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的发展困境与对策研究

摘要：随着民营企业的飞速发展，很多企业已经到了转型的节点，遇到发展的困惑。如何顺利帮助民营企业克服发展障碍，实现企业制度变革与治理机制的转型，具有生命攸关的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困境以及对策分析，为民营企业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民营企业；家族企业；困境；对策

一、民营企业的发展困境

（一）路径依赖

从民企的发展过程看，以往民企的资源优势是通过家族治理机制这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解决了市场的“外部性约束”问题，为经济与社会提供了正面的激励，促进了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中国民企在发展中形成制度选择，都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并影响其后的制度变迁。如温州民企的人格化交易便是十分典型的一例。根据史晋川的研究，温商两代人之间存在高度相同的交易方式，他们成长的区域性商业文化背景相同，拥有的“地方知识”相同，了解的生产技术知识相同，依赖的市场网络也基本相同，即拥有的社会资本大致相同。温州家族企业只有利用人格化的交易方式来从事商贸活动，逐步导致一种“路径依赖”。与此类似，兰溪人则延续着药商的传统，义乌商人依托义乌市场的影响力习惯于做小商品生意，永康、武义人依托五金产业发展，都是路径依赖的表现。制度的路径依赖使得政府在短期内改进经济绩效的能力十分有限，也使得民营企业很难走出自己的熟人圈子与原来的产业结构体系。

（二）产权障碍

中国民营企业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几经变迁，目前正在迈出具有方向性意义的步伐。然而，一旦制度变迁开始突破民营企业的自身边界时候，就会遭到来自产权本身的抵制。诺斯指出，规模经济反映的一个事实是，最有效的产出可能需要企业的规模很大，以至于要求比单个所有者或合伙制形式能够负担的费用更大、组织更为复杂的企业。随着民营企业发展，如果企业的资金来源只是局限在家族范围之内，就会限制企业所能筹集到的资金数量，难以达到规模经济要求。如果企业的资金来源超越了民营企业产权边界，企业通过联合、重组、兼并以及上市的方式迅速扩张，会存在来自公司创业家族的无形阻力。除非公司创业家族具有相当的觉悟，或者有着变革公司的强烈需求，否则制度变迁过程就会异常漫长。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具有民营企业发展先发优势的温州，企业上市并不积极，原因在于原来的制度刚性约束，导致了突破民企产权边界的改革困难重重。

（三）信任局限

中国民营企业的信任是一种体现特殊主义的信任结构，具有信任的有限性或者说是对外人的不信任。其特点是：私人信任重于社会信任，圈内信任高于圈外信任。这种信任格局最简单的就是两分法，自己为圆心把所有人都划分为两类：内圈是自己人，外圈是外人。在这种信任模式中，就家族企业内部而言，成员之间的交易属于人格化、半人格化交易，没有发展到现代科层组织的非人格化交易，企业缺乏正式信任及其实施机制；在利益分配上是明里的普遍主义的公平性原则和暗中的特殊主义原则相结合的特点。这一信任体系最致命之处在于，职业经理人难以与创业家族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创业家族与职业经理人的反复博弈，由于信任体系的脆弱，无法形成真正的两权分立机制。

（四）人才瓶颈

民营企业创业初期，企业规模小，其核心成员基本上都是以血缘、亲缘为纽带的家族成员，创业者作为核心拥有天然的家长权威，依靠家长权威的家族式管理即可保证家族企业顺利运转。同时，民营企业在发展初期，能够提供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总量相对较小，也就是企业应得权利供给较少。此种状况下企业内部各方为分享利益成果、争取应得权利的矛盾冲突不会太尖锐，强调家长权威、亲情原则的家庭伦理能有效协调家族成员的利益矛盾。这一阶段企业相对稀缺的是货币资本而不是人力资本，对管理的要求也不高。

随着企业的发展，一方面，企业规模的快速扩张导致企业对人力资本数量需求的大幅提高，而家族成员群体供给速度在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影响下，一般会远远低于企业对人力资本需求的速度；另一方面，由于企业规模的扩张，管理的复杂化，导致企业对高级人力资本需求的增多，而对于家族成员群体而言，高级人力资本要素拥有者要受到人才成长的概率等因素的影响。从质上看，家族成员群体本身无法保证对人力资本的供给，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的供给。

二、民营企业的发展对策

（一）战略层面

1、不同规模民企的发展路径战略。民营企业的发展方向是无疑是建立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及相应的公司治理结构。但是不是所有民营企业都一步到位实现这一变革目标。应当考虑企业规模与制度变革的交易成本来确定不同民营企业的不同路径发展战略。对于条件时机成熟的大型民营企业，要积极引导走向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与完善委托机制，在降低摩擦成本与成本的前提下，发挥制度的帕累托效率。对于规模稍大的家族企业，可以通过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等多种不同的生产要素的功能特长与外界整合，形成各种形式的联合经济组织。目标模式是家族利益通过家族成员或家族企业对该公司实行有效的控股，公司根据法律规定的现代公司制度设置了管理制度，公司的经营权大部分转移到职业经理人手中，实际运作中家族通过“用手投票”机制参与公司的管理。对于大量的中小家族企业，应该在保留家族性质的前提下，通过虚拟企业组织、企业集团、企业联盟等中间经济组织形式实现家族企业的发展。而小型的民营企业，完全可以保持财产权利的完全个人所有及亲自实施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实行层次较少的组织制度，不必急于过渡到有限责任的现代公司制度。

2、制度变迁战略：强制型和诱致型相结合。从企业制度的变革来看，其最早的发展有赖于比较宽松的制度环境空间，并且诱致性制度变迁可能更符合制度主体的利益需要。然而从历史上看，自从市场出现后，调节和干预经济的主体就从单一的政府主体变成政府和市场双重主体。这“两种对立的社会组织形式――国家与市场――交织在一起，贯穿着数百年的历史，他们的交互作用日益增强。”在经济发展中，“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都是必不可缺的。没有政府和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随着经济发展，必然要求政府通过正式制度变迁推进其变革与发展进程，这是促使民营企业成功转型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

制度变迁的强制型和诱致型相结合战略包括：政府通过政策破除民企资本内源性和封闭性发展；通过干预、规范引导企业由于联合、兼并以及集团化等中间型经济组织顺利发展；通过引导产业结构提升与经济和谐发展指引民企发展方向；通过各种措施引导企业推进文化变迁；建立与完善各种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外部环境等。

（二）措施对策

1、发展方式：由劳动密集型走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从民企目前情况看，仅仅依靠劳动密集优势发展经济有很大的局限性。随着资本积累和企业发展，民营企业应当不失时机地转变发展模式，提高发展模式的技术含量。第一，目前国内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资本扩张期，这就必然要改变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把高新技术引入传统产业和产品生产上去，以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以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为手段，以重点企业和企业集团为依托，广泛运用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新技术，促进产品更新换代。第二，民企要积极进入高科技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民营企业以往更重视传统产业由低技术向高技术、从低附加度和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度和高附加值发展。今后的发展方向要从实际出发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努力争取实现局部领域的突破和跨越式发展。

2、治理机制：由家族独享利益型走向社会共享利益型。中国民营企业要实现向现代企业过渡，实质性内容主要是其与社会资本的融合。对于家族企业而言，家族成员在最高层控制企业的剩余权利，同时将专业化管理逐渐分散到外部引入的管理者手中，这是一种趋势明显的治理模式选择。治理机制变革的方向必然是打破家族独享利益型的治理模式，使民营企业产权由众多分散的社会股东组成。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形成合理的产权结构。一些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人才乃至部分职工中的骨干参与资本，以强化这部分人的自我激励机制和减少其流动性。还必须建立由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构成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在董事会控制决策权的前提下，把经营权交给专业经理层，规范执行企业资产经营负责制，经营目标责任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3、文化伦理：由五缘关系、家族伦理走向制度伦理与现代企业文化。五缘关系、家族伦理制约民营企业难以吸收社会资本，难以引进职业经理人，难以协调家族与支薪经理阶层的利益冲突；泛家族主义扩展了社会信任机制，但是无形的社会关系网络又决定了家族企业的变革边界；有限的合作使得企业难以真正进行社会资本运作等等。从家族企业迈向现代企业过程中，除了制度的突破与外在条件的完善外，必须进行文化的重构，包括思想理念的转变，伦理道德的建设，企业文化的塑造等。

如何实现由五缘关系、家族伦理走向制度伦理与现代企业文化转化？笔者认为，关键是实现企业家族关系与市场关系对接。因为中国民营企业自始至终缠绕着家族亲情与经营理性之间的矛盾，个人权威与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按照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所描绘的两种“手”的关系，在民营企业制度变革过程中的一个任务，就是用“看得见的手”来扼制“看不见的手”，理性地看待亲情关系，将家族感情与企业原则分离，妥善处理亲情与经营的矛盾，使企业规则占据主流，个人权威与人治规则淡化。

4、外部条件：由“看不见的手”指挥走向两种“手”并用。要降低民营企业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离不开政府的一定程度的介入与良好的配套制度支持。由“看不见的手”指挥为主走向“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两种“手”并用，实现强制型和诱致型相结合的制度变迁战略。

一是培育与完善产品市场、人市场、资本市场等市场体系。委托关系的外部约束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产品市场的约束、人市场的约束、资本市场的约束。产品市场的完善使企业的经营状况能真正反映经营者的经营水平和能力；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完善，使企业委托关系选择市场化，通过经理人市场的竞争，对其进行无形的硬化约束，使人从保护自身人力资本的角度进行有效自我约束，减少机会主义及败德行为；资本市场形成对经营者的外部监督和约束，通过资本运作实现企业资本结构的战略调整。

二是鼓励与推动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进程，促进企业集团的发展。地方政府应该采用优惠政策鼓励家族企业积极变革，在优势行业与重点发展领域中，培养具有领先水平的大企业大集团，将众多的中小企业纳入产业链，推动中间经济组织的发展，改变家族企业现有的发展格局。

二是造就良好法律环境。有效的产权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前提，政府必须大力完善政策法规，充分有效地保护民企产权。同时，要根据民营企业发展的新问题和新需求，特别是针对部分民营企业的上市要求和与公有经济相融合的需要，制订相应的法律规范。

参考文献：

1、周业安.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J].经济研究,2000(5).

2、(美)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M].远方出版社,1998.

3、储小平,李怀祖.家族企业成长与杜会资本的融合[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6).

4、张苗荧.文化、企业制度与交易成本――温州模式的新视角[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单位：浙江旅游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