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治红线”守住“师德底线”

教师，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尊师重教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近年来，从“最美女教师”张丽莉到“最美乡村教师”的全国评选，来自教师群体的敬业奉献故事不断被媒体聚焦，每逢教师节，那些站在讲台上的“最美”也总能引起全社会的感动。

但是，从9月初湖北恩施某中学骇人听闻的校园事件，再到“幼儿园老师残暴虐童”、“老师结婚给全班孩子发请帖”、“小学女生因答不出题遭受体罚”等一系列的报道，个别教师违背职业道德，逾越社会底线的违纪违法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损坏了教师的道德形象和社会认同。在教师节这个本该倡导师道尊严的节日里，师德问题，却再次成为了公众热议的焦点。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作为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职业，教师的个人品德和举止言行对孩子有着最直接和最深远的影响。所以当涉“教”丑闻频频曝出之后，看似偶发的“师德问题”也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和反思。

针对近期出现的一系列师德不端行为，在今年教师节前夕，教育部制定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中小学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其中规定“体罚学生、收受学生礼物、有偿补课等都被列入师德禁行行为的‘红线’，实行‘师德一票否决’评价机制……”希望通过划出的这条“师德红线”，守住全国1442万名教师的“师德底线”。教育部这一做法是及时并值得肯定的。

就有效贯彻实施《关于建立健全中小学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而言，也许如下问题是值得思考的：抽象的师德高低该如何评判？有违师德与违法间如何界定？采取“师德红线”这种“高压严打”的态势能否管得住教师的“师德底线”？以考评师德表现的方式来约束和规范教师的职业行为，从操作的角度讲，本身就是一种挑战。

道德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性规则，是在长期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社会共识。师德问题更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评判教师的师德表现必须用事实说话。谁师德高尚，谁师德低下？谁来评判，怎样评判？填表、打分、谈话是必须的。但如果仅是以考评方式来衡量教师的师德，如果不能剔除其中诸多的人为因素，会使得制度的执行变形走样，会使考评很难具有说服力，从而难以被广大教师和全社会认可和接受。

在此之前，教育部门就曾多次出台过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规定教师应为人师表，坚守高尚情操，知荣明耻。但仔细回顾那些“师德沦丧”的案例，很多已经超出了道德规制的范畴。如果说收受礼品钱财、有偿家教等还存在着“你情我愿”的道德因素的话，诸如、猥亵、虐待学生，那已绝不是道德问题，更是法律问题，而且是涉及犯罪的问题。

我国的《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早已明确规定了教师的职责，以及侵犯学生权益需承担的法律责任。但对于校园中发生的侵权事件，一些地方的教育部门和学校从维护当地的教育形象、个人利益出发，往往实行内部处理，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无疑是对违法侵权事件的包庇和纵容。可以说，师德渐微的现状与当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法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律的惩戒力和威慑力远在道德规范之上，如果现有法律执行不到位，通过行政手段来规范师德的成效也会大打折扣。

毋庸置疑，教育部门会为加强《关于建立健全中小学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的执行力作出不懈努力的。同时，笔者相信，教育部门也会意识到，遏制师德乱象、守住“师德底线”需要多管齐下，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从根本上讲，要端正师德、阻止教师侵犯学生权益的事件再次发生，当务之急是要严格地、不折不扣地落实好《教师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关于保护学生权益的条款，而不是让这些条款只是停留在文本上，同时积极推进相关立法，把当前的师德禁令法律化，如规定教师收受财物达到多少数额即为受贿等，明确法律认定、处罚界限以及申诉或救济的渠道，用法律武器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用法治思维来规范和约束广大教师的职业行为，用“法治红线”斩断那些妄图伸向学生的“黑手”，保护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