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名著“遭遇”3D改编

在电影结尾处，尼克·卡罗威郑重地在手稿“GATSBY”前面加上了“THE GREAT”，赋予了他的主人公以“了不起”的价值。其实，早在1925年就有一只笔签下了这一称号，当时，年轻的菲茨杰拉德出版了《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如同里面描述的那束神奇的绿光一样，透射进不同时代美国人的心灵。在任何一个时刻翻开小说，人们都会看到那个至死都不明了命运的盖茨比还在幽灵般隔岸窥望着，眼里充满欲望和野心；与盖茨比不同，几乎所有读者都隔岸观火般洞悉盖茨比的悲剧和他必然的命运。这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盖茨比本人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是盖茨比总是让我们想到自己，我们何尝不是像他一样，总是徘徊在沉沉夜霭中，不由自主地被那道迷幻飘渺的绿光所吸引，而忘记了真正的自我呢？

《了不起的盖茨比》被改编成电影并不新奇，早在1926年就有了默片本，之后数度改编，2013年更是出现了这部场景辉煌美奂的3D版。基于小说在美国的深刻影响力和熟识度，评论界和观众对影片的议论与指责是可想而知的。文字和影像两种不同媒介在表现和揭示人物及其命运方面明显不同，打动读者和观众的方式更是迥异，其间的落差便成为众说纷纭的缘由。如，作为主角的盖茨比竟然在小说的第三章才正式出场，尼克·卡罗威这样回忆：“他心领神会地一笑……这是极为罕见的笑容，其中含有永久的善意的表情，你一辈子也不过能遇见一二次。它面对——或者似乎面对——整个永恒的世界一刹那，然后就凝注在你身上，对你表现出不可抗拒的偏爱。他了解你恰恰到你本人希望被了解的程度，相信你如同你乐于相信你自己那样，并且教你放心他对你的印象正是你最得意时希望给予别人的印象。”（摘自杨仁敬译本）这或许是菲茨杰拉德最为精彩的人物描述，但这也是诸如“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林黛玉”式的描述，这样意味深长的笑容纵然是落在最具表演才能的男星迪卡普里奥脸上，仍是遗憾的直露和浅表，更不要说，这部深刻触及读者心灵的寓言式作品转换成了好莱坞红男绿女的悲欢故事，如果没有菲茨杰拉德和小说，或许接纳的程度要好很多。

为什么要再次改编《了不起的盖茨比》，而且要用全3D的格式，新版电影带给观众什么样的新体验？其实，这个问题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这部影片不是孤例和个案，之前，法国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英国2012，导演汤姆·霍珀）和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英国2012，导演乔·怀特）等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经典文学都再次搬上银幕，且都取得了不俗成就。这些文学巨匠的作品表现了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强烈的人道主义批判，巍峨如高山般成为人类精神的积淀与源泉。在新版改编上，以上两部作品淡化了具有时代特性的社会主题，不约而同地从形式感和个性化上入手，塑造了当代意识明显的新安娜、新冉阿让、新沙威形象，数字技术融入了十九世纪的经典叙事中，并引领历史场景幻化和飞升起来。以上改编都不复具有原著的厚度和力度，也不再追求传统改编的真实性、还原性和完整性，但叙事效果和感染程度也是传统纸媒介无法企及和想象的。

《了不起的盖茨比》并不同于以上两部作品的大改观，至少在尊重原著方面是恪守了还原性。熟悉小说原著的观众会发现，巴兹·鲁赫曼执导的这部美国影片无论是叙事结构还是人物语言基本沿袭了原著，甚至还直接把小说的文字原文投影到3D的立体空间里。由于过于忠实原著，在几个人物核心冲突的场景中，人物都是操持着原著的语言，调度有些僵硬，近乎某种舞台剧效果。（这部影片其实也可以视为传统经典文学3D改编的一次尝试，一般来说，3D更能展示想象性的大场景，如何在立体空间里处理人物间细致的对话与反应，需要电影语言的调试和规范，在这方面，即使好莱坞，也仍然在路上。）《了不起的盖茨比》与以上两部影片相同的地方也是淡化了原著的社会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小说是菲茨杰拉德的激愤之作，他之所以将同情和悲悯到盖茨比身上，并且不无自恋地认为，“他们（汤姆、黛西等上流社会人物）是一帮混蛋”，“他们那一帮子都放在一起都比不上你”，他本人深刻体验到了当时社会的各种壁垒和隔阂，充溢着愤世嫉俗的情感，并将之寓言化为小说。甚至有人将小说主题简单概括为“穷小子不能娶千金小姐”，这恰恰是菲茨杰拉德本人的亲身经历。尽管菲茨杰拉德所处的时代已不同于雨果和托尔斯泰，但在核心主题上，仍能看到文学传统的延续。现在的影片也通过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和语言，点出了阶层、种族等隔阂，但落到当代社会，这些矛盾在美国已经大为缓解，不再作为叙事核心，而是更多作为叙事背景和策略呈现的。

影片最为成功的地方，显然是借助小说的背景和故事，展示了美国20世纪20年代那个奢靡浮华的时代。读小说原著，虽然也有喧闹奢华场面的描述，但大都是白描式的，并不具有十足强烈的冲击力。进入新世纪的电影，数字技术不断提升编制银幕梦幻的能力。对于新版改编者们来说，营造美轮美奂的视觉效果，将电影再造空间和时间的可能发挥到极致，成为其重要的方向。菲茨杰拉德和他的小说在新世纪再度被发掘，故事和人物本身所负载的价值和意义虽然如影相随，但最夺目和吸引人的地方已然让位于那个虚拟出的时代场景和那个影像背后具有无限潜能的电影机器。一些评论者和观众在面对新版《了不起的盖茨比》时或哑然失声或茫然失措或愤然抨击，或许让其不适应的并不是电影本身，而是其背后正在改变电影的强大力量，好莱坞和电影显然正在获得更为强大、更为匪夷所思的力量，甚至可以虚拟出历史和存在。这可能是个趋势，但是好？是坏？怎么判断呢？

菲茨杰拉德在其散文《爵士时代的回声》中写到：“这是奇迹的时代，这是艺术的时代，这是富余的时代，这是讽刺的时代”。热闹喧腾、浮华奢靡的美国二十年代也由此被命名为“爵士时代”。这个概括对于当代美国社会或许并未完全过时，但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却是恰当不过的隐喻。电影延用了小说原著中的一个意象：在通往纽约的必经路口有一个废弃的广告牌，上面绘制的埃克尔堡大夫阴郁的眼睛始终俯视着芸芸众生，那些飞蛾扑火般奔向繁华都会“寻梦”的人们都无一不在其审视下。菲茨杰拉德是有远见的，小说出版数年后，1929年席卷全美的经济危机就惊醒了“美国梦”，众多“盖茨比”式的人物所幻想的以“物质”满足换取幸福的迷梦瞬间瓦解。

盖茨比还徘徊在纽约欲望的河岸边，物欲蒸腾中的国人要小心了，你要过去与他为伍吗？

王宜文：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