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改编与改编的经典

经典文学的电影（视觉化）改编几乎与电影诞生同步，第一部“触电”的经典文学作品就是1899年的默片莎士比亚《约翰王》，距电影的诞生不过四五年时间。此后，与此相关的讨论、辩论、研究随之展开。在我国，以《红楼梦》为代表的经典文学历来是视觉产品改编的热门，这样的改编一出现，也立刻成为一时的热门话题。但令人失望的是，迄今为止的讨论，有逐渐从认真的争辩向娱乐事件、甚至意气用事发展的趋势，而且基本上是学者（经典作品研究者）与艺术家（电影改编者）各执一词，近年来又明显加入了网络力量。大部分的讨论缺乏共同出发点或基准，从而使这样的讨论缺乏娱乐新闻之外的意义，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学术上的。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欧美乃至世界文学经典的莎士比亚，其电影改编本身、对莎士比亚电影改编的研究、以及改编研究本身，在国际上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现已形成一个蔚为壮观的电影艺术、文学、学术及教育现象，莎士比亚电影不仅成为娱乐业的重要内容和话题，也成为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经典文学作品改编的标准和典范。因此，回顾莎士比亚电影改编的历程，审视围绕莎士比亚电影改编而展开的各种研究，了解国际上改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对我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前所述，莎士比亚与电影的“缘分”几乎和电影本身同步。根据不完全统计[1]，从1899到1926年间，欧美主要国家共出品约90部默片，包括了《哈姆莱特》、《威尼斯商人》等近20部莎士比亚戏剧作品。自1929年有声电影出现到2006年，上述地区共出产近70部莎士比亚电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称为“莎士比亚电影黄金十年”的20世纪90年代，从1989年到2000年，仅英美两国就出产了近20部莎士比亚电影，其中1996年就有6部。21世纪以来，每年也有一两部新的莎士比亚电影问世。

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莎士比亚电影改编大多基本再现原作的内容，而近40年来的改编作品，则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呈现出十分丰富的变化，即使是旨在表现“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亚，改编者也会在细节上加入个人和时代的理解，从而使作品具有更强的时代感。如布拉纳（Kenneth Branagh）在《无事生非》（1993）中调动各种电影元素，不时以妙趣横生的视觉效果，预告着莎士比亚的这出“欢喜冤家”间浪漫情爱的故事，将在镜头中表现为一场“性别之战”；而帕西诺（Al Pacino）2004年的《威尼斯商人》则通过一系列细节，刻意把原作中基督徒安东尼与犹太人夏洛克之间的短暂的“口水仗”，强化成为威尼斯民众对犹太人的歧视和围攻，使人联想起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纳粹德国的遭遇。这一场景被认为是莎士比亚影片改编的经典镜头之一。

将莎士比亚当代化，让莎士比亚的故事情节发生在当代社会，让莎士比亚的人物穿上现代人的服装，似乎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莎士比亚电影改编的主流，但这不仅是“标新立异”的手段，而是在更深的层面反映了编导对当下社会和生活的思考，也体现了莎士比亚作为经典文学的普遍意义，而经典作品参与当代生活，实际上也是经典作品生命力的根本体现。例如2000年美国出品的《哈姆莱特》（阿尔莫雷达导演），将悲剧从丹麦搬到了纽约曼哈顿的“丹麦控股公司”，把当年宫廷里的猜忌、争夺、阴谋、仇杀，搬进了当代的跨国企业，通过莎士比亚和哈姆莱特，审视当今社会商业暗战中的道德沦丧，审视被滥用和误用的高科技成果（如秘密摄像、监听设备）等等，用当今社会天天在发生的事实印证“莎士比亚属于所有时代”那句话。相比较之下，我国的经典文学改编中，鲜有“当代化”的尝试，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典总离我们很远”的观念。究其原因，是在于那些经典作品本身的内在因素缺乏当代化可能，还是我们其实对那些经典的研究和认识还有待深化和丰富化，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自觉的莎士比亚电影改编研究[2] 起步相对虽晚，却在很短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充满活力而且成果丰富的莎学分支，研究内容涉及莎士比亚电影改编史、莎士比亚电影改编综合研究、莎士比亚电影编导演研究、具体作品改编研究、改编理论研究等，而且每一时期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下一时期的电影编导演员，以及学术研究。1968年的《默片莎士比亚：一部奇妙而内容丰富的历史》、1971年的《莎士比亚与电影》和1977年的《胶片上的莎士比亚》三部著作[3]，标志着莎士比亚电影正式进入学术视野。此后，《银幕上的莎士比亚：国际电影及录像片名录》、《银幕莎士比亚史》、《电影中的莎士比亚：从默片时代到“恋爱中的莎士比亚”》、《银幕上的莎士比亚》等综述及资料性著作相继问世，为我们描述了莎士比亚电影改编的整体图景，并提供了到2000年之前的比较完整的资料信息[4]。

学术研究方面的成果更呈现出向深和广两个维度的发展：分别出版于1997年和2003年的姐妹篇《电影莎士比亚：通过胶片、电视和录像普及剧作》和《电影莎士比亚：通过胶片、电视、录像和影碟普及剧作》[5]，研究了莎士比亚改编、以及这些改编作品的载体，在普及莎士比亚时发挥着什么样的特殊作用，研究的意义显然已超越了文学和艺术的范畴，进入到文化、娱乐和社会的领域，特别是这几个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文学指南系列，不仅在关于莎士比亚的两本指南（1986，2001）中辟有专门章节讨论莎士比亚的电影改编，还于2000年专门出了一本《剑桥文学指南：胶片上的莎士比亚》，而更早些，世界性莎士比亚出版物之一《莎士比亚年鉴》的1997年刊，就以《银幕上的哈姆莱特》为专题，对这部经典之经典的银幕历史和改编作品所体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研讨。1999年的《莎士比亚与占用》[6] 一书，更具理论思考的特点，该书的各个章节从改编学视角对莎士比亚改编和摹写的各种形式及成果进行深入独到的分析和评论，将莎士比亚电影研究与更广泛的改编研究联系了起来。此外，关于莎士比亚电影的改编技巧与实践经验总结、以及在高等院校教学中运用莎士比亚电影讲授莎士比亚等问题，也有不少的著述成果。至于我国的莎士比亚电影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成果有《视觉时代的莎士比亚》、《影像莎士比亚》等学术专著，以及散见于学术期刊的单篇论文，《文本与视觉的互动：英美文学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应用》一书中，也有论述莎士比亚电影改编的内容[7]。

事实上，莎士比亚电影改编在一定程度上为身处经济和商业活动迅猛发展境况的文学经典的出路与机遇提供了有意义的启示。当前，社会和个人生活节奏前所未有地加快，“快餐文化”包括“快餐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时代的文化特征，但经典文学所传达的对人类生命、命运和生存境况的深刻思考、对社会和时代本质的揭示、对人类社会和生活发展的预示，又恰恰是当代所急需的。从另一方面看，经典文学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恰好是因为它们具有丰富的当下意义，能给当下的人们以启示、教益、滋养。经典中的精粹，不仅属于历史既往，也具有当代性和未来意义。正是在这一点上，莎士比亚电影改编及其相关的学术研究不仅证明经典文学与当代社会没有矛盾，我们完全可以借时代所能提供的各种技术和艺术支持，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自身的当代意义和经典性，而且也向我们展示了严肃的、自觉的学术研究在推动和推广经典改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莎士比亚电影改编还提出了视觉艺术产品中文学经典改编的尺度问题，这同样是一个既有理论意义，更有实践意义的课题。围绕《红楼梦》的荧幕改编而起的争论决非个案。事实上，无论中外，经典文学的电影改编向来是学术界和艺术界争论不休、“公婆各有理”的问题。学术界往往指责艺术界“过度改编”，甚至是“恶搞”，是为艺术牺牲文学；反之，改编者又以电影艺术的特殊性和商品性为辩词，强调电影作为视觉艺术产品的特殊性。正是在这样的问题上，莎士比亚电影改编不仅能标示经典文学改编的“度”，更能说明并非所有看似“真实”的改编都体现了原作的“精华”，也并非所有看似“恶搞”的作品都是纯粹的胡闹。成败的关键在于改编者的文学修养、时代敏感度和艺术造诣。成功的经典改编，往往不仅能使经典文学大众化（通俗化），也能使大众更为接近经典文学所传达的情感、意境、品味，更愿意接近经典文学。

从更深一层的理论意义上看，目前在国际上正在逐步发展的“改编研究”（adaptation studies），正是在莎士比亚等经典文学改编的研究、以及电影研究等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一门崭新的跨学科理论，它直接应对着视觉艺术产品对21世纪社会文化生活的前所未有的渗透和影响，直面这一视觉时代提出的各种挑战，并试图回答“文本与影视改编的关系究竟如何？文本产品与视觉产品的关系是什么？改编的原则与理念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8]。

改编研究初起时是“电影研究”（film studies）的一部分，20世纪60年代起进入欧美学术界，2000年以来，对各种类型改编的研究开始具有了自觉和系统性，改编研究或改编学开始进入国际学术视野。代表这一学科初起时主要成就的，是1985年的《电影与文学改编》，迄今国际上的改编学研究已成果斐然，主要著述包括：《小说/电影辩论再思考》、《文学与电影手册》、《电影中的文学：现实主义、魔幻及改编艺术》、《文学与电影：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实践指南》、《改编理论》、《改编研究》和《改编研究与反改编研究》[9] 等等，剑桥文学指南系列也于2007年出版了《银幕上的文学》专集。与之相呼应，国际学术组织“文学与银幕改编研究学会”于2006年在英国成立并召开第一届年会，会议论文集《银幕上的文学》（Literature on Screen）成为学会的学术刊物。2008年第三届年会（荷兰）决定将学会更名为“改编研究学会”（Association of Adaptation Studies），学会刊物也更名为《改编研究》（Adaptation），主要发表各种影评与书评，包括从文本到银幕、银幕到文本的改编、大众及“经典”文学的改编、剧场及小说的银幕、电视、动画、音轨改编、文学作品银幕改编的产品问题和文学类型问题等。这一系列活动标志着改编研究或改编学正式成为新的领域，进入了国际学术研究的视野。

改编研究从本质上说跨越了文学与影视研究两个领域，主要关注文学文本视觉化叙事与表征方式，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文学文本的视觉化产品（电影、电视）、文学文本视觉化过程中的各种机制（文本如何被视觉化）、文学视觉产品与文学文本的比较、文学（特别是“经典文学”）视觉化改编的限度与合法性，等等。显然，这些理论思考要回答的问题，也正是我国的文学、艺术、甚至娱乐界急需认真思考和回答的。

在一定意义上，改编研究的主要课题目前仍然是对影视改编文学作品这一行为的讨论，以及对影视作品本身的研究。前者涉及文学作品是否可以或应该被搬上银幕，影视改编文学作品（特别是经典文学作品）对作品本身及人们的阅读习惯会产生何种影响，影视改编作品是否还能被称为文学，是否还值得将其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对象，等等；后者则从各种角度切入影视改编作品，如改编在何种程度上“忠实于”或“偏离了”原文本，改编作品所体现的导演及演员对文本的阐释等，这就使改编研究与电影研究有了关联。但与电影研究不同的是，改编研究更为关注以胶片为载体、通过这样的技术和艺术改编而再现的文学作品，其叙事方式有何特征，改编体现了改编者什么样的阐释，这样的阐释与原文本关系如何，又在何种程度上体现着与时代、社会、文化、传统、文学、批评等之间的互文关系，等等。换句话说，它将影视作为文本来研究，而且，它不仅关注改编过程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更关注改编文本和改编过程的互文性，考虑在文本印刷符号向影片视觉符号转换时会产生的一系列互文问题：改编者的文学―文化―历史背景、改编活动发生时的历史―文化―技术背景、改编作品与原文本及文化―文学（批评）语境的关系等问题[10]。

值得注意的是，在主要欧美国家中，大众娱乐―民族文化―艺术创造―经典文学―理论研究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互动互补、相得益彰的关系。在大众娱乐和民族文化之间，经典文学作品的改编一方面为大众提供了高水平和高质量的娱乐内容，另一方面也凭借经典作品里感人的情节、深邃的思想、真切的情感、优美的场景，撒播经典作品的润物无声，将大众吸引到经典文学这一边，更用通俗的经典抵制庸俗。在艺术创造和文学经典之间，艺术创造不断（通过自己和他人的学术研究成果）从文学经典中寻找灵感和故事，文学经典也因为丰富多彩的艺术产品形象而更为大众喜闻乐见，更因为与艺术产品相关的文化活动而对文学经典产生了兴趣[11]。在艺术作品和理论研究之间，艺术创新的来源往往得益于艺术、文学、社会学、哲学等方面的理论研究，而理论研究的创新和发展，也离不开不断更新的艺术创造为它提供新的思路和课题。正是在这样一种多学科多层面的良性互动中，欧美文学经典成为文学和艺术创新不竭的源泉，文学经典不仅活在历史，更活在当下，从而形成欧美文化传统和当代的核心内容。

反观自身，我们有很长的很灿烂的经典文学传统，我们也有比较悠长和有一定成绩的经典文学改编实践的历史，但我们相对缺乏的，是对这一传统和实践的理论思考，缺乏对这一现象的学术研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讨论的层面，也限制了这样的讨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限制了通过学术讨论使艺术创作从本能向自觉的转变。当然，在这方面，国内已经有学者开始注意到了改编研究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并在学术刊物和报纸上发表了有关的文章。但总体来说，还缺乏后续和团队，尚未引起相关的艺术和文学领域的广泛重视。因此，了解和研究国际上正在发展的改编学理论，回顾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欧美经典文学改编的历史发展，研究欧美经典文学改编的案例，其意义不仅在于我们可以将他山之石攻本地之玉，通过文学艺术研究者、艺术产品创造者之间的合作和努力，使我们的经典文学改编产生质的提升，而且还能使中国的传统经典文学和文化更好地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在全球化时代里更加彰显自己独特的价值和魅力。

注释：

[1]本文的数据统计只包括以莎士比亚原作品名称出现的大银幕影片。详细情况请参见下列著作中的有关附表：Rothwell, Kenneth S. A History of Shakespeare on Scre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Jackson, Russell.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 on Fil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张冲、张琼著：《视觉时代的莎士比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2]这里未将莎士比亚电影公映后的影评考虑在内。

[3]Ball, Robert Hamilton. Shakespeare on Silent Film: A Strange Eventful Histor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8. Manvell, Roger. Shakespeare and the Film. London: Praeger, 1971. Jorgens, Jack. Shakespeare on Fil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7.

[4]Rothwell, Kenneth S. & Melzer, Annabelle Henkin. (eds.). Shakespeare on Screen: An International Filmography and Videography. London: Mansell, 1990. Rothwell, Kenneth S. A History of Shakespeare on Scre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Brode, Douglas. Shakespeare in the Movies: From the Silent Era to Shakespeare in Lo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Rosenthal, Daniel. Shakespeare on Screen. London: Hamlyn, 2001.

[5]Boose, Lynda & Richard Burt. (eds.). Shakespeare, the Movie: Popularizing the Plays on Film, TV and Video.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Shakespeare, the Movie, II: Popularizing the Plays on Film, TV, Video and DV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6]Desmet, Christy & Sawyer, Robert. (eds.). Shakespeare and Appropri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7] 张冲、张琼合著：《视觉时代的莎士比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吴辉著：《影像莎士比亚》，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张冲主编：《文本与视觉的互动：英美文学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应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8]见张琼：“从文本述说的时代到述说文本的时代――论改编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国外文学》2009年第4期第40页。

[9] 《电影与文学改编》（L’adaptation cinématique et litérature，法语中译本，2005年）、Kamilla Elliott：Rethinking the Novel/Film Debate（2003）、Robert Stam：A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and Film（2004）、Robert Stam：Literature through Film: Realism, Magic, and the Art of Adaptation（2005）、Robert Stam：Literature and Film: A Guid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ilm Adaptation（2005）、Linda Hutcheon：A Theory of Adaptation（2006）、Julie Sanders：Adaptation（2006）、Thomas Leitch：Adapt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2007）。

[10]参见张琼：《改编学与改编研究：语境・理论・应用》，《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

[11]在英国，莎士比亚戏剧演出之后经常安排有专门的“谈话场”，请主创和演员上台与观众交流改编、演出的心得，颇受大众欢迎。

张冲：复旦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