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传播视域下的电视灾难报道

摘要:在汶川地震中,电视媒体以其优异表现显示了突发事件中电视传播能力的提高。本文从媒介生态学的视角出发,从宏观语境、中观生态和微观运作等几个层面探讨了电视灾难报道中的和谐传播生态内在动因和现实表现。本文认为,电视媒体在汶川地震中以“和谐”对公众、国家、社会负责,以“和谐”面对市场竞争,以“和谐”规约自身存在和发展,实现了其“和谐传播”的价值追求。

关键词:和谐传播 媒介生态 电视灾难报道

汶川地震已经过去两年了,灾难所带来的喧嚣、惊慌、混乱和悲痛感在慢慢地沉静,然而对于灾难报道的理性思考却不应停止。回望汶川地震中媒体的现实表现,我们发现,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在充满冲突和对立的事件报道中凸显了和谐传播生态,创造了电视灾难报道的里程碑式的报道典范。本文拟从媒介生态学的视角出发,以汶川地震中的电视报道为分析个案,从宏观语境、中观生态和微观运作等层面探讨电视灾难报道多元和谐的构成语境和现实表现。

电视灾难报道的和谐语境:公众、政府与媒体间的和谐互动

所谓和谐传播,是指某一特定时代中传播媒介和与之产生密切联系的各个社会子系统之间,以及媒介之间、媒介的各构成要素之间协调互动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和状态,其立论基点是传播在社会中的和谐,是公众、政府与媒体共生共存的和谐。

大众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认为:“大众传播事业的现状与希望今后促成的变革的责任应由三方面(政府、媒体、大众)来共同承担。单单是政府、媒体或是大众,是无法完成这一项使命的;同样地,三方面之中也不能有一方面对之有所诿卸。”①因此,在一个“和谐社会”中,只有保证公众、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动态平衡,才不至于破坏全社会的整体平衡。②

在这种权利――权力体系派生的次级权力生态系统中,媒体作为双方的信托者的角色保障了这一系统的内在力量的利益诉求。它一方面作为政府的“耳目喉舌”存在,另一方面又在公众的授权下为维护其“公共利益”进行“环境监测”和“社会协调”,并将这种“责任”转化为对公权力的“舆论监督”。公众是其中的终极目标与价值归宿,它以谋求公共利益为旨归,将公共权利授权于立法、司法、行政所集成的公权力。而公权力作为公共利益的管理者对公众负责,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也是公众对“公共利益”的需求在政治文明建设层面上的体现。但不可否认的是,公权力对媒体具有控制与管理的权力,这种权力或通过行政、法律手段表现出来,或通过信息控制手段表现出来。在这种控制状态下,媒体对政府的依赖性是显而易见的,正如鲍德里亚所说:“传播不是说话,而是使人说话;信息不是知晓,而是使人得知。助动词‘使’表明这其中涉及一种操作,而不仅仅是一种行为。”因此,在政治场域与传播场域的关系格局中,政府是相对主动的,作为媒介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其传播话语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治的民主开放程度,如果没有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文明空间,电视在灾难报道中的话语权就无法真正实现。2008年5月1日,作为中国民主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将“公开”明确为政府部门的“法定义务”,“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有了制度保障,这一根本转折显示了我国打造“阳光政府”的努力和追求。在实践层面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汶川地震报道中发挥了巨大的昭示作用,汶川地震中电视报道所呈现出的及时性、透明性和人文性与政府宣扬的政治文明、民主开放的政治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媒介话语也在表现社会事件的过程中,建构了民主化的意识形态。③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体现在制度化建设进程中的政治文明发展为媒体和公众提供了相对宽松的话语空间。

另一方面,如果危机事件发生后电视只是不加选择地追随受众需求,受众的恐慌状况就可能被其报道放大,也会形成不和谐的传播状态。这就要求媒体在尊重受众信息需求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协调社会”的功能,有意识地对信息进行选择性编排组合,有意识地帮助政府传递稳定社会的信息,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和社会支持,引导受众不断调整面对危机的心态,从恐慌走向稳定,使社会状态逐步从突发走向常态。如汶川地震报道中,对于一些只会加剧恐慌而无助于抗震救灾的“谣言”,如成都 “水源污染”传言导致的“哄抢水”事件,媒体采取了理性、节制的报道方式,成都电视台一方面迅速实地采访化工厂、自来水厂,另一方面直播政府辟谣的新闻会,并积极配合推动加大水压、恢复供水,及时稳定了公众情绪。

电视灾难传播的和谐生态:媒介系统间的和谐共振

和谐传播另一个重要表征是构成媒介系统中不同介质的媒体之间和而不同的媒介生态和谐。

在当今数字化的媒介生态环境下,过去那种由某个单一媒体实行“全程传播”的模式正在逐渐走向衰弱,一个传播目标的实现过程将共同由不同的媒介完成,而参与其中的任何一个媒介仅仅在其最为擅长的功能点上扮演和履行着自己独特的、难以取代的角色。④特别是在灾难报道中,多媒体联动、立体报道的强大信息传播优势⑤可以弥补单一媒体面对灾难时的不足。电视媒介可以在其中充分发挥其视觉延伸优势,与报纸、广播、网络、手机等媒介一起,共同营造和谐传播生态,实现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机制的融合与共振。以汶川地震为例,在地震发生初期,互联网媒体充分发挥其“人人即媒体”的优势,手机媒体也发挥其“便携”和“人际互动”的优势,成为互报平安和传递灾情的重要媒介,政府及时启动了“点对面”的短信传播,对受到“恐慌蔓延”困扰的公众及时安抚。而广播的时效性、便携性、遍在性以及对传播环境低依赖度使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与此同时,电视媒体也迅即反应,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重庆电视台、东方卫视以及境外的凤凰卫视等众多电视媒体都相继中断了正常节目编排,24小时不间断播出抗震救灾实况。电视直播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力和视觉真实性在第一时间使具有接收条件的,尤其是灾区以外的大量受众能通过快速流动的纷杂信息来确认其信息的真实性,使电视成为灾难突发期受众获取权威信息的“主流”媒体。随后,报纸媒体也迅速跟进,展开更为全面、深入的报道,弥补了广播电视线性传播带来的信息损耗和流失的不足。各种媒体自发的协同作战,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构成了一个立体和谐的灾难事件传播生态。

电视灾难报道的和谐运作:电视媒介内部的和谐共生

和谐传播在一种媒介内部表现应该是:参与媒介竞争的各个主体相互之间通过经常、及时有效的协调,呈现为相对和谐的关系。相对电视媒体而言,各级电视台、电视频道、电视栏目以至电视节目在市场竞争中能够自觉以“和谐”规约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使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市场竞争以“竞合”的形式展开。

信息资源共享和谐。灾难突发时,电视媒体对人员“在场”和传播设备的要求往往制约了其第一时间传回现场画面的数量,这就要求电视媒体之间能够共享有限的信息资源。如在汶川地震报道中,四川电视台充分发挥了其“本土”媒体的优势,将采访素材带直接输入资料库,央视等其他台都可以直接进入系统调用,两辆SNG直播车的直播信号也可以为其他电视台共享。随着其他电视媒体的设备和人员的逐步到位,这种信息共享的交互性更为凸显,来自不同电视台的节目资源通过微波传送、网络传输、卫星直播等传输手段快速流通。在信息资源共享产生的丰富的信息量支撑下,形成了一个中国电视史上前所未有的“直播高峰”。

信息资源共享还表现在同一电视台内的不同频道信息资源的整合利用上,尤为突出地表现于各频道的并机直播。在汶川地震报道中,央视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众志成城 抗震救灾》节目,成为国内外新闻媒体和观众获取震区新闻的主要信息源。四川电视台实现了8个频道分频道群的并机直播:经济频道、公共频道、文化旅游频道实现了与四川卫视的并机直播;影视文艺频道、妇女儿童频道、SCTV―6等频道实现了与SCTV―4的并机直播。两个频道群互补、互动,形成了并机直播、大规模、长时段、24小时不间断播出的格局。而省级卫视中,除一部分播出抗震救灾自办节目外,其余大部分也都并机转播央视节目。这种并机直播将信息资源整合于重大新闻事件,受众的注意力资源被媒介议程凝聚成了和谐统一的抗震救灾主题。

传播主题凝聚和谐。危机事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电视媒体应紧紧围绕灾情的发展,在不同阶段表现出对传播主题的共同追求和认同。

1.灾难突发期:信息本位,及时报道。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中,生理和安全需求是人的最基本需求。灾难的突然爆发会使受众对关于公共安全的信息不确定性陡然增长。此时,电视灾难报道的首要任务不是求全而是求快,应迅速反应,打断常规节目播出关于灾害的最新消息和政府迅速的抗灾行动,使公众惊慌的情绪在第一时间得到稳定。

2.灾难持续期:公信至上,权威传播。灾难爆发时,电视媒体由于追求信息的“即时播报”,可能会出现片面和不实的信息。进入灾难持续期后,电视媒体的报道形态也应由“非常态”向“常态”转换,报道重心由“时效报道”向“权威报道”及“人文报道”靠拢。如在汶川地震的灾难持续期中,电视媒体一方面主动与政府部门、权威机构联系,直播各级新闻会,及时更正前期的失误;另一方面通过重组板块整合新闻信息,开展相关主题策划,延伸报道选题,拓展信息的广度和全面性。

3.灾后重建期:设置议程,理性传播。灾后重建期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电视媒体应尽量实现多角度多客体的切入,重视对新闻深层意义的挖掘,使整个报道富有纵深感,延伸新闻触角,发现新闻背后的新闻⑥,自觉地以理性的视角协助政府组织、引导公众,围绕实施心理援助、防御次生灾害、落实社会援助、恢复社会秩序等几个方面的议题组织报道,充分体现作为大众传播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和新闻专业主义素养。

传播视角多元和谐。分众化趋势带来了不同电视台和频道之间定位的不同。在灾难报道中,各电视台、各频道都应针对自身的目标受众和节目定位来确定其报道视角。如在汶川地震报道中,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以国家电视台的身份投入地震报道,在报道中充分体现了其全国视角。四川电视台则将镜头对准细节,以更为微观的视角和央视的宏大叙事相配合。以“娱乐频道”为定位的湖南卫视则利用其定位和资源优势,推出10余台赈灾晚会,将“娱乐”凝聚为“爱心”。

同一频道内各栏目也应根据自身定位推出相关主题的节目。如汶川地震报道中,CCTV―10《走进科学》栏目针对不同阶段的救灾主题连续播出《汶川地震成因初探》、《地震中的自救》、《重建心灵家园》、《震后疫病防治》、《决战堰塞湖》等抗震救灾专题节目,从科技视角解读和引导受众应对地震灾害。而《讲述》栏目则推出数十期的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特别节目《向生命致敬》,致力于放大和弘扬抗震救灾中的“中国精神”。

凝聚于同一主题的消息、特写、访谈、专题、综艺等不同节目形态也应发挥自身传播优势,互相融合互补。如央视新闻频道在汶川抗震直播节目中,整合已播出的新闻消息和特写,推出了6集系列纪录片《震撼――汶川大地震纪实》,一经播出便成为同一时段的收视冠军。诸多栏目和节目在不同的层面,以不同的形态和方式一起汇聚成宏大的报道主流,使民众的力量得以凝聚。

注释:

①张国良:《20世纪传播学经典读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张诗蒂:《政府、媒体和公众关系的动态平衡》,《四川大学学报》,2005(1)。

③石长顺、徐锐:《媒介话语的历史性超越与重建――汶川大地震报道的电视话语分析》,《现代传播》,2008(3)。

④喻国明:《2007年:中国传媒产业的三种转型》,《传媒观察》,2007(9)。

⑤张研农:《大灾大考中的舆论引导》,《新闻战线》,2008(7)。

⑥谢耘耕、曹慎慎:《突发事件不同阶段的报道策略》,《新闻界》,2009(4)。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学院博士生,华侨大学新闻系副教授)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