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变革与政治变革的悖论

【摘 要】教育变革温和的改变着政治面貌，政治变革急遽地影响着教育发展。教育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动力，民主政治是教育民主的土壤，教育变革与政治变革的交互作用，循环决定论的悖论博弈共生。

【关键词】《爱弥尔》；教育变革；政治变革；关系

从柏拉图到卢梭，他们首先是深邃的政治家，然后才是伟大的教育家。在论述教育时，他们似乎都遵循着这样的逻辑：对现实世界的不满让他们勾画出自己理想社会的蓝图，要实现自己的理想社会，又离不开理想的社会公民，而培养理想的社会公民，他们首先想到的又是教育，似乎是教育变革可以推动政治变革，但往往教育变革对政治变革又无能为力，更多地充当的是政治变革后的被变革者。那么，教育变革与政治变革之间到底是种什么样的关系？本文试图由《爱弥尔》说开来，谈谈教育变革与政治变革的悖论。

让・雅克・卢梭有五个孩子，可都被他送到了育婴堂，也就是说，卢梭从没有教育过自己的任何一个子女，可他为什么却通过想象写出一部教育名著，以极大的热情来培养自己虚构的教育对象――爱弥儿。对于教育的论述，似乎有这样一个逻辑的起点，论述者一般都抱有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在他们看来，要实现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必须有合适的人来建设他理想的社会，而这些合适的人，也即符合他社会政治理想的人，不是天然的存在着得，于是，要想培养这些合适的人，就必须发挥教育的作用。不管是柏拉图要建设理想国，就要用马拉松式的教育培养哲学王，还是梁启超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就要用新知来培养新人。卢梭也同样，他要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新社会，就要用自然主义的教育培育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新人，在爱弥儿的身上，卢梭就倾注了培育这种新人的理想。这或许也就是卢梭在1753年完成《论人类的不平等的起源》，1754年完成《社会契约论》后，在1757年到1762年花费五年的时间写一本教育巨著的原因。《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社会契约论》无疑是卢梭社会政治理想的蓝图，而《爱弥儿》可能就是卢梭寻找的那个实现他描绘宏伟政治蓝图的人，当然，那不仅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甚至是一国国民。这样看来，卢梭也认同这样的方式：教育改造人，人改造社会。但杜威也在《民主主义与教育》里也曾说：只有民主社会的土壤才会孕育民主的教育。那么，这里似乎就存在一个悖论：是教育变革推动政治变革，先教育民主后政治民主；还是政治变革充当教育变革的先行者，先政治民主后教育民主。这样就会形成一个二元循环决定论。到底谁以谁为存在为前提，谁决定谁的存在。

让我们首先进行一番历史的考察，在东方，有严刑峻法的封建政治专制统治；在西方，有神权高于人权的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也就是说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社会并不是一直都是民主的，但现在却存在着民主社会，这是毋庸置疑的。拿卢梭当时生活的法国来说，即使在卢梭生活的那个时代，法国依然是一个集权专制的封建国家，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这句骄横的名言，就反映了当时法国专权的现状，但在今天谁也不会否认法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同样，在斯巴达，只有公民的子女才可以接受教育；在中世纪，女子接受正规的教育是一种可望不可即的事情。也就是说教育生来也不是民主的，但现在却有民主的教育，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同样以法国为例，在卢梭生活的那个时代，封建的教育肯定是不平等，不民主的，但现在法国的教育，毫无疑问是民主的教育。也就是说社会从专制走向了民主，教育也从专制走向了民主，即使这样，仍不能看出是政治变革导致了教育变革，还是教育变革推动了政治变革。

让我们再来考察一个社会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路径，从大的方面来说，基本上有三种路径，第一，内生型民主，即有权力主导者主动进行的民主改革，如华盛顿推动的美国的民主。在可以加冕称王时，他却不迷恋权力，反倒用权力制约权力，实现了人类把权力的“利维坦”关进牢笼的梦想；第二，内变型民主，即有国家的内部发生变动推动的民主，最常见的形式就是起义和革命，典型的法国大革命奠基了法国民主政治的基石，当然，这是最激烈的内部变革，像刚才提到的，教育的民主能不能导致一个民主的社会，如果可以，那么这就是最温柔的变革；第三，外输型，即有外部输入民主变革或民主观念，既有激烈型的，也有柔和型的，激烈型的如伊拉克、利比亚的变革，柔和型的如印度、韩国的变革。那再来看一下教育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路径：第一，内生型，也就是像卢梭所做这样的，通过自己的民主教育思想来使教育走向民主的道路；第二，外加型，教育受外部变革的影响，如政治变革的影响，从专制走向民主。这样来看，也只能说明政治变革的路径比教育变革的路径多些，但并不能说明政治的民主就导致了教育的民主，或教育的民主就不能导致政治的民主。

下面再来考察一下，政治变革教育与教育变革政治的难易比较，也就是是政治变革教育更容易些，还是教育变革政治更容易些。一般而言，应该说政治变革教育更容易些，为什么呢？因为政治变革教育一般都是有当权者推动的，其所拥有的推动教育变革的资源与动力更大，可以看到，当一个新的政权建立之后，一般都会变革前朝的教育系统，特别是当民主政权后，教育领域更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教育变革政治一般是由在野者，特别是对现行的社会政治不满者，企图建议一个新的理想的社会政治而推动的，卢梭写《爱弥儿》正是这样的情况。但可以看到，教育变革政治是一种温柔而漫长的活动，尽管这种活动的根本性意义更大，但当权者得态度也会对教育变革政治的命运发生决定性影响，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教育来变革政治的路坎坷而崎岖。且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来看，曾有多种救国的思潮（改变旧有的专制体制），如实业救国，文艺救国，教育救国，但最后还是革命救国，可见教育变革政治的艰难。但政治变革教育就容易了很多，新中国建立后，废除了时期的一系列教育方针与政策，使教育变成人民的教育。但以上也只是证明了政治变革教育比教育变革政治要容易很多。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专制的政治同时也可以很容易的变革教育，使教育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人类的利益。时期，政治的一声命令，教育就陷入了停顿，政治不但干预了正常的教育，而且还可以选择接受教育的对象，又红又专的人才有资格接受教育。所以，正是由于政治变革教育的容易性，更应该警惕政治。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政治的变革比教育的变革容易，政治变革教比教育变革政治更加容易。并且专制的政治会把教育变得，民主的政治会把教育变得自由。所以，对于在专制国家进行教育变革，我更倾向于进行政治变革，因为那会决定教育的变革，并且企图用教育变革推动政治变革的活动显得漫长而不可信。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认同政治变革教育的主张，甚至有人会认为如果当时教育救国的理想实现了，比革命救国的现实能造就今天更加美丽的中国。对于教育变革与政治变革的悖论还需要更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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