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研究的新成果: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考察

2004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Finn E．Kydland）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C． Prescott），“以表彰他们对于动态宏观经济学：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和商业周期驱动力的贡献”。两位学者的获奖成果主要体现在他们分别于1977年和1982年合作完成的两篇学术论文中，即《规则制定而不是相机抉择：最优政策选择的不一致性》、《构建时间与总量波动》。他们的突出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宏观经济政策中的“时间一致性问题”进行分析，为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实际有效运用提供了新的思路；二是在对经济周期的研究中，通过对引起经济周期波动的各种因素和各因素间相互关系的分析，深化了人们对这一现象的理解和认识。同时，他们的分析方法也为后来的学者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以为，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评介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学术思想和经济理论是有现实意义的。

一、基本学术态度

长期居于主流经济学地位的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20世纪70年代整个资本主义国家遭遇的经济“滞胀”局势，在实践中也束手无策。这时，新自由主义学说重新抬头，并在经济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反对国家干预的思想系统化和理论化，即“对凯恩斯革命的革命”。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是新自由主义诸多流派之一。他们对凯恩斯主义发起批判。理性人最大化效用、只有实际变量才至关重要（如“货币非中性”）、价格和工资灵变从而市场连续出清的假设，是他们最重要的三个信条，形成一系列宏观经济模型，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掀起了一场重建宏观经济学的“革命”。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同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卢卡斯和萨金特等人提出和开发了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卢卡斯用理性预期假说改造了自然率假说，采用了比货币主义者更为激进的说法：对自然率的偏离是瞬时现象，短期中也不存在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换；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失业出自劳动者最大化自身效用的自愿的工作与闲暇跨时替代效应，等等。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等人不赞同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实际商业周期理论）。同样信奉新古典信条的这两种理论的主要分歧在于，强调经济波动的根源是影响总需求的名义变量的货币冲击，还是影响总供给的实际变量的技术―――生产率冲击。由此可见，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虽然与卢卡斯等人同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但学术观点并不完全相同。可以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学说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时间一致性问题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指出，所谓时间一致性问题（time consistency problem），是指由于政策在时间上的不一致性（动态不一致性）所造成的政府政策目标无法完全实现的问题，也就是说由于政策缺乏可信性而导致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未能达到最初的政策目标，从而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通过某种制度安排（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来强化政府政策的可信性，那么就可以实现一定的帕累托改进，从而使这一问题得以解决。他们认为，如果经济政策的制定者缺乏提前作出某种特定决策的能力，那么他们通常就无法在稍后的时间里执行最理想的政策。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货币政策目标是物价稳定的情况下仍然会出现高通货膨胀率。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如果公众预计未来资本税收（capital taxation ）将上升，那么他们就会减少储蓄；如果企业预计将来的货币政策比较宽松、通货膨胀率将上涨，那么企业将会提高产品价格和工资。因此，在经济决策中必须要考虑到公众与政府对政策的预期，这就是时间一致性问题。

通过详细考察他们发现，公众在作出当期决策的时候，不仅要考察政府当期和之前曾作过的政策选择，而且要考虑政府将来的政策趋势，同时还要参考自己的选择会对政府未来的决策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静态分析方法并没有考虑到公众对政府政策的预期，因此显然不是最优的求解方法，其所得到的均衡结果也只能算是一个次优均衡，由此也就产生了所谓的“时间一致性问题”。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够通过某种制度安排或者制定某种规则使得公众充分相信当经济进入下一阶段以后，政府在前一阶段的承诺仍然是它的最佳选择，那么政府所期望出现的结果就能实现。如果公众认为政府政策未来会改变，或政府在前一阶段所作的承诺不会兑现，这种预期就会使公众采取与政府不一致的行为，从而会导致政府的政策或政府的预期无法实现。因此，政府可以随时改变政策，而公众并没有能力去束缚政府的行为。政府经过重新考虑选择的最优政策与最初的最优政策之间存在的一定的差异，这种事先与事后最优之间的差异就形成最优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

三、实际经济周期

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解释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周期是由投资需求冲击引起的。而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使经济学家们意识到供给也是影响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卢卡斯和萨金特等人提出货币商业周期理论，认为货币供给的冲击即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会引起经济波动，但1982年以后这一理论也陷入困境。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批经济学家开始转向实际因素，试图用实际因素去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同开创的实际经济或商业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被认为是近20年来宏观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货币是中性的，即货币数量的变化对经济没有真实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是实际因素，其别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冲击。经济经历着技术冲击，这种冲击决定了投入（资本与劳动）转变为产出的能力，引起产出与就业的波动。技术冲击具有随机性质，它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也呈现出随机的跳跃性：当出现技术进步时，经济就在更高的起点增长；若技术恶化或下降，经济将出现衰退。当技术冲击最初发生于某一个部门时，由于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它会引起整个宏观经济的波动。同样，宏观经济的持续波动可以是由连续的单方向的技术冲击造成，也可以是由一次性重大冲击带来的。这里，技术冲击是广义的。许多事件并不是技术性的，但也像技术冲击一样影响着生产函数，如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变化、气候的变化等。他们认为，技术进步冲击引起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就业、投资和产出提高，总供给曲线上移，经济高涨；反之，则出现相反的结果。商业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基本趋势本身的波动，而不是实际经济围绕基本趋势的波动，即商业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而是均衡本身暂时的波动，这就是真实经济周期的深刻涵义。

四、政策主张

按照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理论，商业周期的驱动力量是技术进步，在这样一种前提下，作为外生力量的经济政策很难与实际周期达到时间的一致性。既然商业周期只是均衡本身暂时的波动，并且会回到均衡，从而具有帕累托效率，那末就不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市场能够自行保持均衡，政府没有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从政府来看，政府的政策本身也有缺陷：由于条件所限，政府不可能掌握制定政策的充分信息；政策的作用滞后，即政策的出台与政策起作用之间有一段时间间隔；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会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有可能没有反映公众的利益。因此，经济政策很难向政府的预期那样，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如果政策出现失误，则会加剧经济的不均衡和不稳定性，最后会破坏市场的调节作用。

时间一致性问题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是当今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同样有借鉴意义。

首先，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认为技术进步是影响经济周期的重要因素，这个观点有现实意义。目前，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知识经济正成为新的社会形态。在新技术革命的基础上，发达国家的经济正日益信息化，高新技术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信息产业也成为新型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日趋融合，新科技革命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而抓住这一机遇，对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意义重大。我们应坚持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使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更上一个新台阶。可以预见，这些因素将会全面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经济发展方向和经济增长方式等。

其次，注重政府政策的基点。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政府无疑起着重要作用，它既是经济主体也是改革主体，是发展经济与深化改革的主导推动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合理发挥政府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少政策失误对经济的不利影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要作到这一点，保证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政策利益的公共性至关重要。因此，政府的决策应尽可能广泛地掌握信息，注重社会各方面的反复协调；政府的政策要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着力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政府调控的基点是国民经济全局，而不是行业利益或地区利益；政府应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维护政府的声誉。只有这样，才能使宏观调控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理论研究上，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学说对我们确有启示，但从现实看，也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探讨的地方。

第一， 他们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在否定凯恩斯主义关于需求波动导致经济周期观点的同时，强调供给是经济周期的根源，这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中，供求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供给与需求是一对最基本的因素。它们是市场机制的构成要素，供求与价格的双向调节，是市场机制运行的最本质内容，即价格上升，会刺激供给和抑制需求；价格下降，则会抑制供给和刺激需求。可见，在市场机制运行过程中，供给与需求相互结合并共同发生作用，不存在两者相互割裂、独自发挥作用的情况。从我国的经济实践来看，既要注重新科技革命和技术进步的供给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能忽视需求因素的制约作用。为此，要不断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正是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着力解决的重点问题。

第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过分突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作用，未免过于偏颇。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影响经济运行的因素有很多，有自然的、技术的、经济的因素，也有政治、社会的因素。因此，过于突出技术因素的作用，虽然有利于个别问题研究的深入，但也会限制人们的理论视野。例如，从我国的现实来看，政治周期对经济周期就有很大的影响。胡鞍钢等人就研究过党代会的周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在1977年到2003年间，党代会召开的当年，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0．3％，第二年11．0％，第三年9．3％，第四年8．7％，第五年8．0％。这表明，政治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很大的。

第三，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完全否定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这与现实不符。众所周知，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课题。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也是经济主体之一，政府行为对经济活动有重要影响。现实的市场经济，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但是市场调节的失灵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失衡，需要政府调节来加以弥补。事实上，世界上不存在纯粹的市场调节的经济，也不存在纯粹的政府全面干预的经济，市场调节与政府管理总是并存的，是相辅相成的。只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期，市场与政府的地位有所不同，即使是经济自由度最高的美国，经济运行中也有政府因素。因此，重要的问题是合理确定市场与政府权利的边界，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使政府管理以市场为基础，以市场均衡为目标。

（作者为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