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超级富豪的“国家责任”

“段位”高，意味着往往能超越那些非市场的力量，个人地位和资产积累也更稳固。“工科男”马化腾、李彦宏，对政治三缄其口，只因他们比谁都“懂政治”。

天下的钱都是一样的，人们获得财富的“红与黑”逻辑也大同小异。但是，富豪“段位”却各有不同。

所有人都希望成为富豪，这是阶层晋级。但富豪同样需要晋级，这关乎财富稳固和个人命运。

不同的层级，富豪的命运也不同。比方说，一些富豪在“失联”后，其“复联”后的消瘦身影，只会出现在电视屏幕中的审判席上。另一些则不然，他们“复联”后，却西装革履地出现在跨国资产交易的谈判桌前。这种判若云泥的人生境遇，源自中国富豪的“段位”差异。

经过30多年的财富积累，中国富豪出现了明显的“段位”分化。这种分化，并非完全按财富多寡来界定，而很大程度上基于富豪的自我定位和宏观视野，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旗下资产结构的配置大框架。

目前，中国富豪可以分为3个“段位”：第一层次是地方土豪;第二层次是全国性超级富豪;第三层次是全球巨富。在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下，“段位”越高，也意味着你往往越能超越那些非市场的力量，个人地位和资产积累也更稳固。

所有人都看到这一点。因此，无论是万达、复星、安邦，还是BAT互联网巨头背后的富豪，以及其他即将崛起或不为人知的精英，他们全都在进行一场“段位”晋级大战。 “问题土豪”的套利逻辑

1999年，由大连市长升任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也就在这一年，大连诞生了中国商业足球史上的一笔大生意。

万达集团向实德集团转让俱乐部30%股份，球队取名为大连万达实德足球队。一年后，实德买下所有股份，球队正式更名为“大连实德”。足球界戏称，徐明正式接过了王健林的“棒”。

“接棒”之外，这或许也代表了一种分道扬镳。此后，王健林和徐明走上了不同的富豪之路。前者要做的是全国性的富豪，在全国范围内配置资源和套利，而后者则更倾向于在特定地区、特定行业获取超额收益，这是地方性的土豪。

两种富豪的命运是不同的。这些年，那些走上了审判席或者证人席，以及“失联”很久不知所踪的富豪，多半都属于土豪层级。

所谓“土”，并不在于其出身，而在于其地方性、封闭性和排他性。出问题的“土豪”，除了公开的商人身份之外，他们的另一重身份必定是某些权贵家族或者地方官员的“私人财富操盘手”。

自古以来，在强大的中央集权体系之下，中国富豪的获利方式其实只有两种：一是特许经营，二是套利。地方土豪在这两方面表现得最突出，出问题的人也最多。

特许经营多半发生在近代以及之前的中国社会，因为有政治权力的照顾，一些商人会拿到钱币铸造、盐类经营、钱庄票号的特许证。一个小型的、封闭的富豪圈子，可以进行排他性的生意，没有竞争，财富积累极快。从吕不韦到近代的胡雪岩都是这一类的典型代表，但几乎无人得以善终。

新中国建立之后，特许经营类的富豪不再有了生存空间。因为，特许经营成了国有企业的专利，也是新兴大国执政的经济基础。

但国家对资源的全面掌控，也为套利型富豪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套利型富豪的套利逻辑，是在政治权力的帮助之下，在国家控制的商品或要素市场获取低价商品和要素，然后高价倒卖。王石曾“倒卖玉米”，而改革开放初期那些拿“批条”，做“倒爷”的高干子弟，更是套利型富豪的初级版。

商品市场的套利之外，更高级的是要素市场的套利。实际上，中国大多数富豪的发家逻辑都是：在商品市场“套利”淘得第一桶金，然后进入要素市场“套利”，从而把生意做大。

所谓要素，最重要的只有两个：一是土地，二是资金。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多数都曾在这两个要素市场左右逢源。近年来，两庄涉及政治局前委员级别的腐败大案，都有着这类富豪的身影。

在案中，富豪张荣坤非法取得上海社保局32亿元资金，用来收购沪杭高速上海段的经营权。这是典型的资金套利行为。

按照我国的法规，地方的社会保险基金除按规定预留必要的支付金外，须全部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一律不得进行其他投资。但这也意味着地方社保基金的收益率极低，在不法商人看来，“老百姓养命钱”是一笔低成本资金，挪作他用，可以赚取收益差。

在案中，徐明的套利表现在土地要素上。徐明在大连和重庆拿地，得到了的不少照顾。地产业内人士惊呼：“能在此地拿地的开发商，背景都非同一般。”

不过，除了套利之外，这些腐败案件同样有特许经营的影子。比如，张荣坤的福禧投资用杠杆收购方式，将沪杭高速上海段30年经营权纳入囊中，成为了公众视野中的“公路大王”。这既是国有股权的低价转让，也是一种权力护航的特许经营。

2004年，在出任商务部长期间，大连实德获得了成品油国际贸易经营权牌照。石油贸易是国家管制最为严格的贸易领域，一般的民营富豪难以涉足，而当时的徐明不过三十出头。

王健林曾回忆说，万达一度在大连过得很难受。“一个是当时的领导也不太喜欢我们，因为我们也不表示啊，老不表示。”“（在大连）跌跌撞撞的，很少直接从一手拿到地。”

2008年，王健林将万达总部由大连迁往北京CBD万达广场，在公司结构层面搭建起了全国性的布局。而此时的徐明，正忙于在重庆拓展项目，在“问题土豪”的路上如鱼得水，越走越远。 超级富豪的“国家责任”

不过，万达搬到北京未必真是混不下去，而是王健林本人希望这家企业是真正的全国性企业，自己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超级富豪。

对比而言，无论是徐明，还是张荣坤的致富故事，都具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尽管他们的财富曾位居富豪榜前列，但他们根本算不上全国性富豪，而只是地方土豪。张荣坤的“福地”主要是苏南和上海，而徐明则主要是大连和重庆。

另外一些“出事”的富豪也大多情况类似。刘汉主要在四川和西南发家，经营基建、甚至电力，而楼忠福主要在浙江发家。他们之所以发迹，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和地方官员的“关系”。

这并不是说，地方性土豪都有问题。实际上，许多地方性土豪正是地方经济的支柱，也是推动一方发展的积极力量。但与全国性富豪相比，从根本上来讲，地域只是表现，而真正的区别在于，他们对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特别是资金市场的利用程度有所不同。

地方土豪偏居一隅，苦心经营地方政经网络，希望从有限的投入中实现效益的最大化。而超级富豪们则更倾向于全国范围内的套利，他们的格局明显不同。地域性的套利，由于经济规模、市场容量方面的限制，想要获取超额收益，很大程度上必须通过与权力的合谋来实现。这也是他们容易出问题的原因。

全国性的套利则有所不同，因为市场广袤，以及中国金融市场的特性―银行沉积了大量的廉价资金，富豪套利在很多时候只需要利用信息不对称即可。对面向全国市场的全国性富豪而言，“薄利多收”同样可以实现财富的迅速积累，他们寻求地方官员庇护的冲动相对较低。尽管其很多套利行为可能是灰色的，但未必都触及了法律红线。

某种意义上讲，全国性超级富豪的产生是中国商业文明的重大进步。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现象是，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其实并未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超级富豪。

在帝制时代，中国的商人多是“行商”。因为中央集权的需要，地方官经常异地调换，这意味着他们背后的商人群体必须经常转移市场，才能获取庇护。

这种独特“行商”文化，甚至催生了中国文学中一个规模不小的诗歌流派―“闺怨诗”。它们多半写的是商人流动性太强，转战南北，而那些正值繁花盛开岁月的妇女，无法忍受“嫁做商人妇”的孤单和凄凉。

在近代，江浙财团盘踞长三角，但国民政府始终未能真正统一中国，因此无法建立全国性的商品和要素市场，中国也没有真正的全国性超级富豪。只有在改革开放后，中国才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超级富豪，王健林是个典型。

可以说，在地方财权向中央集中的大背景下，万达这样的房地产巨头其实犹如一套民间的“转移支付系统”。资金通过国家控股的银行贷给开发商，而这些资金通过各种方式，最终流向了地方的城市建设。这和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相比，效果异曲同工。

实际上，在上世纪朱F基的财政金融改革之后，地产商的这套“转移支付系统”的确成为了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近年来，王健林“底气”越来越足，必然和他深知自己的“重要角色”有很大关系。

除了全国性的地产富豪，另一类全国性富豪是综合财团背后的大佬。最初，他们横跨多个行业，在不同的行业之间腾挪资金。综合财团的最大好处是，如果A行业能够拿到的融资比较便宜，而B行业收益高，那么他们便会在A行业融资，在B行业投资。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很多超级富豪的财富版图中，竟然有钢铁这种利润并不高的行业，即便行业走入下行周期也不放弃。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在一些落后地区，钢铁行业关乎地方政绩，会得到地方政府的隐性支持，同时也易于和银行搞关系，因此会对整个财团的融资有帮助。

但现在，中国的财团们显然已经不再满足于资金腾挪，它们很多索性拿金融牌照，建立保险公司为代表的低成本资金来源。复星，以及后来崛起的安邦、宝能等，便是典型。

不论是地产富豪，还是综合财团大佬，作为全国性超级富豪，他们在一国经济中扮演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地方官面前，他们腰杆笔直。王健林说“亲近政府、远离政治”，不是富豪的大佬王石说“从不行贿”，这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地方土豪容易出事，而全国性的富豪往往得以从一些政治变动中全身而退。

就背景而言，地方土豪和全国性富豪是有所区别的。张荣坤出身于苏南一个普通的石库门大宅院，徐明出身于东北农村一个茅草屋，刘汉也出身于四川的贫寒之家。他们都没有受过像样的大学教育，但天资聪颖，有着出人头地的野心。

这些地方土豪有点像司汤达笔下的于连。于连将上层社会的妇女作为自己攀爬的阶梯，而中国的土豪则将实权地方官作为打造商业帝国的筹码。实际上，他们“红与黑”的逻辑都是相同的：靠近权力，获取超额收益，迅速实现社会阶层和个人财富的大跨越。

对比而言，许多全国性富豪则显出不同的一番格局。王健林出身于干部家庭，父亲是老红军，在四川担任过中层干部。复星的郭广昌虽然出身农家，但上了复旦大学，是中国式阶层流动工具―高等教育的受益者。

这不是“出身决定论”，但没有人会否认，不同的成长经历会让一个人在冒险性，以及对权力的认识上有所不同。财富大格局，往往始于微处。 走向全球巨富

全国性富豪阶层的崛起，另一个必须提及的群体是互联网精英。他们是中国富豪从富豪的“第二层级”通向“第三层级”的过渡阶段。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除了“性情中人”马云偶尔把持不住之外，中国的绝大多数互联网精英几乎不谈政治，甚至一点都不谈。这并非他们都是“工科男”，而是源自于这个行业的特殊性―互联网产业是中国享受“大国红利”最多的行业，没有之一。

互联网产业的精髓根本就不是什么“打破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之类，而在于这个产业具有最低的扩张成本，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企业的产品质量和市场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扩张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这让它们享受“大国红利”最多、最快。

但“大国红利”也是一把双刃剑。企业做大，市场扩张是几何级增长，反过来，国家政策的任何变动，对行业的影响也是几何倍数级的。

广告法规的立法和执行是否变动？财政收入增速下滑，网店会否全面收税？考虑到青少年健康成长，国家会否严控网络游戏？你要知道，百度是中国最大的“广告公司”，阿里巴巴是最大的网店平台，而腾讯是最大的游戏供应商。这三方面的政策变量，会立刻影响BAT三巨头的股价。这种政治和财富的“联动”程度，在互联网产业甚至超过了房地产。

以前，和房地产公司相比，互联网产业几乎不需要处理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和地方政治的“摩擦成本”几乎为零。但现在，这种局面也在改变。互联网公司开始热衷于到地方“拿地”，变相搞房地产，或者拿地方的“大数据”项目，和那些不重视考察产品质量与服务绩效的政府机构做生意。

可以说，即便抛开社会稳定、舆论政策之类的问题不谈，就商言商，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也比其他任何行业都需要“讲政治”。“工科男”马化腾、李彦宏，对政治三缄其口，这只是因为他们比谁都“懂政治”。

2015年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国互联网经济占GDP的比重已超过美国，达到4.4%的水平。在全球市值排名前10的互联网公司中，中国企业占据1/3。但是，数据并不能说明中国的互联网富豪已经跃居世界级。它们只是比第二层级的全国性富豪略高，还远远没有达到第三层级。

第三层级是全球巨富，他们位于全球财富金字塔的顶端，这不单是指财富数量，更是指政治经济地位。在这个塔顶，可以避免一国政治、经济变动可能造成的财富贬损，而第二层级则没有这个能力。在中国，只有李嘉诚这样少数的顶级富豪勉强做到了。

为何如此？从财务学上讲，所有的富豪其实都是在“套利”，他们在投资端的投资收益减去融资端的融资成本便是“套利所得”。世界巨富的要求是，这两端都必须是世界级的。

在融资端，李嘉诚旗下上市公司的资金来自于香港股市，这是一个世界化的融资平台。因此，在融资端，李嘉诚是世界级的。

在投资端，李嘉诚的资产在英国、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及美国、以色列广泛配置，这意味着它的投资端也是世界级的。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尽管在美国或香港上市，但它们只有融资端是世界级的，而投资端即主要的业务板块局限于内地，因此还说不上存在真正的全球巨富。

反观美国亿万富豪，他们的“两端”国际化程度都较高。“两端”国际化的价值之一是套利方便，可以在不同市场获取低成本资金;另一优点则是财富配置安全，因为富豪有足够的“国家选择权”。最近，英国议会计划辩论“是否该响应50多万人签名请愿，阻止发表反穆斯林言论的美国富豪政客特朗普进入英国”，特朗普就透过发言人说，如果自己被禁入境，将取消对英国10亿美元的投资。

中国目前政治稳定，是世界上最理想的投资地之一，扎根中国是富豪们明智的选择。但不可否认，中国富豪们的全球味还不够浓，这也是他们努力的方向。实际上，国家权力对中国富豪晋级“全球巨富”这一点也是支持的，因为这是中国企业收购海外优质资产的最好路径。

韩国崛起最成功的经验，是国家权力对私人财团的大力支持。韩国私人财团得到最大的支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金融法规对财团内部结构的“宽容”，产融结合，利于海外扩张;二是银行业对企业出海的绝对支持，国民的高储蓄很容易“借给”大财团进行海外投资。

对中国而言，韩国经验值得学习。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中国国企的海外扩张和投资，往往会遭遇极大的政治阻力;相反，私人财团则属于“两头讨好”。在国内，金融机构可以大力支持其“出海”，而对国外合作者及政客而言，私人财团也更容易被接受。

但是，私人财团也不能成为“离岸富豪”，即公司注册在海外，财产转移到海外，赚钱却在国内。某种程度上，不做“离岸富豪”是中国新一代富豪的行为“底线”。可以说，包括复星、安邦、平安这样的综合财团和金融财团，早已看到这个大趋势。它们读懂了国家的战略意图，也明确了自己的定位和行为框架。

无论是王健林这样的地产大亨，还是马云、马化腾这样的互联网巨头，他们都深谙作为中国超级富豪有着什么样的“国家责任”，更清楚现在和未来应该做什么。他们的心中，这条由“第二层级”晋级“第三层级”的路正缓缓铺开。

2016年初，最新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截至去年底，王健林个人财富达369亿美元，居亚洲第一。就在一个月前，另一个消息则颇显悲凉：前实德董事长徐明的骨灰在亲属护送下回到了大连。

一个走出了大连，一个永远都无法再走出大连。一个成功“晋级”，一个没有。