此类罔顾民众环境知情权的失责行为无疑会给民众留下负面形象。在之后遇到类似环境事件时，民众也可能以此为经验判断政府在处理环境问题时的可信度，从而作出归纳性预期，得出政府不可信的结论。这不但会推动谣言的产生，也会使得政府在辟谣和取信于民众时更为被动。

3.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官方在环境事件中对于信息的控制，造成了在话语权力和信息资源上的不平等关系，由此使环境谣言作为社会抗议的特性更为凸显。一方面，民众通过谣言反抗官方对于信息的垄断，自主争取知情权。胡泳指出，谣言作为非常态的传播机制，是正常渠道失效的情况下人们选择的一种“绕道”方式。以厦门PX事件为例，谣言就是民众在通过上访、咨询、提案等手段均无法令PX项目情报公开后，为了获取信息而走上的非常道路。另一方面，谣言也是民众对政府不满和抗议的间接表达，是在社会传播机制不够流畅的情况下，“沉默的大多数”表达质疑与愤怒的“武器”，希望借此给政府施压。如在什邡和启东的环境事件中，就多次出现诸如“示威现场有人死亡”、“警察踩死人”等矛头直指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谣言出现，其中折射的就是民众的抗议姿态。

（三）新媒体背景下的谣言传播

新媒体的出现和发展便利了谣言的产生和传播。一方面，新媒体环境促进极化（Polarization）的发生，即当想法相似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讨论时，他们得出结论会比讨论前更为极端。如Gilbert等人针对博客的研究就指出，受众对博客的回应中体现出了回声室效应（Echo Chamber），即信息或观点在某一范围内的强化。另一方面，新媒体平台的高开放性、低准入性和信息自由流通，使谣言即时地传达到不同社会群体、地理区划的受众。尤其是在中国当前言论管制明显的背景下，形成了受审查的官方信息和相对不受审查却更受信任的非官方信息并存的状况。

新媒体环境同时也会让传统的谣言歪曲（Distortion）机制有所变化。奥尔波特和波斯曼将谣言的歪曲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磨平”（Imveling）——内容简化、大量原始细节被抛弃；“锐化”（Sharpening）——谣言中的某些细节被突出，变得更有冲击性和吸引性；“同化”（Assimilation）——谣言的变化遵循着人们的某种立场和情感，变得不断贴近某一主题。周裕琼对网络谣言的研究发现，在新媒体中，谣言信息被更为简化地呈现，如将帖子的标题起得简洁有力等，因此新媒体中的谣言更加重视“磨平”过程；另一方面，新媒体平台上存在更强的“集体交易”行为，例如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信息并被他人所见，由此谣言中某几个要点可以被更丰富地构建，形成在原有“锐化”过程上的“添加”效果，并通过不同参与者的观点集合最终实现同化效果。

微博作为社会网络媒体的一个典型，不仅吸引了众多用户，为谣言提供了更广泛的受众土壤，同时它的传播特点也更有利于谣言的传播。在网络形态上，微博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相对随机联系的网络，但同时又具有“优先连接”（Preferential Attachment，PA）的特点，即新进入网络或处于低级活跃状态的用户会倾向选择已经有一定关注度的高级用户。Doerr等人通过模拟PA网络和对Twitter取样研究发现，在PA模式网络中谣言的传播速度和所需要的回合都比普通的随机关系网络要更快，而在真实的推特网络中这一情况更为明显：实验中1条来自单个节点的谣言仅需要8个传播回合就能覆盖到5.1亿用户中的4.5亿以上。而在具体的信息传播关系上，微博上“推拉共存”（PUSH PULl。）的信息交流关系则突破了单纯的者主导（PUSH）或接收者主导（PULL）模式，即节点用户一方面可以和向其他人传播谣言，另一方面则可以对信息产生咨询和需求，使谣言能以更大范围和速度进行传播，并促进其传播的双向互动和内容丰富化。

三、问题提出和方法

（一）问题

在涉及多个城市的PX事件中，谣言的传播显示出旺盛生命力。它涵盖了传统媒体以及短信、博客、论坛、微博等不同类型新媒体，谣言传播范围广且反复出现，并体现出线上谣言对线下民众行动（如抵制游行）的影响，对于当：前存在的网络谣言有着一定的代表性。结合对于相关城市中PX事件谣言传播的观察，以及上文关于谣言理论、新媒体传播与环境阴影下的中国舆论环境的梳理，本文主要提出两个问题：（1）PX谣言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和特点？（2）PX谣言的传播机制是什么？

（二）方法

谣言的一大特点是其内容无法被证实，具有不确定性。在PX事件中，有关PX物质和PX工厂的毒害性问题都是目前科学无法给出最终确定结果的，因此这类内容都符合谣言的这一特征。其中，厦门的PX事件最早出现，民众对于PX也是初次认知，因此其突出的特点主要是对PX毒性的认识和讨论，以及民众自身维权意识的苏醒。而随后发生在2011年的大连事件中，对PX毒性的讨论色彩已经淡化，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对政府的批评、对PX项目潜在危险的讨论和要求PX撤出大连的呼声上。2012年的宁波事件和大连有所类似，同样突出体现了民众的自我维权和对政府的批评。图1对跨越5年时间的3个事件进行了简要说明。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对厦门、大连、宁波三个城市PX事件中的相关报道和微博进行浏览和分析。在数据的选择上，由于厦门事件发生于2007年，事件中传统媒体和论坛、博客等形式占主要地位，因此对于厦门事件主要以纸质媒体中出现为判断标准，报道获取来源为CNKI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而其他城市事件发生时微博已经成为新媒体主流，因此以微博作为主要媒介平台。

PX谣言是以“毒性”为中心要素，以此为基础衍生出不同角度和版本的谣言。在所有PX谣言中最早出现和占主导的一条谣言就是“PX是剧毒物质、致癌致畸”。而事实上，现有的资料中并未确实显示PX有高致癌和致畸性。如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NIOSH的报告中就只说到PX具有易燃性，会导致眼睛和皮肤的过敏反应，以及可能出现的对中枢神经系统和生殖系统的影响。因此PX虽然对人体有可能危害，但毒性程度没有确切证据。因此，本文将PX有“剧毒”、“致癌”或“致畸，’等信息视为针对PX的谣言。另外，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PX项目建设应距离城市100公里以上”的说法因为无确切依据，在本文中也被视为谣言。

对于厦门事件，以2007年1月1日到2007年12月1日为检索范围，搜索包含“PX”和“厦门”的报道及评论文章，在217篇搜索结果中得到和厦门PX事件直接相关的文章共89篇，包括厦门本地官方媒体《厦门日报》的文章29篇和来自《中国化工报》、《南方周末》、《广州日报》等其他不同媒体的文章60篇，其中直接出现以上两条谣言的文章共13篇。

而大连和宁波事件分别发生于2011年和2012年，其时新媒体尤其是微博已经成为了人们讨论的主要平台，因此在这两个事件中主要在微博中获取数据。对于搜索关键词的界定主要基于上文提到的“致癌”和“距离”两条内容，同时结合事件中的具体讨论热点而确定。在时间范围上，因为微博上出现了大量即时讨论，而谣言往往也在事件发生之初就开始活跃，因此我们将时间范围定为事件开始之后的两天内。同时由于事件发生当地的用户受到事件影响更大，谣言对他们而言也更有重要性，因此搜索的地点范围分别设为大连和宁波市。对于大连事件，以2011年8月8日和8月9日为时间范围（泄漏发生在8月8日上午），关键词为“PX”+“致癌”/“畸形”/“毒”/“公里”搜索，总共得到微博1263条②。对于宁波事件，选取游行活动进行的2012年10月26日、27日为时间范围，以“PX”+“致癌”/“畸形”/“毒”/“公里”作为关键词搜索，总共得到微博1015条。

四、研究A现

（一）谣言的内容特点

通过对三个城市PX谣言的分析，可以发现尽管时间地点不同，但谣言有着一些共通性，这些特点也符合前人谣言研究成果中的规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毒性”论证缺乏逻辑。和单纯的社会事件网络谣言不同，PX谣言由于涉及化工生产专业知识，需要科普与逻辑论证。虽然毒性是PX谣言的核心，但毒性内容的逻辑和论据都较薄弱。早在厦门事件的原始谣言版本中，仅有PX属于“高致癌物”、有极高的致畸率的结论，而没有任何科学性的论证和解释过程。而到了2012年的宁波事件中，这种逻辑的缺失在一些微博发言中更加明显。如某条微博就称：“PX是对二甲苯英文p-Xylene的缩写，为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民间曾传言PX有剧毒，也是高致癌物。事实h对二甲苯有低毒，但是是易燃的危险化学品，对胎儿有极高致畸形率。”（@Acula）在这篇较有代表性的微博中，先是说“对二甲苯有低毒”（正确信息），随后话锋一转接着说它是“易燃的危险化学品”（正确信息），“对胎儿有极高致畸形率”（未界定条件的错误信息）。将表示危险的词汇并列使用却并不提供合理的因果解释。“低毒”和“致畸形”之间也是矛盾的，缺失必要的逻辑论证环节。

另外，道听途说的传闻也被当成事实来陈述。例如在宁波事件中，出现了以下帖子“一个搞化工的朋友说，（PX）工人如果不洗手就吃饭，就会中毒身亡”②；“我的公婆是镇海炼化的退休工程师，他们说过，这个项目很毒的”③；“（PX）生产过程会产生其他更毒的致癌物”④。谣言中对毒性本身的突出和对毒性发生机制解释的薄弱形成了强烈对比。

2.妖魔化与夸张煽情。PX事件中出现的谣言基本都强调和虚构PX项目的毒害，营造悲观恐慌情绪，造成耸人听闻的传播效果，实现了对PX项目的“妖魔化”。除了谣言声称PX项目一旦建成就会导致白血病和婴儿畸形等严重后果，在大连事件中，面对PX项目堤坝受损的新闻，微博上出现了很多声称PX已经泄露的谣言，如某条微博就称“内部确切消息，PX项目储罐毒气已经泄露”（@马成Mark）。而事实上自始至终未有确切消息证实大连PX项目曾遭泄露。对PX是剧毒物质或化工厂有害的恐惧，加上对政府管理化工产业的不信任，“PX泄漏”这一负面后果实际上符合很多民众的心理预期，如有微博就说“PX终于出事了”（@爱薇麻麻），起到了证实公众内心感情的作用（卡普费雷，2008：92）。

在语言组织上，PX谣言突出了煽情和夸张两个特点。如厦门事件中广为流传的谣言短信就同时具备了这两方面特性：

“翔鹭集团合资已在海沧区动工投资（苯）项目，这种巨毒化工品一旦生产，意味着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健康！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一百公里以外开发，我们厦门距此项目才十六公里啊！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见短信后群发给厦门所有朋友！”

在厦门事件的谣言短信中，使用了“巨毒”、“原子弹”、“子孙后代”等耸人听闻、吸引眼球的字眼，当中用了三个感叹号和语气词“啊”来加强语气，并使用“我们”这种涵盖范围广、具有团结意味的人称代词，极具煽彩。

同时，内容则呈现出夸张特点。最早出现的谣言，即《中国经营报》对赵玉芬的采访中，只是说PX是“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对胎儿有极高的致畸率”，而在这条短信中PX项目就变成了“原子弹”，以及会让厦门人生活在白血病和畸形儿的阴影中，其危害程度又被升级了数倍。这种内容上的夸张和修辞上的煽情结合起来，产生了更强的感染力，也助推了谣言的广泛传播。

（二）谣言的传播机制

PX谣言随着时间的变化，在不同城市的事件中也呈现出一定的变化和传播特点。

1.传统媒体“照搬”谣言。PX谣言较早的出现在传统媒体中。在2007年3月赵玉芬等政协委员联名签署提案的阶段，很多报道或评论就直接引述了赵玉芬的发言，作为事件中的一个具体细节或证据使用，而并未对其真实性进行质疑或评判。以其中很具有代表性的例子、2007年3月《中国经营报》的报道《厦门百亿化工项目安危争议》为例，其中大量引用了赵玉芬对于项目的评价，其中包含了关于PX项目的两则著名谣言：

“PX就是对二甲苯，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对胎儿有极高的致畸率。”“联苯厂存在特

别重大的安全患，是不能靠近城市的，至少要建立在100公里以外，城市才能算安全。”

如前文所述，并无现有资料证实PX与“致癌致畸”的确切关联，而对PX项目厂址距离的规定在官方文件中也没有确实记载。然而，由于毒性与生命健康密切相关，它的重要性突显；同时，由于PX毒性属于专业问题，在缺乏及时的政府或权威部门辟谣的情况下，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具有较高的模糊性。这些因素催生了媒体对于谣言的一味“照搬”行为。比如《广州日报》的一篇报道直接摘录了前文提到的厦门市民反抗PX项目的短信，没有对其真实性的质疑或对于PX项目的科普。

还有一些报道给PX谣言赋予了“民意的胜利”等含义。例如，在《民营经济报》一篇名为《厦门PX项目叫停民众环保意识觉醒？》的报道（2007/8/16，第A06版）中就针对谣言短信这样写道：“在这样令人沮丧的情形下，厦门市民展开令人感动的自救行动。上百万市民都在转发一条题为《反污染！厦门百万市民疯传同一短信》的短信。”其中使用了“令人感动”来形容厦门市民互传短信的行动，在赞扬厦门市民争取权益的同时，将其传播谣言的行为也一并正当化乃至高尚化了。《中国经济时报》名为《民意的价值理应重于800亿的工业价值》的评论（2007/5/31，第006版）中，也写道“厦门百万短信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民声影响民生决策’的样本”。正面评价这一“样本”，认为它是一个可以被借鉴乃至模仿的范例，是对于谣言作用的默认和更进一步的肯定。

另一方面，新媒体的转载则进一步推动了谣言的传播。《中国经营报》的文章在发表次日就被厦门当地的著名撰稿人和博主连岳在博客中转贴，其中关于PX高毒性和远离市区的谣言也被用在连岳之后的博客《厦门人民这么办》（2007/3/29）当中，这些转载内容在新媒体上的广受关注使传统媒体的传播延伸到了更广泛的领域。

2.信息的模糊化。PX谣言的核心特征是“模糊性”，即它们一方面在事实和信息上较为模糊，有较强的不确定性或缺乏确实的信源，另一方面也因虚构而提供了更为具体的细节。2011年8月8日，大连孤山石化区内位于福佳大化PX项目附近的防潮堤坝因为台风梅花过境而有两段被冲毁，溃坝附近50米处即放有储存着PX等物质的大罐，一度出现化学原料泄漏危险。事件发生后微博上迅速出现了许多谣言称PX项目出现泄漏。例如某条微博称：“有传言说PX已经苯泄漏，并且有部分群众开始撤离大连。求证～～～”（@下午的猫小姐）。其中使用了“传言”、“求证”等词语来表示不确定性，同时却又包含“部分群众开始撤离”这样具化的信息。另一条被多次转贴的微博称“大连新港大孤山前方最新消息，由于落入水中的小罐打捞失败，PX已经泄漏，现场放弃抢险，已经全部撤离，大罐也岌岌可危，ZF还在极力隐瞒此事件”。

相对公众的热烈讨论，政府的澄清往往姗姗来迟并势单力薄。从厦门事件开始，一直缺乏有足够影响力的关于PX毒性的官方确实辟谣。在宁波事件中，政府微博账号“宁波”未任何对PX剧毒进行辟谣的信息，只表达了“倾听民意”、“坚决不上PX项目”等内容的微博；而宁波市环保局的账号虽了一条对PX进行科普的长微博，但语言十分官方化、充满了科学术语，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有一定理解难度。在大连事件中，虽然“新浪辽宁”等账号在8月8日信息说险情得到控制，但转发和评论量均较少，如新浪辽宁只得到了2次转发。相比之下，一条来自《法制晚报》记者、表示央视记者在溃堤现场采访被阻的微博却得到了597次转发。而直到8月9日，泄漏谣言还在微博上出现。

政府辟谣不力引发了对于政府的系列批评，如为经济利益牺牲环境、漠视知情权等。例如“PX项目要距离市区100公里以上”，就是公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的一种自我保护的避害意识。同样，大连“迁址”谣言声称大连的项目是由原来厦门的PX项目迁址而来，既包含了对政府的抗议，也通过对比厦门维权的成功和大连现状的“失败”激发了民众的不满情绪，从而展开对自我权利的维护。如某条微博就写道：“人家不要的项目，咱弄来当宝了，这不纯属慢性自杀吗？”。

3.谣言的磨平与锐化。在谣言最初产生的一段时间内，赵玉芬在传统媒体上的未经证实的发言还处于单纯被转发的阶段。而到2007年5月出现的厦门市民之间传播的谣言短信（见前文）中，这一内容就出现了变化。一方面，“对二甲苯”、“联苯厂”等专业名词被舍去，只留下了“剧毒”和“100公里以外”这两个关键信息，谣言传播中的信息被简化和磨平；另一方面，PX的毒性被进一步夸张化和突出，个别信息得到“锐化”处理。例如，在4年后的大连事件中，原本谣言中的“距离城市100公里”就在一些微博中被进一步夸张为“150公里”（@幸福大连）。从整体变化上来看，PX谣言的磨平和锐化方向则都是一致的，即遵循着“反对PX”这一主题。无论是舍去专业信息，还是强化PX毒性和选址距离，都是让人们更容易地接受“PX高危害”这一观点并更不断加深印象。这也体现了谣言传播中的同化机制。

4.故事化延伸与嫁接。在大连和宁波的事件中，都出现了一类故事性的微博谣言，即声称1984年的印度博帕尔事故中是PX项目发生了泄漏。这一谣言虽然仍以毒性为主，但在形式上却脱离了原始版本的套路，包含了更为具体的细节和数据，如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死亡人数、后果等，语言也很具煽彩：

“1984年12月3日晨，印度博帕尔市的联合碳化物有限公司一所化工厂（PX项目）发生氰化物泄漏，覆盖方圆60公里区域。大灾难造成了2.5万人直接致死，55万人间接致死，另外有20多万人永久残废的人间惨剧。到现在，当地居民仍然要忍受癌症及胎儿畸形的折磨。PX悲剧别在中国上演，让PX项目滚出中国！”（@青山疯人院长）

事实上，1984年的印度博帕尔事故中泄漏的是一家农药厂，并非PX项目；此外，博帕尔事故中的死亡人数为两万多人，致残人数为55万人左右，并非微博中所说的“55万人间接致死”。这一谣言实际上是将博帕尔事件套用在PX项目上的一种嫁接行为，扭曲事实后的历史案例具有更强的故事性和冲击性，极易造成深刻的偏见与“集体道德恐慌”（景军，2005）。

五、结语

中国近年发生了多起因民众规避环境污染而引发的，具有以下共同特征：首先，事件起因常常由官方决策过程不透明所致。在环境工程或项目上马前缺乏民意沟通，而一旦宣布项目决定，公众不能接受；其次，环境议题涉及专业知识，需要科普与逻辑论证，受众普遍存在认知局限而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科普，知情权也无法得到保证。再次，长期以来公众因对政府的信任缺失而对于信息的解读呈现对抗性，即认为官方信息具有欺骗性。决策不透明、认知局限与信任缺失，造成对未经确证的信息即谣言的传播。其结果是进一步放大本来不存在或相对较小的环境风险，造成公众焦虑与恐慌。因此，对环境阴影下的谣言传播现象与机制进行剖析，探究围绕环境议题的谣言呈现哪些内容特征，传播过程经由哪些传播者、经历哪些阶段以及造成什么后果，对于了解谣言的发生与发展，进而有效遏止环境风险的无端放大以及的发生十分重要。

本文对历时六年、波及多个城市的PX事件的谣言传播进行分析发现，关于PX“剧毒、致癌致畸”的谣言在厦门、大连、宁波的PX事件中持续出现，谣言核心内容自始至终高度一致。而“毒性”论证缺乏逻辑，通过夸张煽情的内容来造成耸人听闻的传播效果，妖魔化PX是谣言的核心内容特征。

而谣言传播机制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在早期厦门PX事件的传统媒体传播中，报纸“照搬”未经确证的专家意见，之后各报之间、报纸与新媒体继续不加质疑与核实地照搬谣言；在大连和宁波PX事件以新媒体为主的传播中，谣言继续强调“毒性”，而关于是否发生PX泄漏，由于政府辟谣不力引发了公众批评以及知情权被剥夺的不满与愤怒。此后谣言经历了进一步磨平和锐化过程，不断强化受众关于“PX高危害”的印象。随时间发展而出现的谣言“添加”效果，如谣言的故事化延伸与嫁接，令谣言更加难辨真假和追根溯源。

PX谣言在各城市事件中高度的持续性，折射出公众群体和社会的集体混乱。具体而言，它是环境阴影下中国社会制度化保障的缺失带来的民众恐慌的集中表现。一方面，民众无法在官方决策过程不透明以及信息控制之下对环境议题的专业知识进行全面了解以消除疑虑；另一方面，长期形成的政府信任缺失，导致谣言成为民众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非制度化手段，成为宣泄不满、表达诉求以及倒逼政府调整决策的社会抗议工具。而微博等社交媒体则有效地放大了疑虑与对抗，为抗争“造势”。在厦门、大连和宁波三个城市中，通过媒体表达的抗议都转化为实际的抗争活动，形成，最终以政府让步作为结果。

这些研究发现促使我们反思政府在环境谣言中的角色。如果说谣言可以成为一种社会抗议的方式而引发社会动乱，那么缓和这种抗议、消解社会不安因素是肩负维稳功能的政府的职责之重。在规划各种有可能影响环境的项目之前，不进行有效科普，不将规划告之于民，而在真相暴露后又将未经证实的传言斥为负面信息并用封锁信息、删帖、对传谣者刑事拘留等方式来被动应对谣言，反而会引发公众质疑和批评，助长谣言传播，造成政府的被动局面。与此相反，将涉及环境的项目决策过程透明化，在充分保障信息沟通的前提下实现政府、专家、媒体与公众关于专业知识的交流与项目建设的探讨，才能从根本上满足知情权、杜绝与净化谣言。谣言应被视为获知民意的信息渠道、社会传播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及民众诉求的表达方式，得到重视与积极应对。政府及权威机构也亟待改善自身信誉与形象，因为在谣言和辟谣的博弈中，言论是否可信往往取决于由谁来说。可靠的、尊重受众知情权、熟悉传播规律和顾及受众安危的辟谣者，更可能有效地制止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