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络民粹主义的审视与治理思考

摘 要：网络民粹主义是对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和不公正现象的一种警示，既体现出了大众阶层对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追求，又形成了对理性思维、民主政治的逆反。其负面影响源自于网络文化的深度催化、现实困境的极端表达、网民素养的普遍匮乏以及媒介工具的迅速变化。为此，需要从以人为本的思路出发，致力于实现虚拟与现实的良性互动，通过构建高质量的网络生态文明、健全网络监督体系、培育高素养的网民主体等途径，规制和消解网络民粹主义的负面影响，促进虚拟社会乃至现实社会的和谐稳定。

关键词：网络民粹主义；负面影响；消解；网络生态文明；网络监督体系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9-0010-05

伴随着网络世界的高度繁荣，人类社会现实与虚拟并存的二重化结构日益凸显，引发出了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文化个性化等一系列的深刻社会变革。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网络民粹主义应运而生。它一方面承载了普通社会公众的广泛性意见表达，本身是对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和不公正现象的一种警示，促进了社会的整体民主化进程。但另一方面，诸多网络热点事件中表现出的网络民粹主义，也让人们对充斥其中的网络暴力、网络侵权、网络谣言等负面现象深恶痛绝。网络民粹主义无可回避的极端化倾向，使得虚拟社会公众的理性反思和主体自律湮没在非理性的社会情绪当中，民粹式的社会批判阻碍了正常的社会发展。在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高度关联的今天，网络民粹主义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扩散和蔓延，成为维护国家与社会稳定和谐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从民粹主义到网络民粹主义的嬗变

自民粹主义从19世纪下半叶出现伊始，经历了以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60——70年代、20世纪80——90年代三个时间节点为代表的三代民粹主义，对北美、拉美、欧洲等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生活产生过重要影响。总体来看，民粹主义主要是通过利用社会矛盾和阶层冲突，用煽动性和激进性的政治主张迎合社会底层民众，以社会动员的方式吸引民众的支持和加入。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民粹主义开始以各种形式频繁出现，徘徊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政治当中，逐渐成为社会各个阶层对现代化薄弱环节展开反思的常态化现象。民粹主义的内涵非常宽泛，学术界也一直没给出明确的概念描述，我国学者俞可平曾对民粹主义做出过阐释，“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反对精英主义，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民粹主义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指的是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从而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1]

在传统沟通传播方式的制约之下，民粹主义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互联网的出现为民粹主义提供了嬗变的新型环境和条件。网络空间与生俱来的虚拟性、自由性、开放性、平等性特征，使网络群体的汇集开始变得方便且快捷，社会公众借助网络平台进行意见表达，并通过网络渠道参政议政。可以说，互联网在诞生之初就具有民粹主义的潜在因素存在，新型公共领域的出现扩展了民粹主义的实践空间，形成了独特的网络民粹主义。互联网促使民粹主义不断泛化，网络民粹主义已经超出了单一的政治范畴，开始扩散到社会、文化、经济等多个领域，彼此间相互转化，使网络民粹主义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得到了大幅提升。网络民粹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始于21世纪初的互联网普及，从时间节点分析，中国的网络民粹主义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5年以前的酝酿准备阶段，经过了国内网络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互联网逐渐普及，社会公众对互联网的应用有了初步的熟练，以反日情绪为主的网络民族主义是此阶段网络民粹主义的主基调；第二个阶段是2005年——2007年的推广扩散阶段，社会管理体系的扩展以及电子政务系统的大量应用，使社会公众对多种社会现象展开反思，大量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网络评论开始出现；第三个阶段是2008年至今的集中涌现阶段，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冲突、阶层冲突开始在网络空间延伸，大量涉官涉富的网络热点事件频发，民粹主义典型的反精英、反权威思潮是此阶段网络民粹主义的主导。近年来发生的“杭州飙车案”、“邓玉娇案”、“梁丽案”、“动车出轨事件”、“文物古迹刻名事件”等，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网络民粹主义的蔓延，体现出了网络民粹主义无核心价值、体系结构不完整、反精英、反权威、非理性、情绪化等特点。这些特点既是对传统民粹主义的继承，也是与网络环境结合后衍生出的新型特征。

二、网络民粹主义的影响

1.极端化的阶层对立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网络民粹主义具有极端的平民化倾向，高度推崇社会底层大众的作用和价值，将精英阶层视为腐化堕落的特权阶层加以彻底否定，人为地制造了阶层对立。玛格丽特·卡农范描述过网络民粹主义的极端化阶层对立，“他们唯一的共同的主题就是依靠对人民的号召力，和对精英人士的不信任。”[2]大众阶层与精英阶层都是维系社会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担负着不同的社会责任和作用，就目前的社会现状而言，贫富差距、阶层差距不可能完全消除，这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网络民粹主义把差距归咎于精英阶层的存在，拒绝承认精英阶层的作用，从内心抗拒精英阶层的言论，将精英阶层树立为必须攻击的标靶。网络民粹主义强行隔断了大众阶层与其它社会阶层的对话交流，把自身角色设定为阶层冲突的对立方，加剧了现实社会中的阶层隔阂，严重消解了民族凝聚力和社会归属感，也必将损害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网络民粹主义者在现实社会中多属于“沉默的大多数”，有限的话语权使他们成为了弱势群体。在网络空间里，网络民粹主义者对涉及精英阶层的热点事件有着条件反射般的强烈情绪反应。“草根阶层”凭借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利用互联网造就的话语格局转换，具备了压倒精英阶层的话语优势，精英阶层反而在某种意义上转变为虚拟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通过观察近年来社会公众对网络热点事件的评论回复，经常可以看到分属不同阶层、群体间的相互攻击谩骂，这充分说明不论是草根阶层还是精英阶层，都会联合起来应对阶层冲突，网络中的阶层对立势必日益严重。在此类事件中，网络民粹主义者为了强化自身的话语说服力，不惜放大、编造虚假言论，混淆民众视听，由此加剧的阶层对立和社会分化将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2.极端化的非理性情绪导致意见表达的偏颇。网络民粹主义对社会事物的判断往往遵从道德和情感的需要，理性思维退居其次，集体非理性的行动逻辑经常会出现在具体实践当中。古斯塔夫·勒庞曾指出，“是幻觉引起的激情和愚顽，激励着人类走上了文明之路，在这方面人类的理性没有多大作用。在同人类的各种作为文明动力的感情——譬如尊严、自我牺牲、、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的对抗中，理性在大多数时候都不是赢家。”[3]社会公众在现实社会里被长期压抑的各种情绪，在网络民粹主义的实践中找到了宣泄途径，情绪化的意见表达难免会掺杂非理性的成分，并且这种非理性情绪呈现出的是极端化的发展趋势。它让网络民粹主义者的意见表达超越了法律制度、价值取向等理性思维下必须遵守的规范准则，越是偏激的意见表达就越能获得群体的认可。网络民粹主义以民为粹，在实践中预设了支持底层大众诉求和关注弱势群体利益的倾向性前提，对网络热点事件中的弱者采取强辩到底的维护策略。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虚拟社会公众，其意见表达往往不会基于客观事实做出公正合理的评判，通常是未经理性思考就对弱者发表感性化的支持言论，尽可能地为其争取舆论支持，同时使用极端化的语言攻击其对立面。随着极端化非理性情绪的传播，会有更多的人因受到心理暗示而丧失独立思考判断能力，被网络民粹主义所裹挟，加重了原本就出现偏颇的意见表达。在“梁丽案”中，正是由于其清洁工的职业身份，使得网络舆论忽视了她行为上的不当，一味地表示支持和同情，对司法审判产生了一定的干扰。网络民粹主义影响下的意见表达存在底层叙事的道德倾向，与此相反的是，如果事件的主角非底层大众，那么极端化的非理性情绪会引发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等严重偏颇的意见表达方式，给当事人带来极大伤害。

3.极端化的反权威倾向导致政治认同的弱化。比尔·盖茨曾经说到，互联网是“历史上存在的最接近真正的无政府主义状态的东西”。[4]网络民粹主义与互联网的这种特性相结合，在实践中经常表现出极端化的反政府、反权威倾向，认为决策和管理的智慧存在于底层社会大众，作为社会管理权威的政府机构并不能真正有效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网络民粹主义希望在网络空间实现绝对化的民主，进而反作用于现实社会。但是网络民粹主义的极端化反权威倾向，会弱化社会公众对现行政治体制、政府管理的认同，加重反向政治认知，不同利益群体和阶层之间的冲突对抗将变得更加严重，甚至会引发政治动乱。网络民粹主义的本意是要反对权威，实现理想化的民主主义，但极端化的发展走向却让自身朝着权威主义的方向流变，存在着反民主主义的潜在风险。在特定的条件下，网络民粹主义会与网络民族主义紧密结合，表现出极度的盲目排外，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国际经贸政策滥加指责，误导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结。网络民粹主义促使社会公众高度质疑权威性的声音，表现出自发性的抗拒和不信任，主流媒体被刻意地边缘化。在一些网络公共事件中，社会公众宁可去网络论坛、网络社区搜集小道消息，也不愿意倾听权威渠道发出的信息，反而不利于民众了解事件的真相。对于涉及社会民生的公共政策制定，网络民粹主义追求的是实现“草根阶层”的利益最大化，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网络民粹主义通过制造具有强势特征的网络舆论，对政府施加强大的社会压力，有时会导致公共政策产生偏差。在某些社会热点事件中，网络民粹主义的反权威倾向表现得更为极端，甚至会通过制造虚假信息来质疑政府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导致政府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使社会公众的政治认同感下降。

三、网络民粹主义的成因

1.网络文化的深度催化。传统社会中的文化创造与传播，处于少数人支配和主导的状态之下，社会公众只能扮演消费者的角色。网络文化为社会文化资源的分配提供了新的途径，每一位普通社会公众都能够成为文化创造、传播和消费的多重主体，民众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决定文化产品的形式与内容。基于互联网的开放性传播模式，网络文化是一种多元化的文化类型，社会公众由此接触到了多样化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他们开始对传统的文化权威产生质疑。在他们看来，由少数人创造的主流文化是精英阶层的文化，这种文化模式限制了社会公众参与文化生产的权利，禁锢了个人价值的实现途径。于是网络空间里的主流文化成为民众挑战权威、显示文化叛逆性的突破口，而网络文化就是进行具体实践的最佳工具，这与网络民粹主义的反精英、反权威倾向不谋而合。中国传统文化一向不缺乏民本思想，从儒家、墨家到近代的，其民主思想中都有民粹主义的影子。虚拟社会公众在网络文化创造中传承了这一思想，与后现代的娱乐主义相结合，用恶搞文化、山寨文化的方式表达对传统文化权威的讽刺，成为网络民粹主义出现的文化土壤。网络文化是自下而上传播的大众文化，与网络民粹主义有着社会阶层的一致性，随着网络文化被社会公众自觉接受并迅速普及繁荣，民众的多种权利意识开始苏醒，网络文化的政治功能逐渐显现。人们利用网络文化的传播渠道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把平民主义的主张输入到政治决策体系，这与网络民粹主义的价值取向有着密切关联，不仅会催化网络民粹主义，而且会使网络民粹主义得到强化。

2.现实困境的极端表达。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薄弱环节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由于现实社会中诉求表达机制的不健全，以及各种规范制度的羁绊，底层社会公众面对诸多无法解决的现实困境，只能无奈地选择沉默。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底层社会公众的失望感、挫折感与焦虑感程度逐渐增加，多种负面社会情绪无法释放，各个社会阶层间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冲突对抗，社会关系呈现出整体高度紧张的状态。于是，互联网就成为了底层社会公众表达现实困境的必然选择，并且长期的压抑使得他们的表达趋于极端。这种现代化进程中的结构性冲突，是网络民粹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正如学者爱德华·希尔斯所说，“哪里有普遍的怨恨情绪，哪里就有民粹主义。”[5] 就我国目前的社会现状而言，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非常符合这一描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发展成果分享不均衡、制度性腐败等问题集中涌现，社会分化和阶层对立日益严重，底层社会公众为了改变现实困境，也在寻求向上流动的机会，却因缺乏配套措施的实际保障而被阻断，陷入了失望境地。与此同时，富人群体的奢侈生活在网络上频频曝光，“富二代”群体在网络空间故意炫富，一些政府官员的腐化堕落行径通过网络被披露，部分专家学者也蜕变为特定利益团体的代言人。底层社会公众面对利益受损的现实困境无法排解，又遭遇部分精英阶层群体的刻意挑衅，强烈的民粹主义情绪和反智主义情绪自然会充斥在他们的意见表达当中。基于底层社会公众现实困境的极端表达在网络空间得到迅速且强烈的释放，这无疑会促使网络民粹主义的出现。

3.网民素养的普遍匮乏。互联网的普及造就了虚拟社会的繁荣，然而网民的综合素养没能和新型的公共领域相匹配，特别是网络政治素养和网络媒介素养的不足，成为诱发网络民粹主义的原因之一。面对突然扩展的网络政治参与体系，网民表现出了高涨的参与热情，但作为普通社会大众，网民普遍缺乏专业训练，在网络政治参与中难以做到全面、客观、公正。对于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政治事件，网民群体经常凭借简单化的主观思维和相对匮乏的实践经验进行判断，使用“对与错”、“善与恶”、“奖与罚”等标签化的方式给予定性，不擅长理性思考。网民群体往往热衷参与和自身利益相关的公共政策制定，或是勇于批判各种政府行为失范现象，并且在一些国际纠纷事件中群情激愤，但是对其它社会政治生活内容的兴趣度明显偏低。普通社会公众的参与过程是非常典型的群体行为，受简单化思维的影响，更易出现极端化观点，使网络政治沦为网络民粹主义的温床。与此同时，网民群体还表现出网络媒介素养的不足。网民群体在接收到网络信息时，一般会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不同反应。第一种反应是不去甄别信息的真假，马上全盘接收并加以二次传播，非常容易被特定利益群体利用，这种信源通常是来自于大众阶层。第二种反应是直觉性地加以怀疑、否定，即使是已经得到证实的信息，网民群体仍旧会从多个角度发出质疑，而这种信源通常是来自于官方渠道或是权威人士。网民群体对群体效应缺乏免疫力，支持大众阶层、反对精英权威阶层的情绪很容易蔓延放大，无形中应和了网络民粹主义的基本内涵。

4.媒介工具的迅速变化。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媒介工具的革新，大量新媒体工具的应用使得人们的互联网生活步入了“微时代”，“自媒体”化的传播方式让网络与民粹主义的结合更加便利，网络民粹主义也由此拥有了新的产生条件。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曾指出，“人类步入后工业社会的风险，往往与媒介的发展密切关联，由传播媒介建构或呈现出来的，具有‘媒介化风险’的特征。”[6]社会公众使用个性化的移动终端设备，随时检视着社会中的各种失范现象，采用现场直播的方式快速信息，以极低的传播成本让普通社会大众的个体价值获得最广泛的社会承认。原本潜在的社会风险被无限放大，精英阶层、权威阶层细微的过失也会招来社会声讨，一些涉及个人隐私的幕后信息被深度挖掘。各种新兴的网络社交空间得到虚拟社会公众的青睐，如社交网站、网络社区、微信等，人们通过此类空间形成阶层相近、思维相近、诉求相近的网络群体，对一些网络公共事件交换意见并形成集体行动。同质化个体所形成的群体容易产生自我封闭，群体内的意见将得到强化甚至走向极化，而这种来自社会大众的群体性力量正是网络民粹主义的必备能源。我国之所以从2008年以来进入网络民粹主义集中涌现的第三个发展阶段，与媒介工具的革新发展有密切联系。通过梳理近五年来的网络热点事件，可以发现，由微博等新兴媒介引发的数量占到了近四成，并且在多数事件中都可以看到网络民粹主义的倾向。这充分说明，新的社会存在方式正在形成，新型媒介工具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网络信息具有更强的时效性，群体性意见的快速共振和极化，导致了现阶段网络民粹主义频繁出现。

四、应对网络民粹主义的策略

1.实现虚拟与现实的良性互动，是消解网络民粹主义的根本方法。网络民粹主义的产生根源是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冲突，它是底层社会大众无法克服的现实困境在虚拟社会中的折射，网络民粹主义负面传导效应的消解，最终取决于能否在现实社会中有效解决引起社会矛盾和阶层冲突的现实问题。互联网之父温顿·瑟夫（Vint Cerf）有一句名言 ：“互联网好比是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的社会。我们若不喜欢镜中所见的映像，问题不在于去矫正镜子；我们必须纠正社会。”基于这种情况，应从现实社会入手，在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前提下，着力解决与普通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民生问题，完善各类社会保障体系，调整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分配关系，尽可能地缩小贫富差距，给予底层社会大众充分的向上流动机会。为了社会的发展稳定，任何一种政治体制的国家都会在这方面做出各种努力，但是在此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和利益垄断行业的抵制，这就需要国家从法律层面规范分配秩序，通过深化体制改革逐步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尤其是要借助网络互动沟通的便利交流优势，利用各种网络问政平台建立长效化的民众诉求反映渠道，拓展目前的网络政治参与体系，使社会公众有更多的机会进行意见表达，底层社会大众的声音能够得到倾听和及时回应，消除利益诉求多元化与诉求机制不健全的矛盾，提高各种公共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通过综合运用虚拟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多种跨界元素，把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冲突分流至网络空间，让虚拟社会为现实社会减压卸负，实现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良性互动，从基础上消解网络民粹主义的滋生土壤。

2.构建高质量的网络生态文明，是消解网络民粹主义的必备前提。虚拟社会生态环境的质量以及网络世界整体文明程度的高低，决定着网络民粹主义的出现频率和实践效果。网络民粹主义一向推崇道德优先，针对这一特点，可以把网络道德建设作为构建高质量网络生态文明的切入点。为了提升网民群体的接受度，需顺应信息时代的话语结构和语境特征，将传统道德文化与网络文化相结合，采用网民群体乐于接受的网络文化传播方式和内容形式，在虚拟社会开展网络道德教育，建立网络道德规范，提高网民群体的道德自觉程度，使他们能够用网络道德行为标准约束自己，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理性有序地参与虚拟社会的各种实践活动。政府作为网络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导力量，应着重思考如何在网络语境下构建权利与权力的新型关系，将其列入网络时代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政府应提升信息技术与社会管理方式的融合度，不断提高自身的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加速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杜绝网络问政中的功利思想，减少电子政务系统建设中的面子工程，真正通过网络途径为民解难。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加强虚拟社会法制体系建设。健全的法制体系是衡量生态文明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类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7]信息技术的更新异常迅速，网络立法应紧跟虚拟社会的发展变化，及时做出调整完善，用前瞻性的眼光对一些网络行为进行法律界定，规范网络信息传播，对煽动性、破坏性的网络言论进行更为严谨的司法管制，消解网络公共事件中的网络民粹主义倾向。

3.健全网络监督体系，是消解网络民粹主义的重要手段。网络民粹主义在实践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之一就是社会监督员，精英权威阶层、特别是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失范，最容易引发社会公众的非理性情绪，导致他们转化为网络民粹主义者。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目前的网络监督体系并不健全，处在非制度运行的状态，应通过网络监督的制度化实现网络监督的常态化、体系化运转。政府应首先给予网络监督合法的身份地位，明确对网络监督的态度，将网络监督和体制内监督融合使用，弥补传统监督手段的不足，提高监督效能。政府应出台实质性的举措，鼓励大众阶层参与网络监督，将网民群体纳入监督主体；合理运用各种新型媒介工具创新网络监督形式，拓宽社会公众通过互联网行使监督权利的实际路径；健全完善网络举报机制、受理机制和反馈机制，保障举报人的权益不受来自现实社会力量的侵害，让社会公众切实拥有对公权力失范行为实现监督诉求的渠道和手段。政府应把网络监督当成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自觉接受监督、真诚面对监督，进一步加大政务信息公开的力度，防止社会公众因信息误读而出现不实信息的扩散。为了让网络监督体系的覆盖范围更加广泛，除了对公权力实施监督之外，还应对私权的滥用现象进行监督。引导社会公众监督那些违背道德底线、价值底线的不良社会现象并加以批判，以此来促进网民群体的理性反思，引导公众意见的形成和情绪的走向，用民主、理性的网络监督达到消解网络民粹主义的目的。

4.培育高素养的网民主体，是消解网络民粹主义的有效途径。据《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12年底，在我国目前5.64亿的网民总量当中，30岁以下的青少年网民占有56.4%的构成比例，小学至大专学历层次的群体数量，占到了网民总量的88.7%。[8]具有此类群体特征的行为主体，政治认同感和社会归属感普遍较弱，容易在网络活动中产生盲从、冲动、偏激等非理，成为网络民粹主义的附庸，迫切需要提升其网络文化素养、网络政治素养和网络媒介素养。应在虚拟社会中为主流文化与网络文化的对接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提高公益文化的供给力度，采用技术手段消除负面网络文化的影响。通过逐步树立理性、民主、法制、诚信、自律的文化理念，建立更加具有包容性的网络文化，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来促进网民群体的行为自觉，使网民群体在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氛围中全面发展。同时，以此为基础，充分发挥文化的教化功能，在网民群体中培育健康的虚拟社会心态，帮助社会公众有节制地适度宣泄情绪，减少因情绪化因素而对社会现象造成的认知偏差，消解网络中的极端化情绪。另一方面，网民群体网络政治素养的提升，不能单纯依靠灌输与说教，那些艰涩的政治理论对于普通社会大众来说难以接受和理解，必须用通俗化、生活化、口号化的方式适度转化，在网络政治参与实践活动中加以实际演练，才能促使网民群体将其内化为自身的政治素养构成。与此同时，政府、网络媒体、网络服务商、虚拟社会中的非政府组织，应在治理理论的指导下建立合作体系，在虚拟社会为网民群体提供媒介素养训练空间，帮助社会公众提高信息辨识能力和媒介应用能力，利用网络媒介实现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

五、结语

网络民粹主义既体现出了大众阶层对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追求，又形成了对理性思维、民主政治的逆反。大量网络公共事件的出现，以及网络民粹主义的涌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转型背景下日益增多的矛盾冲突。因此，需要基于以人为本的思路，从多个角度加以分析审视，规制、消解网络民粹主义的负面影响，促进虚拟社会乃至现实社会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俞可平.现代化

进程中的民粹主

义[J].战略与管

理，1997，（1）.

[2]Margaret Canonv

an. Populism[M].

London： Junction，

1981：293.

[3]古斯塔夫·勒庞.乌

合之众：大众心理

研究 [M].冯克利，

译.北京：中央编译

出版社，2005：93.

[4]比尔·盖茨.未来之

路[M].雷嬿恒，

译.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1996：23.

[5]Edward Shiles.The

Torment of Secre

cy： The Back 2 gro

und and Consequen

ces of American

Security Policies

[M].New York：Free

Press，1956：101.

[6]乌尔里希·贝克.风

险社会[M].何博

文，译.南京：译林

出版社，2004：228一

250，270.

[7]塞缪尔·亨廷顿.变

化社会中的政治秩

序[M].王冠华，

译.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8：6.

[8]中国互联网络信息

中心.第31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R].北

京：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2013：18.

[9]林红.民粹主义

——概念、理论与实

证[M].北京：中央编

译出版社，2007.

[10]陶文昭.互联网上

的民粹主义思潮

[J].理论导报，

2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